再论《世说新语》的诗学价值——谢安“雅人深致”说新解

《世说新语·文学篇》所记谢安“雅人深致”一说,因为蕴藏着经学与文学、“言志”与“缘情”的双重张力,引发了广泛而持久的诗学争议。历来学者如宋祁、刘辰翁、王士禛等多激赏谢玄而质疑谢安。事实上,“雅人”并非泛指“高人雅士”,而是特指“诗人”,具体说就是与“风人”相对的“雅诗的作者”。正确理解“雅人深致”,既要注意《诗》有《风》《雅》二体、《雅》有小大正变的大背景,又要在“赋诗言志”的意义上体察谢安与谢玄人格气象和生命境界的内在差异。王夫之认为二谢所引《毛诗》“同一达情之妙”,无形中掩盖了“风人之致”与“雅人深致”这两种不同审美趣味的差别,故仍有一间之未达。晚清大儒沈曾植则立足儒家诗学的风雅传统,以人学论诗学,既还原了“雅体尊,风体卑”的礼乐诗教的真实生态,又以“雅人”为“敦善行而不怠之君子”,深刻揭示了谢安风流名士背后的儒者情怀和大臣心曲,堪称谢安的隔代知音。要之,对“雅人深致”的正确解读,既是诗学问题,也是人学问题,既关乎诗教和诗品,更关乎人教与人品。谢安是《世说新语》中记载最多的魏晋名士,他对于中国“雅文化”的形成厥功至伟,其“雅人深致”的诗学观念具有非常丰富的阐释空间,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世说新语》的诗学价值。

魏晋人的“啸”

“啸”起源于先秦,经两汉至于魏晋,风行一时,为名士高人所好。魏晋人对“啸”的偏爱反映出魏晋时代特殊的精神追求与生命意趣。“啸”之所以为魏晋时人所重是因为,“啸”能传递言不可追的真意,让人逃离俗世的纷扰,将人向“道”之境界提升。对于魏晋士人来说,作为一种隐晦地表达情绪、疏解压力、彰显个性的手段,“啸”能满足士人们的心理需要。而对于魏晋隐士来说,他们隐退山林、复归自然,“啸”不再是手段,而是本能。

法天贵真--《世说新语》中魏晋名士的真我气度

《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士人,纵心乘兴,追求活出真我的风彩,追求至性至情的人生。他们对家国、对亲情、对爱情、对友情、对生命、对美好事物都充满了强烈的关注与热爱。他们的行事往往是放诞不羁的,超乎常人的想象,放诞的表象下是超越功利、超越世俗的审美的艺术化的人生境界。

《世说新语》“鬼子敢尔”论考

《世说新语·方正》第18条,陆机怒骂卢志“鬼子敢尔”,此事先见于《郭子》,但《郭子》的记载并无“鬼子敢尔”一语。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引“卢充幽婚”传闻释“鬼子”一词的来历,然而从“幽婚”到“鬼子”一语,其中的褒贬明显不同。“鬼子”一词带有强烈的贬义,与“幽婚”传闻对卢氏家族态度迥异,说明“幽婚”传闻不足以释“鬼子”一词之来历。与道教的关联使卢氏家族与鬼神之说产生联系,卢循的失败又使卢氏在南朝地位下降,影响了《世说新语》对卢志的书写。在众多传闻中,《世说新语》作者选择了“鬼子”一语,说明创作者通过细节表明感情态度的特点。此外,不同时期文献对“幽婚”传闻的不同态度,正反映出家族地位的变化对家族先人评价的影响。

“贤媛”的故事:论《世说新语》中的女性书写

《世说新语》是记录魏晋时期士人言行、轶事的笔记体小说集,它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崇尚清谈的文化风气以及个体意识逐渐觉醒的人文风度。作为其中的部分之一,以魏晋“贤媛”为代表的古代女性书写正在引起人们的关注。其一,她们化身为德行的维护者,或者对偏离德行的行为施以批评,或者身体力行地对德行加以实践。其二,她们的才智行为受到了格外重视,既包括对其不输于名士的学识的描绘,也包括对其异于常人的处世智慧的展示。其三,她们的个性得到了特别凸显,既有对个体天然性格的书写,也有对个体之间人格平等的书写。《世说新语》在小说领域创设了女性书写的传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较大影响。

