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主权国家债CDS的风险溢出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权债务危机频频发生,并且从墨西哥、俄罗斯、阿根廷等新兴市场国家逐渐转向德国、英国、法国、希腊等欧洲发达国家。影响范围也从最初的区域性演化为全球性的,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羁绊。在此期间,不仅欧美发达国家债台高筑,新兴市场国家的主权债务规模也在迅速扩大,各国的债务负担愈发沉重。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在全球蔓延,进一步加大了全球主权债务风险及欧洲主权国家债信用违约互换风险。与此同时,欧洲各国除了自身主权债务风险上升以外,国家间的风险溢出也会进一步推高其主权债务风险水平,信用违约互换风险亦是如此的。本文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并且结合广义误差方差分解(GEVD)和DY溢出效应指数分析研究不同时期的欧洲主权国家债CDS的风险溢出效应。本文的研究结果:希腊不管处于哪个时期,日度CDS的价格一直是这七个国家中最高的。相比金融危机前,欧元区危机之后各国的CDS价格的相关性普遍为正相关,且相关性明显普遍比金融危机前更高。在金融危机期间,各国主权债的CDS价格都普遍要比其它任何一个时期都要高度相关。

基于中美对比视角的中国影子银行发展研究

新常态下,影子银行风险不断累积,为探究中国影子银行发展情况以及下一步应该采取的策略,以中美两国影子银行对比为主线,基于金融市场发展演进的历史与规律,对影子银行的运作机制、运作效果、主要缺陷等方面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分别以融资为主导及以证券化为中心的中美影子银行体系都存在着诸多优缺点;在借鉴与反思的基础上,应不断完善相关市场条件,规范影子银行运作细则,并逐步引导一部分高资质影子银行向证券化方向过渡,一方面提高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的匹配程度,另一方面利用各类金融机构直接或间接的信用支持缓解债务压力。

美国地方政府债务清理的法制构建及其借鉴——以《美国破产法》第九章地方政府的债务调整程序为中心

《美国破产法》第九章围绕地方政府破产设计了一整套完整的制度架构,其实质为法定的地方政府债务清理程序。地方政府破产的进行在美国涉及联邦与州的权力制衡,故而第九章对破产法规则的设计有自身的独特性。如法院只保留了事先审查地方政府是否符合破产申请前置性要件以及最后确认地方政府所提出的债务调整协议的权力。因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加剧、财税制度改革的深入与财政预算透明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有构建类似地方政府债务清理法律程序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但因中美两国国情不同,我们在具体法规则的设计上仍需谨慎。

当代市场经济运行的信用经济本质剖析——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学暨政策思考之一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深刻揭示了当代市场经济运行中的金融本质特征之一是高度发达的信用经济。负债运行是当代市场经济中微观主体的常态,是社会经济正常运转的必要前提与制约保障。信用经济本质上是债权债务经济,并具有正负"双重"效应。信用经济的核心功能是以时间交错、空间重组的方式极大限度地将现有的暂时闲置的社会资源动员起来,使原有的经济实体规模在本不可能的基础上得以扩张;但这种经济的运行一旦在某个环节出现断裂并引发环环相扣的整体信用关系功能性断裂时,就会引发整个社会经济的连锁反应,使其原来对社会经济的加速度推动作用反方向运行,并由此产生对社会经济的加速度的破坏张力。发挥信用经济正效应,抑制负效应,需要遵循信用经济运行的基本平衡公式,保障信用经济运行的基本约束条件,即债务人的受信在数量、质量、时间上与债权人的授信相平衡,并以此构建监管体系。

美国债务违约风波的深层原因探析——基于权力流散的角度

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权力流散理论,导致美国联邦政府控制财政赤字和主权债务融资的行动能力被削弱的深层次原因是:权力从政治权威流散至市场权威、从政府流散至国会等权力机构以及国际范围的权力流散和权力重新配置。美国主权债务违约风险虽然在最后时刻被暂时化解,但美国债务问题仍将是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重大不确定性因素。化解美国主权债务风险,需要美国的政治权威、市场权威以及国际社会的长期不懈努力。

中国持美国国债的利息收入估算:2000～2011

根据中美两国官方数据,估算2000年以来的十余年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其分别不计复利和计年复利的名义利息收入;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和汇率因素后的实际利息收入;与投资于股票、黄金等相比较,投资回报率的大小等。并相应思考了两个问题:如何看待中美经济关系的相互重要性、如何完善中国外汇储备管理的体制和方式?

