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地区战国至西汉墓葬出土陶釜研究

本文通过系统聚类分析方法,对中原地区战国至西汉墓葬出土的陶釜进行了类型学研究,认为战国中期陶釜以一种特殊葬俗的形式出现在郑州地区,战国晚期开始陶釜迅速发展,分布范围变广,数量和类型明显增多,包含有郑韩文化、晋文化和秦文化三大系统。进入汉代,陶釜数量急剧减少,类型单一。陶釜在中原地区的发展历程与秦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战国《诗》学传播中心的转移与汉四家《诗》的形成

汉代四家诗在先秦的师承源流 ,除《毛诗》自谓传自子夏 ,并有谱系流传外 ,其余三家 ,史皆无载。三家不言师承 ,并非数典忘祖 ,实由战国《诗》学传播混乱、师承不明所致。研究者多从传播主体入手 ,设定其为封闭型传播渠道 ,希图理清三家在先秦的师承脉络 ,然终劳而少功 ,他们忽略了战国《诗》传播的全开放性与学术中心的地域性转移对《诗》学观念与流派形成的影响。战国学术中心有四次大转移 ,第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于三晋之魏的西河 ,其学术以古史为根柢 ,以好古为特色。第二个学术中心转移于齐之稷下 ,其学术以杂学著称 ,而又侈谈阴阳五行。第三个学术中心转移于燕国 ,其特色由中和三晋之古学与齐之阴阳学说而成。第四个学术中心转移于楚之兰陵 ,实即鲁之次室 ,由荀子居兰陵而形成。其学杂帝王之术 ,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四次学术中心的大转移 ,也是《诗》学传播中心的四次大转移 ,直接影响了汉代四家《诗》学的形成 ,成为四家《诗》

广西战国汉代墓葬出土铁器的科学研究

铁锸的使用提高了古代农业生产力,促进了农耕文明的发展。本研究对广西古代墓葬出土的铁器进行了金相实验研究,主要采用金相、扫描电镜及能谱分析(SEM-EDS)等研究方法,对广西战国汉代墓葬出土4件铁器等遗物样品进行了显微组织和成份检测分析。结果表明,武鸣马头镇安等秧战国铁锸为生铁制品;桂平市大塘城汉代长铁剑为炒钢制品,汉代炒钢制品是广西地区的首次发现;桂平市大塘城汉代铁釜为生铁制品,短铁剑为块炼铁制品。武鸣战国铁锸标志着中原地区的农耕技术至迟于战国时期传播到广西南部地区。

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吾、我”之别

吾和我的区别是代词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考察了战国、秦至西汉文献中第一人称代词的"吾"、"我",比较了它们的发展变化,纠正了前人时贤的一些有失偏颇的说法,得出了有价值的结论。本文对深入研究汉语代词史有一定意义。

战国秦汉农业功能的国家定位与制度强化

至战国时期思想家已经形成对农业功能的全面发掘,充分论证了其在经济、维护社会稳定、教化、文化孕育及技术传承等方面的功能。以此为基础,各国变法在治国方略、制度规定和民风淳化等方面变革农政,明确了农业的国家战略地位,并尝试将农业多功能制度化。秦汉时期举国重农体制和农业管理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则标志着农业多功能凝入国家制度体系。

楚秦洞庭苍梧及源流演变

从里耶简文出发,结合相关材料分析秦简牍所见洞庭、苍梧两郡,将传世文献所见楚洞庭、苍梧,汉苍梧郡与两秦郡相比较,另将楚秦黔中郡、秦汉长沙郡、汉武陵郡等一并考虑,以考察楚秦洞庭、苍梧之源流演变。认为最早楚洞庭应指山名或一较小水泽名,后泛指沅湘下游洞庭湖平原,亦指楚邑名,战国晚期因楚秦战争,楚国才在此设郡,其范围当与"洞庭五渚江南"(楚邑)及包山楚简所见楚县邑有关,含湘资沅澧下游通道;而秦洞庭郡含沅澧中下游(包括酉水流域),郡治应在临沅或索。楚苍梧腹地在九疑山区,而秦苍梧郡更重视五岭关口,二者范围、南界应有不同;汉苍梧郡仅设于五岭以南,与秦越(西瓯骆越)战争、秦朝平定南越后分设桂林等郡、楚秦移民及其后裔对岭南"封中"等地的开发、秦苍梧郡分划以及汉初南越国设苍梧王属地(或以桂林监守之)等过程、因素有关。

战国及秦汉之际陶窑初步研究

陶器制作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经过漫长的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技术已十分成熟，秦汉时期达到鼎盛。对于汉代的陶器和陶窑，已有研究者进行了专门研究，发表过卓有见地的文章及专著，但鲜有对战国、秦汉之际陶窑进行专门的讨论。

“空白”的疑惑与解读——宋代以前福建漆艺的发展状况

对宋代以前的福建漆艺研究,因实物难觅踪迹、直接的相关资料残缺,素来乏人问津。梳理战国至唐末五代时期的闽地漆艺发展概况,并对闽地出土的战国时期漆器遗迹的来源、战国秦汉时期闽地漆艺概况的成因、唐代"纻胎漆像"兴盛的原因等问题作初步探讨,这对福建漆艺在文献资料、考古出土文物和海外遗存漆器的综合研究方面,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战国秦汉时期农业领域商品经济的发展

