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两种相互矛盾的海昏侯刘贺形象及其成因

在历史文献记载中的“汉废帝”刘贺是一种粗犷少文、劣迹斑斑的纨绔子弟形象,然而,随着海昏侯墓的挖掘,大量出土资料所呈现的刘贺却是一种受过系统儒家文化教育、行事低调的宗室贵胄形象。造成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形象出现的原因,在于刘贺特殊的政治身份及其深陷斗争漩涡无力回旋的历史事实。为了达到废黜和排除潜在威胁的目的,权臣霍光及汉宣帝存在刻意抹黑、夸大其罪的可能,加上受政治宣传的影响,历史文献的叙事者进一步固化或加强了这一形象。

海昏侯当卢纹样在国潮服装中的创新设计

海昏侯墓所出土的当卢纹样,蕴含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文化价值,为现代国潮服装设计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源泉。文章分析了当卢纹样的历史背景和艺术特征,探讨了传统纹样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通过具体设计案例展示了当卢纹样在国潮服装中的创新应用,包括图案的简化与重组、色彩的运用以及传统与现代工艺的结合。通过消费者偏好调查,分析了消费者对不同设计方案的接受度,并提出了相应的设计优化建议。研究结果显示,图案创新与工艺精细度的设计不仅能获得消费者的青睐,通过文化与时尚结合的设计还能够有效提升市场竞争力。

陕西西安白杨寨晚唐壁画墓M1373发掘简报

202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于西安市浐灞生态区白杨寨村南发掘了一座晚唐时期砖室壁画墓。该墓破坏严重,但其壁画内容丰富,色彩艳丽,时代特征明显。该墓所处位置为刘弘规家族墓地,根据墓葬形制及位置关系,推测墓主应为刘弘规家族第二代成员,即晚唐时期权宦刘行深或其夫人。该墓是目前考古发现的唯一一座刘弘规子辈成员墓葬,为研究晚唐时期家族墓地布局提供了重要资料,而出土的精美壁画,为近年来所罕见,对研究唐宋之际壁画题材及风格转变有着重要意义。

陕西西安浐灞生态区广大门汉墓M14发掘简报

2020年5月至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广大门村DK6宗地勘探发掘古代墓葬17座,围沟1组。其中M14为带有墓园的“甲”字形长斜坡墓道土圹墓,出土了铜、陶、铁、铅、金、玉、石、骨、角、蚌器等各类遗物117件(组),推测墓主级别可至列侯。这座墓葬的发掘为研究汉代列侯墓葬及葬制的变化提供了新的材料。

刘贺的人生路径与生活空间

刘贺经历了王—帝—平民—侯的身份转换。身份地位的变化也导致了其居所空间位置的改换。在两汉执政集团上层同等级的政治人物中,刘贺的行旅人生所涉及地理区域的幅面仅次于汉高祖刘邦及汉武帝刘彻。刘贺的人生轨迹涉及地域之广,无论对于他个人的政治生涯还是对于国家各区域间的文化联络和经济沟通都是有意义的。考察相关历史文化现象,对于全面认识刘贺个人的政治史表现无疑会有帮助,对于真切理解西汉历史演变的进程也应当有积极的作用。与汉文帝刘恒同样,刘贺也是以地方藩王身份入主长安的。由原先封地前往都城的交通实践,二者明显不同。刘贺的生活轨迹覆盖司马迁所划分四个基本经济区中的三个。而与他同时的汉宣帝刘询在襁褓中被收狱,大赦后经历平民生活,由社会最底层上升至最高层,其生活空间接触不同阶层,与刘贺生活空间幅面之广,也形成一纵向一横向的对照。

海昏侯刘贺墓编甬钟的音乐学研究

本文首先对海昏侯刘贺墓所出11件甬钟的调音情况做了详细介绍,然后分析该墓乐器库所出10件甬钟的测音数据,结果显示无论其正鼓音音列还是正、侧鼓音音列均无规律可循。对于这套编甬钟(10件)的编列,学界亦有不同的认知。该文通过对这套编甬钟的纹饰、音列和铭文的考察,认为该墓乐器库所出10件编甬钟是由不同时期、不同纹饰、不同宫调、不同套组的甬钟临时拼凑而成的一套甬钟。