打击恐怖主义对当代国际法律框架的影响

打击恐怖主义是当今国际社会的共识 ,但对恐怖主义活动的打击应在国际法律框架的约束下进行。尊重国家主权 ,加强国际合作 ,特别是要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作用 ,在这种条件下采取的反恐怖行动才能产生积极的效果。

债务问题与大国关系(1917—1940)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英美债务问题是英美世界权力转移当中的重要一环。债务问题使美国与欧洲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但美国在战债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也使美英关系蒙上阴影。苏俄选择废除一切债务,表面上得利,实际上损害了俄罗斯多年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建立起来的信用,损害了与英国、美国和法国的关系。

美国的收入分配与债务经济

近年来,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备,美国的债务经济也迅速发展起来。从功能性收入分配的视角来看,在成熟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工业制造等实业部门难以生产出高额利润;从规模性收入分配的视角来看,美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加深,严重地制约了消费需求的进一步提高,生产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债务经济的发展不仅增加了金融资本和实业资本的获利性,而且通过扩大信用刺激了有效需求的增加,是美国抵制过剩危机和经济停滞的主要对策之一。资本主义积累的过程取决于工资的不断降低,而它最终却要依赖以工资为基础的消费来支持经济增长和投资。在这样的一种经济体系中,低工资消费者们难以继续支持家庭债务负担。依靠债务消费的刺激来解决过剩危机并非长久之计。

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中土地评估若干问题的探讨

对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土地评估中可能遇到的若干问题 ,如划拨土地估价年限的确定 ;土地的法定用途和现实用途不一致的处理 ;土地评估方法的选择 ;成本逼近法中土地开发费用的取值 ;地上旧有建筑物对地价的影响 ;土地评估单元的确定 ;土地登记缺位的对待和处理以及债转股企业土地评估的特殊性等进行了分析与探讨 ,并提出了相应的看法和建议。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我国福利制度建设的启示

欧洲是现代福利制度的起源地,也是典型的高福利地区,欧债危机的爆发让人们重新思考欧洲福利制度的利弊问题。回顾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过程及其影响,从分析欧债危机爆发的根源入手,借鉴欧洲国家在福利建设中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我国福利制度建设的启示:国家福利不能脱离国民经济的财力基础;发挥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调节作用;引导民间力量参与福利体制;开创福利新形式。

浅议美国主导世界银行贷款政策转变

上世纪70年代,美国为求突破其总体经济双赤字的经济困境,以及遏制其政治影响力在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国家持续衰退的现象,一方面充分利用第三世界国家在债务危机时急需资金援助的弱点,通过世界银行的贷款政策强迫这些国家开放市场,增进美国政治经济利益;另一方面美国希望通过世界银行政策的转变,将其所承载的部分国际公共财产成本分摊给其它国家,重新分配其国家资源以进一步确保其霸权利益。因此结构性调整贷款政策即成为美国达成上述目标的重要途径,在施行若干年后,为借款国带来诸多政治与经济问题。

论美国主权豁免中商业例外条款对中国的影响与应对

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中商业例外条款在司法实践中应用广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参与到海外商业活动中,而美国是中国海外项目的重要市场,美国主权豁免中商业例外条款对我国政府及企业的影响不容小觑。奥地利联邦铁路公司案是近年来美国在适用该条款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从中可以折射出法官对于商业例外条款的主体资格、商业行为及直接联系的认定标准更多地考虑美国的政治利益。本文研究提出了我国政府及企业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诉讼应采取的应对策略。

联合国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的历史、现状与前景

联合国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是联合国为解决黎巴嫩国内有罪不能惩罚问题以及追查前总理哈里里遇刺真凶的一个国际刑事法庭。联合国曾主导过一系列惩治国际犯罪的混合型法庭,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就是国际社会力图干涉一个国家司法实践的案例。它是联合国越过主权国家而直接针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个人采取的国际司法行为。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的建立及其审判,进一步丰富了国际刑法的理论与实践。由于当前黎巴嫩国内政局两大政治阵营的对立和叙利亚危机的持续蔓延,法庭的公正性和效力存在不足,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的前景堪忧。

