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决议的国际造法功能:基于大会和安理会的两极视角

联合国是当今世界最具普遍性和权威性的国际组织,其以治理者和造法者的双重角色推动了国际法治的发展,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对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实践的历史考察表明,两者在不同时代背景和功能领域中具有不同的造法特性,其造法机制特别是造法主体、决策和程序的差异,使联合国决议造法呈现出两极化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关系组织化过程中权力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发展态势,并揭示了国际法主体与价值变革对国际组织决议法源性质的深刻影响。以国际法治为目标,联合国决议的国际造法功能取决于其制度约束和权力衡平,也受符合国际法基本价值的造法理念和国家意志协调的影响。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不仅可以为联合国决议造法提供价值指引,更应承担起大国责任,通过联合国推动国际法治建设,使全球治理体系朝更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和平掮客:1967年六日战争后约翰逊政府的中东政策

在阿以争端中担当调停人,以获得阿以双方的好感、削弱苏联在中东的影响,是美国自杜鲁门政府以来的基本政策取向。1967年六日战争结束后,约翰逊政府在应对阿以争端中所采取的平衡政策,也是美国传统外交政策的反映。为此,美国积极促动与苏联在解决阿以问题上的合作,推动安理会242号决议的通过。而对阿以双方,约翰逊政府则采取了拉拢约旦、与埃及保持联系及对以色列进行规制等措施,试图构建美国对阿以的对等平衡政策。然而,由于美苏争夺等因素的制约,美国这一时期的平衡政策最终以失败告终。

妇女、和平与安全议题的演进与发展——基于联合国秘书长报告(2010—2019)的分析

自联合国安理会第1325(2000)号决议通过以来,联合国秘书长每年会针对这一问题的进展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大会递交年度报告。2010—2019年十年间的联合国秘书长报告主要围绕和平与安全、妇女参与、性别平等、保护及援助等四个层面展开。报告中占比最大的“促进和平和防止冲突”层面的内容显示,武装冲突和暴力极端主义是较常遇到的国际环境,预防和应对性暴力是较常遇到的具体问题。历年秘书长报告显示了在各项任务中继续强化性别平等和妇女参政的重要性,并一直致力于为妇女、和平与安全涉及到的各项任务提供援助。

加速实施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对近五年中国落实“妇女与武装冲突”战略目标的评估

在过去25年中,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①战略目标5“妇女与武装冲突”已经发展为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近5年来,中国在落实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同时也面临多重挑战。中国有关各方应采取切实措施,有效增加妇女参与外交决策、维和行动的人数;将性别平等纳入实施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的主流,重视妇女在预防冲突、冲突及冲突后进程中的权利;强化性别统计与性别研究,建构性别平等的和平文化;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处理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互动关系。在制定《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时应加入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的内容,以回应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制定相关国家行动计划的倡议。

基于欧盟视角谈伊拉克和叙利亚文化财产的保护

自伊拉克战争和叙利亚冲突以来,在武装冲突地区的文化财产正面临着恐怖分子的恶意毁坏、故意破坏及非法贩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联合国安理会和欧盟分别通过相关决议和理事会条例特别保护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文化财产。文章介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以及欧盟理事会条例及其法律基础,对安理会决议和理事会条例的保护内容和保护方法做出比较分析,建议扩大文化财产的保护范围和加强文化财产的保护方法。

日本《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保障的行动计划》外向型立场分析

2013年日本为响应联合国安理会第1325号决议决定制定本国《妇女、和平与安全保障的行动计划》(简称“WPS-NAP”)。目前该行动计划已有两版,分别于2015年和2019年完成。第一版颁布后,学界对WPS-NAP的外向型立场及其文本中存在的模糊性表述产生了争议。利用文本分析法对外向型立场和模糊性表述的依据和原因进行分析后发现,日本为了稳固美日同盟且不碰触日本传统父权制观念,在性别主流化方面一直对国内敏感问题选择回避。日本在制定WPS-NAP时对联合国安理会第1325号决议进行了国别化诠释,确立了外向型立场,并欲通过部分模糊性表述弥补外向型立场带来的缺失。这一立场的确立始终是出于对日本国家长远核心利益的考虑,如赢得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发展海外军事力量等。从根本利益看,WPS-NAP确立外向型立场虽引起了学界争议,对本国政府而言却是一箭双雕之举。

索马里海盗的界定及惩治

海军护航打击索马里海盗有充分的国际法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海盗行为的定义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索马里海盗的打击。短时间内,修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海盗的定义并不现实,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又具有临时性,通过双边或区域协议的方式对海盗的认定达成共识是一种可行的方法。由某一主权国家审判索马里海盗存在一定的困难性,国际社会可采取特设法庭的方式来审判索马里海盗。我国应制定惩治海盗的国内法。

武装冲突下文化遗产法的新发展——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评析

虽有《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及其议定书等文件,文化遗产在武装冲突下持续遭到破坏和掠夺,近些年尤甚,这引发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关注。安理会不仅频频在决议中纳入保护文化遗产的内容,而且在2017年通过了专门针对文化遗产的联合国安理会第2347号决议。安理会决议丰富了武装冲突下文化遗产法的内容,将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升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高度,强化了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下文化遗产的保护,且强调运用刑法阻止文化遗产的破坏和非法交易行为。相对于条约、习惯等其他的规则,安理会决议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安理会决议亦有其局限性。保护武装冲突下的文化遗产仍是一个长远的议题,需要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

中国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的现状与前景

中国已有一套运行机制和做法可较为快速地执行联合国制裁决议,但现有的做法尚有需完善之处。应从立法层面着手,循序渐进地改进联合国制裁决议在中国的执行状况。为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以规范性法律文件明确中国执行安理会制裁决议的范围,并系统地完善国内有关立法：不仅应在既有立法中对有关部门作出明确授权,使其有权来制定内容完备的执行法律依据,而且应适时制定新法,提高国内既有立法的完备性。同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向国务院作出授权,赋予其依授权制定有关执行联合国制裁决议的行政法规的权力;进而,有关行政机关依授权制定内容完备的执行规定。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约束力问题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是一项促使伊朗放弃发展核武器的多边协议,并为终止对伊朗的多边制裁和美欧的单边制裁措施提供了重要依据。该协议参与各方以明确和具体的措辞表达了各方相关的权利和义务,并共同约定交由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核可该协议。然而,该协议有别于一般条约缔结程序的安排,引发了其性质和效力的种种疑问。从协议参与方的意愿、国际社会的需要和承认、协议各方的嗣后行为等各方面分析来看,该协议具有条约性质,对各参与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同时,联合国安理会第2231(2015)号决议的核可进一步增强了该协议的约束力。该协议灵活变通的缔结程序,为采用政治外交方法解决全球或地区热点及难点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推进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务实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