海昏侯刘贺墓编钮钟的音乐学研究

该文首先对海昏侯刘贺墓编钮钟的调音情况进行了详细考察,然后对这套编钮钟的测音采样和机测做了简单介绍。其后,该文根据《海昏侯刘贺墓青铜乐器测音报告》一文,对这套编钮钟的音列以及其与同均三宫的关系、音准做了深入探讨。从这套编钮钟测音数据的乐学分析来看,其音列可以构成“同均三宫”:?A均?A宫正声音阶(古音阶)、?A均?E宫下徵音阶(新音阶)、?A均?B宫清商音阶(俗乐音阶)。但从这套编钮钟的演奏痕迹可以确知,这套编钮钟在当时并没有使用“同均三宫”,仅使用了?A宫正声音阶(古音阶)。

礼器与“汉道”:海昏侯墓“籍田”器的制度及政治考察

海昏侯墓出土的“籍田”器是昭、宣时代政策转向的器物表征。此种礼器被刘贺随葬于身旁,一方面是一种纪念,另一方面也反映“劝农”之风的再兴以及“汉道”的调整。就“籍田”的礼制要求来说,田间劳作、宗庙祭祀与宴饮庆贺为三大主干内容。在礼器的选择上,刘贺墓中没有出现体现田间劳作的农具类礼器,而是以承担宗庙祭祀功能的鼎和宴饮庆贺活动中的灯作为礼器代表。前者作为宗庙之器,是祭祀时行礼的物品,更是“汉道”绵延的重要载体。后者则配合着夜饮活动,与“劳酒”相关,因“劳酒”在时间选择上以夜晚为佳,故以灯为礼器代表。

陕西咸阳坡刘村十六国墓M2发掘简报

2019年5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坡刘村发掘了一座十六国时期墓葬,该墓葬保存完好。墓道发现“天水姜沖”铭文砖,墓室出土“西陵县侯夫人”印章及陶瓷器、铜器、金饰片等,并且还有位置明确、组合清晰的一批女乐俑。M2的发掘为研究这一时期的伎乐演变、丧葬制度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咸阳坡刘村十六国墓M2研究

本文先后讨论了咸阳坡刘村十六国墓M2的墓主和时代、伎乐俑以及随葬品分布,认为“西陵县侯夫人”有可能是晋末在陇城被斩杀的陈安属将姜沖儿的夫人,该墓时代可推定为前秦初年或更早。墓室中发现的伎乐俑表现的是世家大族蓄养的家伎,其组合配置跟汉晋以来流行的清商三调契合;墓内祭祀活动及其对应空间的存在最终决定了该墓随葬品的分布格局。

曾侯乙墓简中的车軎

曾侯乙墓简中的“■”,应该释为“刈”,读为“軎”。此字仅两见,其后记录“鎋”和“辖”,恰好与出土实物中的两件带矛车軎相对应。“■”,可能是记录带矛车軎的专字。带矛车軎何以装配在用作战车的日常用车之上,其因待考。

满城汉墓与海昏侯墓出土青铜灯比较研究

同为西汉中期诸侯墓的河北满城中山王墓与江西南昌海昏侯墓中,出土了数量相近的青铜灯。一方面,两墓出土器物所反映的完善的造物体系,代表着西汉中期中原地区与南方地区器物文明的辉煌成就;另一方面,两墓的墓葬时间、墓主人身份地位、墓葬保存完好程度的相近使得二者的出土器物具有比较研究的可行性。本文试以满城汉墓与海昏侯墓中出土青铜灯为例,通过对铜灯造型种类、制造工艺、所刻铭文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探寻西汉中期经济社会与贵族日常生活的一角,加深对西汉历史的认识;在南北异曲同工的精美青铜器上,穿越历史的长河,感受巧夺天工的青铜艺术魅力和一个时代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