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品读《世说新语》中的女性形象

一部《世说新语》道尽名士风流,其中讲述的不少故事也展现了魏晋时期个性十足的女性形象,她们或才智出众,或贤惠淑良,或母仪垂范,风采跃然于纸上。作者通过形象化的手法和描写方式,在只言片语间就将人物的性格与特征展露无遗,让她们焕发出女性的独特魅力,而且这部经典文本也对后世文学作品包括体例、素材等方面以及社会风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论魏晋人物美学的范畴与体系

兴起于汉末魏晋的人物品评,蕴涵了一个内容丰富、相对完足的审美体系,标志着中国古代人物美学观念的成熟。而在人物品评中形成的一系列概念和范畴,如"形""神""才""性""情""识""度""器""量"以及"清"、"通"、"简"、"远"等,则分别构成了魏晋人物美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评价体系。这在中国审美文化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论《世说新语》与《红楼梦》的文化共性

作为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文言笔记和白话长篇的两部代表作品,《世说新语》与《红楼梦》都是具有超越性价值的伟大经典,在思想、艺术乃至哲学上都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这种渊源形成了某种遥相呼应的文化共性。具体而言,包括四个方面:空间结构与大观视角;以人为本与以情为主;艺术精神与形上品格;女性发现与女性崇拜。认识经典的超越性价值,应当具备从人本位、情本体、美本原三个方面阅读作品的能力,在文学鉴赏和研究中,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超越性阅读体验"。

人物品评与《世说新语》的叙事结构

《世说新语》以人物品评为主要叙事内容,并辐射到魏晋时期的社会生活与名士风流,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志人小说。其"分类开放式"叙述结构,实际上是从36个不同的角度去品评人物,展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直接影响和决定了《世说新语》的叙事策略与叙事语言,在中外小说叙事史上都具有"革命性"意义,也是"世说体"历千年而不衰的主要原因之一。

《世说新语》之魏晋女性风尚论

古代女子在思想方面遵守无才便是德的操守,生活上顺从丈夫、严守妇德,附属于男子。但是成书于南朝时期的《世说新语》中所反映的女性形象却是另一番景象。她们的思想和行为与以往对女性的要求大相径庭甚至相违背,在诸多方面展现出魏晋时期女性与众不同的风尚和独特的魅力。

明代《世说新语》的研究及影响

本文讨论了明代《世说新语》的研究情况及主要的研究形式。作者认为,明代《世说新语》的代表为王世懋和何良俊。他们的身份、地位以及他们对《世说新语》的研究观点,确立了《世说新语》三十六门类叙事的体例规范;使正文与注的相互响应与补充成为《世说新语》类拟、续之作的典范;提出了对叙述文辞与所叙内容合乎社会规范的统一的关注。对《世说新语》的传播和明清的《世说新语》拟续之作产生重大的影响。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二人称代词的句法、语义、语用特征

《世说新语》中的第二人称代词有"汝""尔""卿""子""乃"等五个。"汝"在句中主要作主语,且使用频率大大超过了"尔"。这个时期新出现了第二人称代词"卿",在句中主要作主语。第二人称代词"汝""子""乃"在句中均表单数语义,新出现了复数形式"汝等""汝辈""尔等""卿等""卿辈"等,"尔"和"卿"既可表单数语义,也可表复数语义。这一时期"汝"多表示对对方的告诫、责备和轻视,且"汝"多用于亲属关系中,"尔"则多用于君臣和上下级关系中。"卿"主要用于友好的场合中,但不仅仅用于表示对话者之间的亲爱的称呼,也有一些表示对对方的劝诫和责备。"乃"表尊敬的意味逐渐消失,多用于表示对对方轻微的责备或劝诫。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中国饮食文化负载词翻译研究——以《世说新语》英译本为例

《世说新语》包含了大量的中国传统饮食文化负载词,因其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区域性等特点,英译难度较大。基于此,通过解读马瑞志英译本《世说新语》饮食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与方法,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基础,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视角探究其对中国饮食文化负载词翻译的处理和应对,发现英译本较好地体现了三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为此,在翻译中国饮食文化负载词时需注重语言规范性,提升文化可译性,确保交际适切性,从而提高英译水平,促进中国饮食文化的译介与传播。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神仙观念的嬗变

