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基于证据多视角的模糊C-means聚类算法

针对传统多视角聚类算法难以准确识别噪声和有效划分类间重叠区域样本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证据多视角的模糊C均值(evidential multi-view fuzzy C-means,EMVFCM)聚类算法。首先,在证据推理框架下,研究一种改进的模糊C-means多视角聚类算法,通过优化改进的目标函数获得待测样本属于单类和噪声的信任值,从而识别出噪声数据。然后,由于重叠区域的样本不能被准确地划分类别,所以将其划分到相对应的复合类,这不仅能够表征数据样本类别的不精确性,还能降低错误分类的风险。最后,通过人工数据集和UCI数据集验证本文算法的性能并与相关算法对比。实验结果表明,本文算法较传统多视角聚类算法能更有效地处理数据中的噪声和重叠样本难以准确划分的问题。

仁义与审慎:董仲舒“原心定罪”主张新解

董仲舒的‚原心定罪‛主张直接催生了汉代法治的‚《春秋》决狱‛实践。通常对‚原心定罪‛的解释会援引董仲舒的‚德主刑辅‛‚阳德阴刑‛思想,将阴阳与刑德比附论证。然而,这一解读方式忽略了董仲舒‚原心定罪‛主张在其篇章中与仁义、审慎论述的相关性。从伦理视角看,董仲舒将‚仁‛理解为泛爱与理性思考,推究得到‚慎‛这一态度;将‚义‛理解为内在规范力量,推究得到‚以经正义‛这一方式,因而‚原心定罪‛无需通过阴阳比附论证也可成立。这种对董仲舒德刑思想的解读方式,有助于董仲舒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现代化理解。此外,董仲舒对道德主体的行为自主性有更明显的肯定,动机在确定主体道德责任时有更重要的地位,这展现出他有在当代被解读为理由内在主义者的可能性。

知言与养气:孟子对仁义之道的新拓展

孟子之前的儒者不善言辩,时人称孟子“好辩”,孟子则以“不得已”加以辩驳。孟子的理由是:基于历史依据、现实需要和儒家仁义学说。孟子的“好辩”是“知言”的表现,并以“诐、淫、邪、遁”之辞剖析各类邪说的危害。在此基础上,孟子阐明了“浩然之气”:“气”有义、道为基础;道是仁道,义是行仁之路;“养气”是行仁义之道的方式。基于仁义之正和气之浩然,孟子进一步阐发了集义与仁政学说。孟子的“知言”与“养气”源头在孔子那里,经过孟子的阐释,成为支撑孟子仁义之道思想的基础理论与主要概念。

回归“全球治理”:“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逻辑

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权力结构失衡、制度功能不足、主导观念缺失等现实困境,其根源在于既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违背了“全球治理”的基本要义,需对现有体系加以改革。“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方案,回归了“全球治理”的理论逻辑:在治理主体上倡导包容性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多边秩序;在治理方式上通过发展为导向的灵活机制,增强双边、区域和多边机制的对接程度,提升治理的有效性;在治理目标和价值层面以正确义利观为价值指向,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使分配更加公平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闽西籍开国将军群像分析与闽西文化崇正观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闽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建立人民武装,保卫土地革命果实。闽西子弟积极参军参战,先后组成“五个军”并上升为中央红军,这些部队正是在古田会议精神指引下成长为新型人民军队。1955—1965年间,闽西子弟有71人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以上军衔。纵观闽西籍开国将军入伍履职经历,大多从事政治动员、机关党(事)务、技术军种等。这种“政工群体”现象,有着深刻的客家文化底蕴,自古有之、根深蒂固的“崇正”观及其所展现的以天下为己任奉献的家国情怀、崇文重教光宗耀祖的家教家风、不尚空谈注重实干的务实作风,对闽西籍开国将军成长有重要影响。

中国传统义利观的时代价值判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需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中国传统义利观中的以义为先、以义谋利、义中取利、义利合一等论述,对于我国当今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主要体现在:坚守以义为先,避免人际交往的失信化、利己化和功利化,是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基础;信守义中谋利,既是企业和个人发展的前提,也有利于个人道德素质的提升和企业软实力的增强,推进社会的持续发展;遵循义中取利,能帮助人们树立合理的财富观;坚持义利合一,公利即为义,也就是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以集体利益为首,促进健康群己观的形成。

