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引领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价值导向、现实障碍与破解对策——基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调查与思考

民族地区的基层社会治理既关系到当地的和谐与发展,更关乎国家的稳定与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挑战,面临的问题更加特殊,局面更加复杂。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尤需完整准确地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作出的新部署、提出的新要求,创新实施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的区域共建、以联系和联席为依托的议事协商、以常态化沟通为导向的互联互动、以党建责任人为主体的考核评价、以便民化服务为宗旨的党群服务等多种机制,凝聚共建共治共享的强大合力,以高质量党建不断提升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效能。

川东土家余门拳文化特征与社会价值研究

作为传统体育文化符号的川东土家余门拳,不仅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一个浓缩点,同时也是土家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和田野调查法等研究方法,在梳理分析川东土家余门拳历史渊源和现状的基础上,揭示与探讨川东土家余门拳独特的民族性、地域性、实战性、复杂性等文化特征,及其增强民族认同、践行文化自信、助推文旅结合等社会价值。

社会治理视域下乡镇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路径优化研究——以重庆市武隆区石桥苗族土家族乡为例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是一项长期复杂系统的社会工程,与社会治理在价值目标上根本一致,政治理念上高度契合,文化逻辑上深度契合。武隆区石桥苗族土家族乡通过建立多元主体协同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机制、搭建多层次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平台和多维度建立基层特色服务体系等举措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取得了各民族和谐共生,共建美丽平安家园;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各民族共享发展成果的成效。但该乡仍存在创建工作组织动员不充分、创建工作能力有待提升、共建共治共享不平衡等困境。基于社会治理的视角,当前应从完善平台建设、加大培养民族地区干部人才队伍力度、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优化新时代乡镇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路径。

社会记忆与族群认同——潭溪社区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族群起源的建构性解释,阐明了潭溪三大族群——土家、苗家、客家之间的两种关系模式:同胞三兄弟和分化的三兄弟;前者隐喻着三大族群共生共存、平等竞争的族群关系,后者则隐喻着三大族群间的不平等关系。

土家族民族服饰资源开发的思索

随着时代背景的转换,土家族民族服饰在款式、面料、制作及功能等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迁,土家族传统服饰的现代化发展导致其民族文化内涵的淡化,使土家族传统服饰文化呈现出衰落与蜕变的趋势。在对土家族服饰现状进行考察的基础之上,呼吁社会要处理好现代文明和传统工艺文化之间统一和谐的关系,寻求合理的途径实现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的对接,让民族服饰更好地为弘扬民族文化、振兴民族经济服务。

溪州竹枝词——土家族主位写实

溪州竹枝词是溪州土家族文人在清朝中后期创作的作品,作品追忆了土家族的历史,描写了改土归流后溪州土家族地区的生产劳动、风俗习惯、文体活动等,是诗意化的民族志,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史料价值。

当代土家族社会结构的变迁

本文撷取所有制、行业、职业、性别、收入、教育、声望等属性 ,从水平分化和垂直分化两个角度 ,对当代土家族社会结构的变迁进行了定量分析。通过分析指出 ,当代土家族社会结构实际已处于整体转型之中 ,但社会分化程度相对较低 ,并未带来社会失衡和振荡 ;进而指出 。

北宋初期西高州位置的再考证--兼谈“溪洞专条”对湘鄂渝黔边民族地区社会的影响

通过梳理图文典籍中西高州的位置和高州田氏活动,认为宋初西高州的位置并非在大娄山的唐珍州地,而是沅水流域地区的唐奖州地。宋朝秉承因俗而治的思想,灵活运用羁縻政策制定"溪洞之专条"来治理西南蛮夷溪洞地区,一方面将归顺溪洞纳入乡兵的管理系统,置土丁、义军,以代王师防守边徼,另一方面又采取树其酋长、赐州额、赐名目、朝贡等措施,将溪洞社会权力机构纳入王朝统治的框架下。田氏一族因势发展自身的实力,不断以州额的形式拓展在溪洞的领地,同时又脱离溪州誓下盟誓的约束自成为一方领地的都誓首。这一互动为元明清时期土司制度的实行和湖广土司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使这一群体成为中国文化多元政治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湘西永顺土司与土家族古代社会政治文化史研究诸问题刍议——兼谈土司学与民族区域政治史研究

湘西永顺土司与土家族历史研究关系密切,主要是它与土家族古代社会政治形态、土客(少数民族与汉族)关系、社会政治历史发展演变及历史文化认同等问题;以土司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土司学,从历史研究维度看应当将民族区域政治史纳入其研究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