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红色歌曲及其传播特征

考察红色歌曲研究领域的既有成果可以得出,学界对于抗日战争时期红色歌曲及其传播特征还较少关注,而特定时期音乐艺术成果的传播及其价值是当代创新发展音乐艺术的重要借鉴和参考。因此,基于抗战时期红色歌曲的产生背景和音乐艺术成果,阐述分析此一时期红色歌曲的主要成果及其庄严的政治主题,从思想和艺术方面,总结揭示了抗战时期红歌传播所体现出的吹起中国人民奋起抗战的集结号角、擂响全民同仇敌忾走向杀敌前线的战鼓、成为全民抗战的战略指导、造就中国近现代音乐艺术珍品等意义。与此同时,归纳概括了这一历史时期红色歌曲传播过程中所体现的即时性、阶段性、普及性,以及演唱形式多样和持久性等传播特征。

论宋、夏诗歌中的西夏书写特质及其文学影响

宋、夏政权长期并存,宋、夏诗歌中都存在西夏书写的内容。西夏本身成为宋诗的诗料之一,宋诗中的西夏书写在边塞诗文本记忆的基础上具有一定的写实性,展现了宋代文人对边塞诗的重新认识。西夏诗歌中也存在自我书写的倾向,其援引儒家经典阐释其所处时间和方位,展现出对中华优秀文化及传统典籍的接受与发扬。在思想倾向上,宋、夏诗歌虽然用不同语言写就,却同时追求儒家的忠义观念,展现出对和谐统一的美好盼望。同时,宋诗中的西夏书写扩大了边塞诗的功用,使其具有论争功能。西夏诗歌中的西夏书写则继承了儒家的诗教观念,在诗歌中倡导德治,具有劝谏色彩。宋、夏诗歌中的西夏书写展现了11世纪至13世纪中国文坛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情况。

抗战歌曲与现代黄河形象建构——以歌词为中心的考察

在我国,黄河具有超越自然属性凝聚民族精神的符号意义,黄河的象征性文化意涵是从近代开始的。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结构性震荡,“民族”“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国家”等概念被提出与传播,“黄河”在此背景下登上文化舞台,开始具有民族、国家等象征意义。近代学堂乐歌中首次将黄河与民族、国家相联系,由杨度作词的《黄河》奠定了现代黄河形象的基础,曾志忞将其谱曲收录于《教育唱歌集》,《黄河》也随着学堂乐歌、梁启超《新民丛报》的传颂与推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后黄河的文化意义不断得到书写与丰富。抗日战争爆发后,以黄河为主题的歌曲创作呈现井喷式增长,数量众多的黄河主题歌曲创作赋予了“黄河”系列现代象征性内涵:从抗战初期河患形象中所展现的民哀,到怒吼形象中体现民族的苦难与抗争,再到黄河形象中承载的军民鱼水情,黄河成为了一种话语符号,具有传递思想、形塑意义和参与社会实践的话语权力,塑造着人民的共同意识。以黄河为主题的抗战歌曲凭借着鲜明的民族特征,在时代话语的塑造下建构了群体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在黄河成为中华民族象征等现代意义的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宋四川山城遗址概说——结构类型、特点价值、保护利用

南宋四川山城遗址是宋廷在宋元战争背景下营建的山城体系的遗存。该山城体系以制司所在的重庆城为中心、以抚司级山城为节点、以府州级山城为基础,构成一个严密的金字塔形结构。所有新建山城都选择险要山地营建,形成以山城为点、江河为线的集建置城市和军事堡垒为一体的军政系统。该山城体系以制司所在的夔州路为根本、以四川腹地的潼川府路为外围、以原制司所在的成都府路为经营重点、以原兴元府路为光复远景、以蒙元南下的主要路线“外水”为主要防御方向。依托这个山城体系,南宋四川当局与强大的蒙元军队进行了长达40余年的拉锯战。这些山城在宋元战争结束后废弃成为遗址,因在险峻山区,城址保存相对完整,成为具有历史价值、纪念价值和旅游价值的重要文化遗产。如何整体保护山城体系的系统性、山城格局的完整性和山城要素的真实性,是今后南宋四川山城遗址保护和利用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儒释融合思想在西夏文学作品中的反映

西夏崇佛,佛教思想唐时已传入河西地区,西夏在此建立后又多次向宋朝请经翻印;儒家的政治观符合西夏掌权者的需求,因此也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儒释两种外来文化被西夏人融合使用,并反映在用西夏文创作的文学作品中。以俄藏инв.№121V和инв.№5189缀合而成的《宫廷诗集》,将“颂圣”与“崇佛”两种文化观念融入同一篇文学作品中,并最终集结成册,是西夏诗人的独特创造。在思想上借鉴儒释理想,文学形式则保留党项民族文学的传统,则是西夏人充分考虑现实需求和民族特性后作出的最佳选择。