贵州黄平苗族女性盛装上衣装饰艺术研究

贵州黄平苗族女性盛装上衣具有很强的支系识别性,其所选用绸缎面料及整体的紫褐(未染色)或金绿(染色)的色彩体系,全部以抽象几何造型的装饰纹样实属罕见。“后背中心视角”的装饰特征都与贵州其他支系苗族女性盛装服饰形成鲜明的对比,以往对其的研究并不多见。文章以实物样本为基础,从款式、造型与结构、色彩特征、装饰与纹样特征、美学特征几个层面对其盛装上衣进行全面解读。从而进一步探究黄平苗族女性盛装上衣色彩背后的文化内涵,以单数为尚的数字排列所展现的节奏韵律与审美喜好,几何的装饰构成所展现出的理性之美及其独特的“后背中心视角”的美学特征。

正谊明道与董仲舒义利观关系新探

董仲舒继承了诸子百家,尤其是先秦孔孟荀的义利观念,并形成了自己的义利观。回顾四十年正谊明道与义利观关系的研究,可以看到很多学者把正谊明道与董仲舒义利观联系在一起,认为是董仲舒正谊明道的义利观。追根溯源,正谊明道是董仲舒为回答江都王越有三仁问题而言,正谊明道是仁人的标准,与董仲舒义利观本来没有关系。宋代朱熹开始把正谊明道与董仲舒义利观联系起来,随着宋明理学的发展,正谊明道成为中国古代义利观的经典名言,产生了重大影响,并成为并非原作的经典名言现象中的一个。

面向多跳问答的多视图语义推理网络

由于多跳知识图谱问答任务的复杂性,现有研究大多通过堆叠多层图神经网络以捕捉更大范围的高阶邻居信息。这种做法将多阶信息融合在一起,以损失节点判别性为代价获取更全局的信息,存在过平滑问题;并且,由于离节点越近的邻居置信度越高,将多阶邻居信息融合在一起的做法会忽略邻居的置信度。此外,多跳知识图谱问答存在许多数据集通常没有给定中间路径的监督信息的弱监督问题,会使模型在进行路径推理时缺乏有效的指导信息,导致模型推理能力降低。为了解决以上问题,论文提出了一种多视图语义推理网络,该网络利用全局和局部两种视图的信息共同进行推理。全局视图信息是指节点的多阶邻居信息,能够为推理提供更丰富的证据;局部视图信息则只关注节点的1阶邻居信息,更具有判别性,能够缓解全局视图信息存在的过平滑问题。同时,该网络将问题分解为多个子问题作为中间路径推理的指导信息,并从问题语义构成的均匀性和一致性出发,设计了一种新颖的损失函数以提升问题分解的质量,以提高模型中间路径推理的能力。论文方法在3个真实数据集上进行了大量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多视图的语义信息能够为推理提供更加全面的证据,将问题分解为子问题的做法能够提高中间路径推理的准确性,证明了论文方法的有效性。

罗尔斯公共理性的限制:“排他观点”抑或“但书”

在涉及宪法根本与基本正义问题的公共正当性证明中,罗尔斯认为,自由平等的理性公民仅能依诸独立于其自身信奉的整全观念,且由政治的正义观念规定的公共理由进行公共推理。这一观点被称为公共理性的“排他观点”。然而,在《重释公共理性的理念》一文中,罗尔斯又提出一种受“但书”限制的宽泛观点,即公民的整全观念可以在任何时候进入公共讨论,只要能够在适当时候提出公共理由以支持他们的整全理由。相较于前者,“但书”颠倒了公共理由和整全理由在公共正当性证明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而使前者退变为一种额外的补偿机制。这不仅违背了罗尔斯公共理性的理念与理想,甚至也会动摇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谋划的根基。

共在之勇是中华传统勇德发展的当代必然——论中华传统勇德塑造的历史逻辑及当代启示

“勇”本是一个中性概念,意为人之不惧的心理品质,与道德无涉,与善恶无关。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勇”逐渐被赋予了德性内涵,列入德目,上升为勇德。作为重要德目,勇德是德对勇的规限与勇向德的升华,是推动道德认知转化为道德行为的生命力量。勇德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随着人的生存方式改变而改变,并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体现出不同的德性内涵。回溯历史,中华民族先后塑造了血气之勇、义理之勇和存在之勇三种勇德形态。时至今日,中华民族正处于伟大复兴的关键节点,在长期和平环境与富足生活条件下,出现了国民血性不足、“娘炮”受宠、英雄被冷落、历史虚无等新问题,迫切需要一种融合血气之勇、义理之勇和存在之勇的共在之勇。共在之勇不是三种勇德形态的简单加总,而是对它们的批判、超越和创新。

“理”“礼”关联探析

从早期的字形构意来看,“理”与“礼”并无关系。从其本义来看,二者的关联在于其目的都是为了人之生存、生活。在生命存在的基础上,伴随着人之自我意识的不断觉醒,人们开始考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整个自然界的和谐共处,以及思索生命存在的意义。在不断思考中,“理”与“礼”通过“义”建立起联系,成为社会伦理道德的核心概念。当“理”与“礼”摆脱了字之本义的束缚以及“义”这个桥梁而直接联系在一起,则标志着封建礼法制度的成熟。