海昏侯墓所見《公羊傳》文句補論

海昏侯墓出土孔子衣鏡和《春秋》簡上有不少内容與《公羊傳》有關。通過文字辨析和文獻對讀,文章對目前存疑的一些文句作討論,包括“臣詑君子□必四面起矣”“立於門北”“五月壬□會□侯□子玄子明于□□□□”“師也曷附子曰”等。這些文句可以與《公羊傳》等傳世文獻互相證明。

梁清标《六月会葬孝陵恭纪》诗发微

梁清标为清初汉族重臣。康熙二年六月,时任兵部尚书的梁清标在参加清世祖顺治皇帝会葬仪式后写下了《六月会葬孝陵恭纪》一诗,以微言的形式指出历史真相:孝陵墓中并无顺治皇帝遗体,仅是空葬衣冠。梁清标能够了解并敢于将这一点揭露于人前,与其家族——真定望族梁氏在顺康之际的政治态度密切相关。

从海昏侯墓出土音乐资料探讨海昏侯国的用乐制度

海昏侯墓作为目前已发掘的西汉墓葬中规模最大、结构最完整、出土文物最丰富的王侯墓葬,出土音乐资料组合规范、风格明了,编钟、编磬构成了雅乐乐悬,琴、瑟、笙、箫和伎乐俑组成俗乐设,錞于、铙和建鼓则是典型的军旅出行组合。无论其形制或是组合,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海昏侯国对先秦礼乐规范的继承、折射出刘贺本人复杂的身份等级,更揭示了西汉初期礼乐制度方面文献失载的某些特点。

刘贺废贬的历史考察

昌邑王刘贺由迎立为帝至废黜为侯是在复杂的政治背景下进行的。他由昌邑王到继承帝统仅27天就被废,究其原因,一是刘贺不修身奉法,"行淫乱";二是霍光掌控朝权,"政事一决于光";三是朝野存在暗中支持宣帝继位的政治势力。刘贺被废11年之后,汉宣帝封之为海昏侯,这既是"骨肉之亲"的体现,也是使他远离故国,以防其东山再起的举措,确乎是一种明封暗贬的政治策略。

曾侯乙墓衣箱上的宇宙图式

在曾侯乙墓出土的5件衣箱中，其中一件（标本E．66）的箱盖上记有二十八宿的名称，盖面右侧绘一青龙，左侧绘一白虎。对于该衣箱的二十八宿星图以及青龙、白虎图案，学者多有讨论。但对于该衣箱的右侧图、正侧图、左侧图的画面意义，则鲜有人论及。

海昏侯墓孔子屏风试探

本文根据最新公布的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屏风有关资料,对屏风文字进行了释读。在此基础上,对该屏风的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进行了讨论,认为其不仅可能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人物像传屏风实物,也是迄今仅见的以孔子师徒为主题的屏风实物;屏风关于孔子的生年记载与传世文献完全一致,有关争论应可停息;屏风云孔子"姓孔,子氏"应为"姓孔氏"之误,"野居而生"则当为"野合而生";屏风文本与《史记·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可能有密切关系;屏风中较多文字错误则表明,其可能只是刘贺为自保而以尊儒示人的一件道具。

从曾侯乙墓看曾国的军备

曾(随)以武立国,是春秋早期楚国的强劲对手。曾侯乙墓出土兵器4 777件,随葬简册记载有大量的兵车,彰显出曾(随)作为汉东大国的军事实力。

海昏侯墓“孔子画像”的文本考察

通过“孔子传记”与《史记》的文字对比,可见海昏侯墓衣镜画像中“传记”的书写主要依据《孔子世家》,并间或参照了《仲尼弟子列传》和《太史公自序》,而仅有个例受《公羊传》的影响。其图案所描绘的孔子“长人”和“布衣宗师”的形象,又可见“孔子图案”,与《孔子世家》中同样吻合。如此,海昏侯墓“孔子画像”的整体创制,便是以《史记》为根本依据,“传记”与“图案”两部分可互为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