南川龙崖城遗址的保护与利用

文章讨论了南川龙崖城名称的由来和发展演变过程,概述了龙崖城的筑城背景和经过,以及南宋龙崖城之战及其以后龙崖城的战事,介绍了龙崖城遗址的整体现状和其主要遗存,分析了龙崖城选址特征及其战略意义,提炼了龙崖城的特点和价值,最后阐述了龙崖城遗址的保护利用策略,并展望了龙崖城遗址公园的未来图景,以提升对龙崖城的全面认知。

金堂县云顶城调查与初步研究

“川中八柱”之一的金堂县云顶城是川渝地区宋元山城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以来,金堂县联合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云顶城进行了系统的田野调查工作,基本掌握了山城的保存状况,并发现了宋元时期高等级建筑遗址。文章在总结近年工作的基础上,对云顶城的地理位置、研究概况、城内遗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结合历史文献对云顶城相关的历史问题进行了研究,揭示了云顶城的防御特点和遗产价值,有助于学术界了解云顶城的基本概况,并为遗址保护、展示和利用提供学术支撑。

宗师与兵学:社会圈层视野下的欧阳修与《孙子兵法》

三个社会圈层波及一代宗师欧阳修与《孙子兵法》之间的互动:一是他与梅尧臣密切交往的“朋友圈层”;二是他置身于史学、文学和军政事务的“术业圈层”;三是他介入了高丽与北宋关于孙子兵学问题交流的“外交圈层”。此三个圈层使欧阳修与《孙子兵法》发生了密切联系,产生了不同效应。“朋友圈层”使欧阳修学习《孙子兵法》增加了外在动力;“术业圈层”使他格外关注孙武的家世与注重应用孙子兵学于军政问题;“外交圈层”使他对孙子兵学的认知得到进一步提升。总之,欧阳修既是《孙子兵法》的喜好者,也是兵家孙武身世的关注者,还是孙子兵学奥义的探索者。欧阳修与《孙子兵法》发生互动的三个社会圈层,呈现出孙子兵学传播与应用的多姿多彩,诠释了欧阳修担任北宋高级武官的隐微之处。

论第一次宋夏战争时期宋朝的治安

第一次宋夏战争时期,随着战争的失利,宋朝的治安问题比较严重,民众赋役加重,地方兵力空虚和治安系统瘫痪。战事有所缓和后,朝廷采取增兵备盗、恢复重法和宽猛相济的措施来稳定治安。面对非常时期的国家治理难题,宋朝较好地平衡了战争与治安之间的关系,社会治安也渐趋稳定。

基于安大简谈《诗经》中的联绵词问题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诗经》与《毛诗》相较,在联绵词上呈现如下情况:《毛诗》为联绵词,简本文字有别且非联绵词;《毛诗》不为联绵词,简本文字有别而为联绵词;简本与《毛诗》均为联绵词而文字有别;简本与《毛诗》均为联绵词且文字全同。这些情况说明研究中要尊重出土文献自身的文本内容,以客观、统一的标准和原则处理传世与出土文本的异文。其也证明了简本对于《诗经》语言文字和文本研究的重要意义。

战火中的歌声:第三厅抗战歌曲的创作与影响

抗战时期是中国面临空前危机的时期,音乐作为一种情感表达强烈的艺术形式,在这段时间里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歌曲作为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广泛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在宣扬民族精神、激发抗战热情、动员民众参与抗战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抗战宣传的有力武器。“第三厅”作为一个抗战宣传部门,负责抗战的宣传工作,在第三厅的抗战宣传工作中,抗战音乐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郭沫若、田汉、洪深的带领下,“第三厅”的成员创作出许多优秀、脍炙人口的抗战歌曲,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日的决心和斗志,掀起了人民抗日的热潮。

按行自抑:崛起国何以战略收缩

作为积蓄自身实力、缓解外部安全压力的战略手段,战略收缩成为部分崛起国的主要选择,但崛起国出现战略收缩现象却缺少相应的理论逻辑解释。既有研究往往关注秩序更迭时期霸权国战略收缩以应对崛起国挑战,而忽视了崛起国在崛起时期选择有限战略收缩的现实。基于战略手段调整时序、战略资源分配以及战略目标修订等维度辨析,本文将扩张与收缩等战略选项相联结,并通过能力与意愿两种内部政治逻辑考察俾斯麦德国与北宋统一初期的两个战略收缩案例,两者在存在相当程度的外部收益预期下,基于国内政治逻辑选择战略收缩,从而延缓、甚至避免了霸权国与崛起国秩序之战的出现。探究崛起国在大国竞争中维持自身战略定力存在内部政治机理,有助于重新思考国际秩序大变局下的崛起国战略选择。