论“在义为理”中“义”“理”的观念——以程朱为中心

“在义为理”出自《二程遗书》,是说天道在义中表现为理,但朱熹怀疑此句应是“在物为理”,后者出自《伊川易传》。比起“在义为理”,“在物为理”的说法似乎更符合常识和逻辑,物理与天命、人性并列看起来更合理。但其实,“在义为理”是说得通的。因为在程颐思想中,理、义是体用关系,理寓于义中,“在义为理”就是在用为体、由用显体。义是指行为的适宜性,理为心性之理,“在义为理”是说天理在处事之宜中表现为仁之性理。性理是天理在道德层面的表现,与天命、人性相贯通。“在义为理”与“在物为理”也具有相通性。

以“理”解“义”--朱熹以“心之制,事之宜”训“义”的理论意涵

义是儒家传统的核心价值,亦是朱熹哲学的核心关切。在朱熹解“义”的诸多论述当中,“心之制,事之宜”是一句极为关键的定义。“心之制”在性理的层面论义,继承了汉唐以“裁制”训“义”的传统,强调“义”作为性理所具有的刚断性;“事之宜”则是在事理的层面论义,延续了先秦以“宜”训“义”的方式,突出“义”作为事理所具有的恰当性。同时,二者之间还构成体用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源头与根据,后者是前者的发用与实现。

试论王夫之的义利观

王夫之在继承传统义利观的基础上,以张载的“气一”论为出发点批判宋明理学,深入考察了利与义的关系,论证了二者的相互交融与依存。他更大程度上认可了私利的正当性,并提出了义对利的导向作用,认为义作为外在规范内化于心时,具有教化“成人”的作用,并指出了“生”与“义”的联系。他诠释了具有三种不同层次、高度的义,并阐述了他所设想的基于“通义”的理想人格,即以古今之“通义”行义之事,才是人之为人的体现,人应以“通”的高度践行义,这体现了他相较于过往义利观的进步之处。

中国传统义利观的当代价值研究

作为中国伦理学的重要组成内容,中国传统义利观为中国以及世界文化的繁荣昌盛作出了卓著贡献。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无数文人志士深层次辨析传统义利观,由此逐渐提出了重义轻利、义利俱轻等多种观点。马克思主义义利观秉承义利并举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人的全面发展与进步。由义利关系的角度入手分析儒、墨、道、法的义利观思想,对探讨新时期传统义利观的当代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理由事实主义与错误情形问题

针对“行动的理由属于哪类事物”这一问题,标准观主张行动者据以行动的理由(即驱动性理由)是心理状态(比如欲望和信念)。近来,理由事实主义异军突起,大有取代标准观之势。事实主义者认为标准观并不成立,主张驱动性理由是事实或事态。然而,这一立场面临一个严峻的挑战,即错误情形问题,有些时候行动者据以行动的东西乃不实之情。通过考察事实主义阵营提供的三种代表性解决方案表明,事实主义者未能令人满意地解决错误情形问题。就此而言,事实主义的一般性主张是否成立,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儿童权利观的合理意蕴及启示

儿童权利观是人们对儿童应享有的权利的根本看法和态度,是儿童观的重要构成部分。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对人价值的认可、对人权的关注和对儿童的发现,人们开始自觉、理性地认识儿童的权利。然而在儿童教育中仍存在忽视和削弱儿童权利的现象,这涉及观念和行为层面,因此首先应厘清儿童权利观的合理意蕴。笔者基于对儿童权利观发展背景的分析,从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视阈思考了儿童权利观的合理意蕴,并进一步探讨了如何在儿童教育中遵循合理的儿童权利观,保障儿童的权利。

中国传统正义观的内涵及特点

通过采用文献分析等方法探讨中国传统正义观的核心范畴"义"和中心论题"义利之辨",总结了中国传统正义观的基本特征,并做出相应评价。认为:崇高道德理想,是中国传统正义观的永恒意义;缺失制度正义,是中国传统正义观的根本缺陷;差等思想,是中国传统正义观中值得分析的问题。

论荀子的以欲望论为基础的经济思想

荀子认为义利为人所两有,但好利是人的本性,这与西方经济学的逻辑起点"经济人"假设是一致的。荀子所说的对利的需要从主观上说就是人的欲望。荀子对欲望持肯定态度,主张按等级身份适当满足各种人的欲望,做到消费欲望的满足和消费资料的增长相适应。满足人的消费欲望可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从而使财富不断增加,为此必须实行激励政策。荀子的欲望论和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既有相通之处,又各具有不同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