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任期内《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比较研究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是每届美国政府最重要的国家安全战略官方文本,在美国国家安全决策,乃至世界外交格局的演变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奥巴马任期内,分别于2010年和2015年发布了两份"报告",全面阐释了美国对整个国际时局和国家利益的认知,及其准备采取的战略措施。本文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对两份"报告"进行比较和研究,发现其异同,并分析产生差异的原因。进而阐释两份"报告"所体现的"一体三翼"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新理念,即:"坚持美国领导";"强本固基、内外兼修","强化多边合作、奉行责任分担"以及"谨慎使用武力"。

试论美国非政府组织对香港“一国两制”的介入

美国非政府组织在香港通过发表研究报告、为选举提供技术支持和直接支持香港"泛民主派"的反政府活动来介入香港"一国两制"的实施。美国涉港活动的非政府组织与美国政府有密切的人事关系,这些活动背后有着美国政府在资金方面的庞大支持。为了香港2017年开始的民主选举政治顺利开展和"一国两制"的顺利推进,以及为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中国政府必须从政治上和法律上采取以下措施:继续坚持"爱国者治港"和"高度自治"原则;鼓励香港建制派深耕基层;落实《基本法》23条立法。

论美国国家情报法制管理的循环演进机制

[目的/意义]法规在美国国家情报管理中具有崇高地位和重要作用。而研究美国国家情报管理法规体系与国家情报管理组织及其运行机制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运动规律也对我国相关体制机制建设具有重要参考和借鉴意义。[方法/过程]通过构建关系图和案例研究的方法,提出了美国国家情报法制管理中存在的两套循环演进机制。[结果/结论]最终揭示了美国国家情报法制管理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内在联系,即以法规为媒介,实现国家情报管理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动态调适。

美国的“网络自由”战略及其对策

为了操控国际互联网政治传播,美国政府制定和执行一整套"网络自由"战略。所谓的美式"网络自由"是美国国家利益的网络延伸,是美式民主、人权和美国霸权主义在虚拟世界的扩张和体现。美国的"网络自由"战略由理念输出、资金支持、技术研发和组织运作等几个方面构成。要深入揭示美式"网络自由"的虚伪和危害,加强应对美式"网络自由"的综合能力,不断提升对互联网和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

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看伊拉克重建

冷战后,从维护霸权的目的出发,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表现为:以“先发制人”为手段,以反恐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为当务之急、强化相对优势并在中长期内遏制挑战者。发动伊拉克战争、对伊拉克的战后重建以及推动所谓“中东改造”是美国实现其全球战略的现实选择,将对国际关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但面临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战后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战后美国的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和公共安全构成的威胁与日俱增,导致美国社会失序和分裂以及政府公信力和权威性的失却,严重威胁了美国军队的安全和海外利益,使美国的经济蒙受巨大损失,本土受到生物恐怖主义袭击的危险系数越来越高,由此引起的外交纠纷和冲突日渐增多。

威尔逊主义传统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威尔逊主义传统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传统,对战后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和议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冷战后世界与威尔逊的时代有着相似性,他个人外交实践的失败为当今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缔造者留下深刻的教训,威尔逊的幽灵仍笼罩着冷战后世界。文章首先简要地分析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威尔逊主义传统的特点,然后探讨了其道德律令和多边律令对冷战后世界的意义。

美国全球公域安全战略的“塑造者”——评新美国安全中心战略报告《决战公域》

＂新美国安全中心＂战略报告《决战公域》从巴里·波森的＂全球公域控制权是美国霸权的军事基础＂这一论断出发,对美国在全球公域面临的各种挑战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分析,并为美国继续保持全球公域控制权设计了一个内容具体、极具操作性的＂三维战略＂,即在多边层面上主导建立全球性机制;在双边层面上接触负责任的关键行为体;在单边层面上重塑美国硬实力。该报告是后冷战时期有关美国大战略辩论的产物,并因＂新美国安全中心＂、报告撰写人及评审人浓厚的政府背景和美国特色的＂旋转门＂制度而在宏观上影响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在微观上影响到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因而值得国内学界和政界高度关注。

美国“再工业化”的国家安全含义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再工业化"是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经济重建的重要内容,是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经济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和重要转向的标志。长期"去工业化"导致美国经济上的过度虚拟化、社会上的贫富分化对立、政治上的两极化和意识形态上的"美国梦"危机,对美国国家实力造成了系统性的损害,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了全局性、结构性的挑战,威胁到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从国家安全的高度来看待和处理制造业问题,这是奥巴马政府推动"再工业化"战略的深层次原因。"再工业化"远不止是一项经济战略,同时还是一项安全战略,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具体体现,蕴含着对华战略冲突的性质和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增强的意味。"再工业化"也不仅仅是应对金融危机的一种权宜之计,还是一次兼具长远意义的战略转折。问题决定议程。尽管特朗普对"美国霸权逻辑"颇有微词,也表现出很强的"反全球化"色彩,但特朗普上台后并没有改变奥巴马的"再工业化"战略取向,只是在策略上进行了一些调整。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政府一定会实现美国的"再工业化"目标,是否去做与能否实现是两回事。

美国通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问题研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

冷战期间美国频繁的单边武力干涉在冷战结束之后多以联合国安理会集体行动的形式出现。但是,作为这种使用武力方式的创立者,美国在历次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实践中参与程度不一,或者不推动授权和不参与行动,或者极力主导授权,有时甚至越过安理会采取单边行动。在美国接受安理会授权执行行动中,也因其极大的自主权导致集体行动偏离轨道。这让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这种方式受到国际社会的质疑。本文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将美国通过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置于美国—联合国(安理会)—美国这两个阶段的授权链中进行分析。在第一阶段,作为委托者的美国其委托决策是基于本国的利益偏好,同时也要受到国内和国际两层委托者结构的限制;在第二阶段,作为代理者的美国在执行安理会授权过程中所获得的自主权过大,导致在行动中产生代理懈怠并造成安理会的代理损失,而安理会并没有有效的控制手段对此进行限制。本文最后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和国际政治现实出发,提出了对美国代理行为可行的限制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