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执法合作:反腐败斗争的新路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主要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联合国反腐败领域的第一个重要公约,加入和实施该公约对于中国的反腐败斗争必将产生深远影响。该公约的签署揭开了反腐败领域的国际执法合作的新篇章,这为我们的反腐败斗争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新路径,即集世界各国之力共同打击腐败这一人类公敌。适时调整我们的刑事司法制度,适应公约的要求,加大反腐败国际执法合作的力度,让贪官污吏真正无处可逃,是当前一个刻不容缓的重大课题。

美国米兰达规则发展探析

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一案判例确立了米兰达规则的基本内容和它在美国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地位。随后爱德华兹诉亚利桑那州、俄亥俄州诉麦卡第、亚利桑那州诉罗伯逊、密苏里州诉帕瑞斯.西伯特等判例,进一步丰富了米兰达规则的内容,使其更具可操作性。但米兰达规则也遭到了强烈反对,纽约州诉夸尔斯、伊利诺伊州诉劳埃德.伯肯斯、合众国诉奥尔索等判例,使米兰达规则趋于保守,更加注重保障警察如何有效执法。迪克森诉合众国一案,使米兰达规则的地位又得到恢复,但美国“9.11”事件发生后,米兰达规则再次走向保守。

严密法网、宽严相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刑事政策评价与思考

作为联合国历史上通过的第一个用于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呈现出法网严密、宽严相济的特点。它综合了多学科的方法,为国际反腐败提供了有力武器。我国批准了该《公约》,不仅需要在微观上寻找与《公约》的差距,研究学习《公约》中的具体措施,还需要在宏观的刑事政策上借鉴《公约》的脉络,全面、深入地完善我国反腐败的措施和体系。

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公安法治

公安机关在刑事司法过程中承担的重要职能决定了其对法治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加强公安法治,必须在国内法中贯彻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严格遵守其最低限度标准,以保证公安机关依法行使权力,防止其滥用职权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

《反腐公约》与我国治理商业贿赂刑事法治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问世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反腐败事业的发展,中国对该公约的签署也表明了我国政府反腐败的坚定决心。目前,我国治理商业贿赂刑事法治与《公约》存在着较明显的差距,我国有必要在《公约》精神指导下,完善治理商业贿赂刑事法治,以推进我国对商业贿赂的治理。

论侦查程序中的辩护——基于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视角

辩护权是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的一项最为重要的防御性权利。侦查程序中的辩护与审判中的辩护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但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侦查阶段的辩护较为落后,这使得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难以得到保障,有碍司法公正。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对刑事审前程序中的律师辩护作出了规定,我们应予以借鉴,以完善我国侦查程序中律师辩护制度。

引渡制度发展与反腐败国际合作前瞻

引渡是国际公法的主要制度之一,是国家间在相互尊重主权基础上展开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引渡理论精微渊深,一直以来与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实践的发展休戚相关,直接关系到国家主权权利的实现途径。以引渡实践为依托,对引渡理论特别是引渡诸原则进行历史梳理,同时结合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大背景,讨论引渡实践的困境和引渡替代措施的前景,对我国反腐败国际刑事合作实践将会大有裨益。

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我国审前羁押

相比较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关于人身自由权的规定,我国审前羁押的现状存在诸多问题,被羁押人的各项权利保护不足。应结合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及我国国情,完善我国的审前羁押制度。

监察体制改革与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相协调的立法需求

监察体制改革与刑事司法体制改革都是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开展的。本文运用系统方法,既将监察、检察与审判三机关看作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系统)中的不同要素予以分析,又尊重和重视监察、检察与审判三机关作为独立子系统的运行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监察体制改革与刑事司法体制改革均应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切实将公正、法治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监察法律法规完善和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立法当中,以巩固"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司法改革成果,保障已由宪法和法律稳固了的国家治理系统内部结构科学有序、协调稳定,外部目标协调一致,功能整体最优的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