从《世说新语》及相关材料中可以看出,在神仙道教的形成过程中,神仙观念从一种文人的理想王国或理想人格,变而为文人对自身现实利益和欲望的反观和指认,从而呈现出士人思想观念与精神人格形成的社会化轨迹。

史敬胤《世说》选注考辨

关于《世说新语》第一位注释家史敬胤《世说新语》注的价值,历来评价不高,原因在于,论者常将史敬胤的注与刘孝标的注等量齐观,其相形见绌在所难免。而事实上,史敬胤的《世说新语》注,并非全注本,而是选注本,其所注四十事,主要目的乃在"传疑纠缪",相当于一篇"世说选注"。当我们将其体量和抱负"缩小",不再求全责备,其价值自然得以彰显。本文通过详细爬梳和审慎考辨,认为敬胤注可谓《世说》研究史上第一部专门文献,置诸中国古代注疏史上,应该是裴注和刘注之间最重要的注疏之作,有着多方面的研究价值,虽其剪裁或有失当,但所引魏晋稀见史料凡十六种,多为刘孝标注所阙如,故其文献价值和历史评价值得重新审视,不容低估。

异同与得失:《世说》与刘孝标《世说注》新论

《世说》分类逐条、精简记述魏晋名士的佳言趣事,《世说注》则是对它的补充注释,前者意在风流鉴赏,后者则考证其真实性,可见二者有好尚与体类之异。研读《世说注》1880条注释,其重点在集史传以叙身世,备异闻兼究虚实,间或解释字词与典故,可见刘孝标的作注意图,重在《世说》真人逸事的史传相关性与传闻可信度。故《世说注》与裴松之《三国志注》为近,而与汉儒训诂文辞音义、训释名物制度之传统相背远。《世说》采缀近代名贤相传佳话,旨在彰显风范,而又不避习语,口吻酷肖,刘注以注史体例注志人小说,着意备异征实,而轻忽字词训释,在增强《世说》史学征信力的同时,也部分背离了原著的好尚立意与秉笔倾向,并由此带来顾此失彼、反客为主与凭空发难的注书缺失。

从《世说新语》看门阀士族推陈出新门第观念

从曹魏时期开始,门第观念就随着门阀士族的形成发展不断膨胀,至东晋达到高潮。这一历史文化现象在东晋刚刚过去,南朝刘宋时期编纂的《世说新语》一书所收故事中得到集中反映。本文着重就推陈出新门第意识角度总结分析《世说新语》一书中表现的门第观念在士族文人行为中的反映,从而为了解魏晋时期文人心态提供一定佐证。

再论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之价值

关于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学界论述虽不多,却颇有争议。文章通过对残卷发现经过、抄写时间、残卷分段、版本价值若何等几方面加以考察,认为《世说新书》唐写本残卷当系唐代写本,或由日本学问僧抄写,后带回日本,藏于以古籍收藏闻名的京都东寺观智院。残卷本有五段,皆第六卷中内容,今所见罗振玉影印本当系其中四段,虽非完帙,但足以窥见唐以前十卷本《世说新语》之大体情况,故其版本价值实在宋本之上。

才绝与痴绝:晋人吟咏艺术发微

吟咏作为一种口头的诗学艺术,也从一个方面呈现了晋人的文采风流。以永嘉末年北方士人南渡为节点,晋人吟诗大致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主要是以"洛生咏"为核心的北音吟咏,后期则是"洛生咏"南下,与南音之吟咏并存,各放异彩。北方的世家大族与南方土著世族在文化上的碰触、交流与融合在吟咏方面也有充分的体现。在"洛生咏"已经绝响的时代,"洛生咏"作为晋人的口头诗学符号,已经凝结为一个美好的诗学典故,彰显着一种簪缨世家的贵族气质,成为一种风流潇洒的诗意生活的象征,一种旷达情怀的个体呈现方式。赏音、吟咏和作文,乃怡情养性、抒发情怀和表达心志的三种方式,它们是为艺术审美之主体服务的。

苏辛词派别集当代权威注本献疑

苏辛词派在创作时多用《世说新语》之典,当代的别集注本对此有所反映。但笺注者也有失察之处,主要体现为误注、失注及不当注等情况。这里,我们仅就所见苏轼、辛弃疾、陈亮以及刘过词的权威注本,对有关情况作了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