美国市政债券与中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比较研究

文章归纳了美国市政债券运行管理的主要经验,对比分析中国和美国地方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的各自特点与彼此差异。研究认为,应立足我国国情,从建立健全法律约束、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打破传统限额管理、实行发行主体和偿债主体统一、引入债券保险和项目破产机制、推行利率差异化市场机制、丰富发行品种和期限结构等方面,为我国专项债券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提供政策建议。

美国国债危机的根源及出路

虽然美国债务危机还没有爆发,但目前的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过大、财政收支结构的刚性特征均阻碍了其财政赤字状况的改善、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也非可以永久持续,这使美国国债的可持续性问题面临挑战。在解决方案上,短期内美国政府可以通过技术性违约或者债务货币化将政府债务延后或者隐性处理,但是其代价是巨大的。因此美国应当从中长期根本上解决债务问题,中期需要建立严格的财政制度;长期上则需要协调好各个产业的发展,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中美全球主权债务治理博弈及对策分析

债务治理是中美两国战略博弈的一个缩影。虽然债务问题的发生在本质上属于经济问题,但债务问题的解决却与大国关系紧密相关。长期以来,债务的解决往往被西方债权国视为介入、影响甚至塑造债务国经济政策和国际发展议程的重要工具。当前,作为全球债务治理的主要参与方,中美两国在解决全球债务问题中存在明显分歧。受此次全球新冠疫情的冲击,发展中国家经济遭到重创,部分国家的债务状况迅速恶化。由于中国等新兴国家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债权方,美国将全球债务治理作为对华竞争与遏制的新手段:一方面借助国际金融组织通过债务减免倡议树立道德制高点,彰显美国在全球债务治理中的主导优势,另一方面通过构筑发展中国家“抗债减债”统一阵线,集体对中国债务减免施加政治压力。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减免中执行差异性标准,要求将中国的债务减免作为发达国家放宽债务国偿债期限的前提。这种带有竞争和对抗性的债务减免政策,不仅会增加中国的偿债风险,影响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联系,而且也给其他西方国家提供了攻击中国的新口实,进而成为美国从地缘政治施压中国的新手段。而中国将会遭受来自部分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国家的双重政治压力。

福利资本主义的命运与前途:危机后的思考

福利资本主义是战后资本主义的主要形态之一。希腊、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塞浦路斯等高福利欧洲国家相继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使福利制度一时间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然而,事实上,高福利的德国、瑞典2010年以来依然有着强劲的增长能力和可控的政府债务。另一个事实是,希腊等国动用了巨额的财政资金向金融业和大产业注资,结果使财政陷入濒临破产的境地。福利资本主义的危机归根到底是生产力的危机、资本主义财富分配制度的危机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危机,而不简单是福利制度的危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高福利已经难以为继,新自由主义的财政紧缩和削减福利会更深地激化资本主义的矛盾。出路惟有根本地改变资本主义的私人财产制度,重新进行生产条件的再分配,使物质生产为劳动者服务。劳动者享有的生活标准和自由发展的条件,包括社会福利,与社会物质生产能力同步地、自然地提高,是替代福利资本主义的可行选择。

《海牙判决公约》国家豁免问题的谈判与启示

《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海牙判决公约》)适用于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并未排除国家作为一方当事人的适用。公约不影响国家及其财产所享有的特权和豁免,国家相关判决最终能否得到执行取决于各缔约国在国家豁免上的立场,此规定客观上将增加国家相关判决在公约下被承认与执行的几率。公约不适用于武装力量活动和执法活动,其与驻军地位协定的关系值得中国关注。针对阿根廷等国的主权债务问题,公约排除了通过国家单边措施进行的主权债务重组。公约还允许缔约国就国家是一方当事人的判决进行声明,但此问题所涉国有企业的谈判意味着,中国与相关国家之间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博弈延伸至国际私法领域。

“债务换取自然”与塑造绿色话语霸权:美国对热带森林的保护政策及评析

西方长期的殖民统治使第三世界的热带森林遭受严重破坏。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陷入举借国际贷款和不断加强自然资源开发的桎梏。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环境问题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美国率先提出针对第三世界“债务换取自然”的环境保护政策。鉴于在国际气候问题上的保守态度引起的反感,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将这一政策付诸实施,先后以美洲倡议和《热带森林保护法案》为基础,试图通过热带森林保护政策以重塑美国政府的环保形象。这对热带森林保护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也有较大局限性,其背后附加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将第三世界与美国捆绑在一起,实质上是美国在国际环境事务中塑造绿色话语霸权和推行生态殖民主义的一种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