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可诉性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可诉性争论主要围绕其性质是具体行政行为还是抽象行政行为、是否具备成熟性以及司法机关是否适宜介入控制性详细规划等问题展开。控制性详细规划对象的不特定性及其法律效果的间接性决定了其抽象行政行为属性,同时由于其程序上的完结性与权利救济的必要性而具备成熟性。司法机关对于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合法性审查不存在功能适当问题,但司法的消极立场事实上阻碍了规划法治的进程。

浅论对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

对侦查行为由法院统一进行司法审查 ,是现代民主国家的普遍做法。我国之所以未能建立这种司法审查制度 ,主要原因在于“侦查中心主义”的诉讼构造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影响以及法院的地位缺乏权威等。出于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诉讼目的、贯彻决定与执行分离的原则、加强司法救济以及与国际刑事法治接轨的需要 ,我国也应当建立对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 ,具体内容包括如实行司法令状制度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

论对行政立法的监督与控制

应通过加强议会(权力机关)对行政立法的授权与监督、控制立法中的自由裁量权、健 全对行政立法的行政审查,建立全面司法审查制度来进一步强化与完善对行政立法的法律监控。

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权

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是各国政治体制中分权制衡原则的具体体现 ,也是司法监督行政权的重要方式 ,然而我国法律并未明文规定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我们应当从理论和司法实践的角度论述对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探求对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标准和健全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的对策。

论对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司法审查

对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司法审查是法院维护和保障法治的神圣使命。在广度上 ,所有行政自由裁量行为都应纳入到司法审查中去 ;在深度上 ,人民法院只对滥用职权或显失公正的行政自由裁量行为予以撤销或改变 ,对一般不合理、不适当的行政自由裁量行为则只能留给行政机关处置 ,法院不能予以改变或撤销 ,以保持行政自由裁量权与司法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必要张力 。

论抽象行政行为的不可诉性与可附带司法审查性

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与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不完全是一回事。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包括专门审查和附带审查两种方式,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属于前者,然而,在我国现行法院体制下,抽象行政行为不宜具有可诉性,不宜将其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规章及其以下的抽象行政行为在实践中事实上具有可附带司法审查性,我们可以在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完善现行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的附带司法审查制度,这是一种更为明智的选择。

中国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的建构

在我国建构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已经具备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从宪法和行政讼法两个层面着手建构:在宪法层面上,应考虑将司法对行政的监督权写进宪法;在行政诉讼法层面,应参照国外立法,完善中国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审查主体、审查范围、审查方式和审查效力等主要要素。

论侦查违法行为的性质

刑讯逼供和超期羁押 ,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的两个难题。由于对侦查行为的定性错误 ,目前的法律仅仅在刑法、刑事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范围内解决刑讯逼供和超期羁押问题。从行政法学的角度来看 ,侦查是有关当局为提起诉讼而做出的行政行为 ,只有将刑讯逼供和超期羁押纳入行政诉讼等行政救济范围 ,才能扫除侦查救济制度中的理论和法律障碍。

对抽象行政行为限制竞争问题的探讨

分析了抽象行政行为的主要类型,主要包括部门垄断、地区封锁、强制联合限制竞争、行政强制交易这四种类型。认为我国现有的解决抽象行政行为垄断问题的方法存在多重缺陷。应采用立法听证的方式保证抽象行政行为的作出不违反反垄断法的规定;应建立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使违反反垄断法的抽象行政行为能接受法院的审查;应构建反垄断私人诉讼制度,在抽象行政行为限制竞争产生损害后果时,使受损者有救济渠道。

论行政登记的性质

我国行政法学理论界与司法实践对行政登记的性质存在很大争议。本文旨在在功能和结构两个方面探讨行政登记行为的性质,将行政登记作为一种独立的行政行为模式看待,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对行政登记行为司法审查的标准,使理论与实践有机衔接。