说安大简《诗》中可能是“■”之字

文章认为安大简《诗·芣苢》末章末句“尃(薄)言”之后一字可能是“■”,读为训“收”的“卷”。简本“卷”与传本“襭”是两个近义的异文。

战国《诗》学传播中心的转移与汉四家《诗》的形成

汉代四家诗在先秦的师承源流 ,除《毛诗》自谓传自子夏 ,并有谱系流传外 ,其余三家 ,史皆无载。三家不言师承 ,并非数典忘祖 ,实由战国《诗》学传播混乱、师承不明所致。研究者多从传播主体入手 ,设定其为封闭型传播渠道 ,希图理清三家在先秦的师承脉络 ,然终劳而少功 ,他们忽略了战国《诗》传播的全开放性与学术中心的地域性转移对《诗》学观念与流派形成的影响。战国学术中心有四次大转移 ,第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于三晋之魏的西河 ,其学术以古史为根柢 ,以好古为特色。第二个学术中心转移于齐之稷下 ,其学术以杂学著称 ,而又侈谈阴阳五行。第三个学术中心转移于燕国 ,其特色由中和三晋之古学与齐之阴阳学说而成。第四个学术中心转移于楚之兰陵 ,实即鲁之次室 ,由荀子居兰陵而形成。其学杂帝王之术 ,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四次学术中心的大转移 ,也是《诗》学传播中心的四次大转移 ,直接影响了汉代四家《诗》学的形成 ,成为四家《诗》

新秧歌运动:解放区抗战歌谣的新高潮

作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最早的实践成果,解放区秧歌剧与新秧歌运动第一次较为科学地实现了传承借鉴中西音乐、戏剧、舞蹈、诗歌等文艺形式和艺术技巧的统一,实现了深刻的历史政治语境与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实现了抗战时期的时代旋律与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的统一,开创了具有中国风格和民族气派的工农兵群众的革命文艺形态,也开启了解放区及新中国全民沸腾的群众性文艺运动的崭新时代。

宋夏战争中的乡兵与堡寨

在宋夏战争史上,北宋政府为了对付西夏军队的寇掠,除了在西北沿边地区部署大量正规军外,还积极招募弓箭手、蕃兵等乡兵部队配合禁军戍防和作战。自仁宗朝始,北宋政府在西北地区大量修筑堡寨,以构建防御西夏的军事屏障。在此过程中,乡兵和堡寨的紧密结合,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北宋防御西夏的能力,并逐步扭转了长期对西夏战争的不利局面。

冷战期间夏季奥运会开幕式主题曲音乐形式与结构变化分析

奥运会主题曲是奥运会的文化艺术标志和组成部分之一,以冷战期间的夏季奥运会开幕式主题曲为研究对象,运用音乐分析法分析研究了主题曲的结构与形式变化。研究认为,冷战的爆发没有阻碍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尤其是夏季奥运会开幕式主题曲,已从合唱形式的《奥林匹克赞歌》慢慢发展为音乐特色相对鲜明,具有主办国民族性的独唱或对唱形式的典型主题曲,越来越凸显奥林匹克精神和体育文化,对于人类的和平友谊、文明进步具有深远的意义。

再论西夏“蕃礼汉礼之争”

此前学界一致认为西夏历史上存在“蕃礼汉礼之争”,这是受了《西夏书事》里几条伪史料的误导。西夏自建国以后始终如一地推行“汉化”政策,王族和后族的权力斗争并非发端于不同的政治主张。西夏政府机构的设置和运作规则仿中原制度,在追求新的框架下适当保持党项传统社会组织形式。党项人在建国之初规定了具有自己特点的礼仪服色,目的是为民族独立作舆论准备,而一旦立国成功,统治者就自觉地接受中原礼仪。在西夏的国民教育中,“蕃学”与“汉学”和谐共存,而且在政府的大力提倡下,“蕃学”使用的教材、宣传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与“汉学”并没有本质的差异,区别仅在于使用的文字不同而已。

虞集《刘垓神道碑》考析

对元人虞集的一则佚文,即《大元故奉国上将军·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刘公神道碑铭》加以整理。以此碑文同其他历史文献进行比照,考察重要历史人物刘整父子的事迹,揭示出该神道碑的重要文献价值。

西夏钱币的流布区域及相关问题

自1805年武威首次发现西夏钱币窖藏以来,西夏钱币陆续有所出土。20世纪50年代,内蒙古、甘肃等地陆续有一批西夏钱币出土,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70年代末,特别是到了80年代,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关于西夏钱币出土的报道屡见于报刊,这才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西夏钱币的出土与发现区域非常广大,但其中比较集中的区域为甘肃(以武威市一带最为集中)、宁夏(多出土于银川市、石嘴山市及灵武市诸地)、内蒙古(河套地区)和陕西(以安康市最为集中),西夏的窖藏钱币也全都发现于这些地区,应与上述诸地均属西夏故地有关。此外,在新疆、北京、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湖南、湖北、浙江、山西、山东及朝鲜等地也都有发现,虽然数量不多。这些发现,为我们进一步认识西夏时期的丝路贸易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西夏使用的钱币种类繁多,除使用秦、汉、北朝、五代、唐、宋、辽、金钱外,还铸造自已的货币,均为年号钱,既有汉文,也有西夏文,同时还有对钱,反映了宋钱对西夏的深刻影响。西夏钱币数量众多,琳琅满目,如实地展现了西夏时代丝路沿线及周边地区贸易的繁荣与昌盛。本文首先以表列的形式,尽可能全面地对全国各地出土与发现的西夏钱币进行了归纳与概括,进而探寻西夏出土钱币所包含的历史文化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