论世贸组织体系下的司法审查对象

WTO(世贸组织)体制下的司法审查对象从总体看应为各成员政府的对外贸易管理行为或措施,实践中往往反映为各种贸易壁垒措施。司法审查对象针对的是被审查行为的性质,解决的是被诉主体及其行为的可诉性问题。从WTO各成员的国内司法审查和WTO／DSB的国际司法审查来看,司法审查对象亦有国内与国际之分。前者根据各国不同体制而异,但以具体行政行为或措施为主;后者以各成员的抽象措施为主,但并不涉及可诉性与非可诉性问题,而有违反之诉与非违反之诉之分。

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及其完善

抽象行政行为是国家实施行政权、进行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它的特殊性质决定了需要对其加强监督制约。司法审查固有的公正性与正义性,较之其他监督有更多的优势,而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目前仅停留在对抽象行政行为的“间接审查”上,在“直接审查”上却是缺位的。从国外相关经验来看,司法审查更应重点放在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直接审查”上。应借鉴这一经验,从管辖法院及审查范围、具体诉讼程序及违法抽象行政行为的责任追究制度等角度来完善我国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

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抽象行政行为是各国政府进行行政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是必要的,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以将规章及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纳入审查范围为宜,应当允许相对人直接对抽象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不宜授予法院司法变更权,并且,应与行政公益诉讼区别开来。

论我国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抽象行政行为是各国政府进行行政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我国《行政诉讼法》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于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使得抽象行政行为的实施得不到有效的司法监督。为此,本文提出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构想,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分析和探讨。

欧盟司法审查体系及其借鉴意义论析

欧盟的司法审查体系是应欧盟跨国区域共同治理的需要而建立的审查机制,它包括对欧盟机构法令的审查、对欧盟机构不作为的审查、对成员国行为的审查以及预先裁决程序。对欧盟机构法令的审查和不作为的审查,可以最大程度地确保欧盟机构的立法与决策符合欧盟基本条约的规定,并保护欧盟法律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受欧盟机构非法或不当行为的损害。对成员国行为的审查可以促进成员国善意履行欧盟条约的义务。预先裁决程序通过对欧盟法律的解释解决了欧盟法在成员国的适用问题,促进了欧盟法与成员国国内法之间的合作。文章通过剖析欧盟的司法审查制度探讨了其对区域合作的借鉴意义。

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重构

以司法权监督行政权合法行使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我国人民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仅享有十分有限的司法审查权。这种状况严重限制了法院司法监督作用的有效发挥 ,不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扩大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权、重构我国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十分必要。

自由裁量行政行为成因及司法规制诉求探析

自由裁量行政行为作为权力的伴生物,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明显的主客观存在合理性。行政权有着接受司法审查的必要性,作为一种更为特殊的行政行为,自由裁量行政行为更有着接受司法规制的现实诉求,在当前向法治社会转型和积极融入全球化浪潮的发展背景下,行政诉讼中确立自由裁量行政行为司法合理性审查势在必行。

抽象行政行为必将纳入司法审查范围

在我国,抽象行政行为一直被排除到司法审查范围之外。在当前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大背景下,将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范围是其中重要的一步。文章力图从现有的司法理论和实践中找到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到司法审查范围的种种理由。

自由裁量行政行为司法审查规制构想

自由裁量行政行为既具有明显的存在合理性,又有着接受司法合理性规制的现实诉求.自由裁量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司法审查,在基本原则上应当坚持审查裁量是否具备“合理性内核”与“基本性”最低要求,在具体标准上应当建立起要素比较的审查视角,在司法审查配套制度建设上应当构建起必要的制度支持机制,从而提升审查的便利性和有效性,为法治行政的顺利实现奠定基础.

非强制性行为与司法审查的变革

非强制性行为是服务行政的主要手段,伴随着服务行政的兴起,非强制性行为日益成为行政的重要方式。非强制性行为的实体法性质决定了对非强制性行为的监督主要通过程序法和救济法来进行。现行的司法审查是以对强制性行为的审查为中心构建的单向度的诉讼模式,非强制性行为的兴起必然要求司法审查模式作相应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