战国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农业领域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历史经验证明 ,只有不断推动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革命 ,不断根据形势变化调整经济政策 ,维护农民的收益并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才能促使农业突破小农经济模式 。

战国秦汉时期重商与轻商观念的嬗变

战国秦汉时期 ,商业的发展与繁荣 ,使人们可以充分认识到商业的客观作用 ,有利于重商观念的形成。与此同时 ,“重农抑末”政策的推行 ,工商业者的兼并行为 ,以及由“重义轻利”观念所引发的鄙视工商业等因素 ,则促进了轻商观念的发展。这样 ,在重商与轻商观念的嬗变发展过程中 ,除个别时期 ,如西汉中期 ,重商观念稍占优势以外 ,其它时期则一直处于劣势。

魏在战国前期的地理特征与作战方略

本文论述了战国前期魏国的疆域概况和主要特征 ,其对外用兵的方向和作战次序、战略内容及产生原因 ,并从地理角度分析其得失。

论秦汉辽西并海交通

在战国环渤海地区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因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秦汉辽西交通设施的完善获得了更好的条件。秦二世巡行辽东与秦二世时代"治直道、驰道"的关系,不宜忽视。辽西并海交通道路建设,利用了辽西走廊"地势平衍"的自然地理条件。而生态环境的变化对辽西交通的显著影响,表现于"大水,傍海道不通"。分析这一情形,也会联系到对海侵的历史记忆。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晋阳城市史料考议

赵定都邯郸后,晋阳依然是"赵山北"之地的政治文化中心。秦王政即位初"晋阳反",体现了秦统一战争中与赵国争夺晋阳出现的反复。而嫪毐地位尊贵的年代,太原郡"为毐国"在这位强势人物"宫室苑囿自恣"的形势下,晋阳可能保留有体现较高消费生活等级的文物遗存。"高皇帝居晋阳",以此作为出击匈奴的军事基地。代王"都晋阳",以及汉文帝"幸太原""复晋阳、中都民三岁"史事,都描写了晋阳城市史辉煌的页面。

小农经济是战国秦汉商品经济繁盛的主要基础

战国秦汉,农业是居于压倒优势地位的产业类型,它以自己的产品和需求,决定了工商业的总体规模和发展水平。战国秦汉时期,在各种农业经济类型中,小农自给程度最低、市场依赖性最强,小农占据主导地位,导致市场发展水平比较高。农业为交换得到盐铁等必需品所进行的生产具有商品生产的性质。国家财政需求对农民直接进入市场的规模有较大影响,但对整个市场的规模和发展并无多大作用。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适应当时的经济结构又为之服务,是其必然组成部分,并非腐蚀剂,它与所谓"先进的生产力"、"资本主义萌芽"乃至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关系。

论中国城墙的起源

中国的城墙起源于原始社会后期,即龙山文化时代。它是由壕沟演变而来的防御工程,并逐渐代替壕沟而成为城市防御的主要手段。经过夏、商两代的发展,西周时代已普遍筑城,城和国已成为同义词。而且筑城技术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与今天的筑城方法十分相似。城和市都兴起很早,二者之间也没有关系。由于西周时代城内设市,就出现了中国早期的城市。“城市”一词起源于战国,即设市之城邑谓之城市。

战国至汉代桑林之舞、桑林野合图与祈雨习俗

“丧”“噩”与“桑”字的甲骨文、金文在音、形、义上皆有相类关系,“丧”字表示在桑林中向雷神呼号哭泣以祈雨,“噩”字表示手持桑木制作的燎柱向雷神呼号以祈雨。古人认为“蚕为龙精”,即蚕也是雷神化身之一的龙,在桑林中祈雨,最易引来雷神而致雨,故桑林成为兴云致雨之地。战国和汉代的桑林之舞、桑林野合图,实际上是古人祈雨的风俗画。古人以舞蹈模拟闪电之形,以男女交合引发天地交合,从而达到祈雨目的。

战国秦汉城市人口结构初探——以农民问题为中心

伴随着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城内居民的构成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城最初是军事防御的城堡,居民以农人为主。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兴盛,春秋战国时的城市居民主要被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类,但农民一直都是主体。两汉时仍然延续着战国的传统,但在交换经济和土地兼并的破坏下,大量农民丧失了土地,沦为流民或大土地所有者的依附民,城内农业人口的数量不断趋于下降,但短期内还不会完全被排挤在城墙之外。

战国秦汉文化消费结构的基本特征探析

战国秦汉时期是文化消费发展的一个重要演变阶段,从其消费结构上看,呈现出三个基本特征:文化娱乐消费内容丰富多样,世俗化的乐舞百戏是消费主流;文化教育消费的层面逐渐扩大,出现商品化趋势;绘画艺术消费是汉代社会的一种时尚文化消费,备受世人推崇。每个特点背后都有其复杂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因素。

战国至西汉第二人称代词称数研究

"数"是语法学上的一个重要范畴,通过考察文献认为:战国时期的第二人称代词没有数的分别;秦至汉初时的"若"、"女(汝)"没有数的区别,"而"、"乃"则只能指称单数;西汉中晚期第二人称代词"乃"只有2例(表单数),不足以说明其称数功能,其他人称代词都不存在数的分别,但表示单数的用例占绝大部分。

关于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两个问题的辨析——以战国秦汉时期为视角

从人类文明史整体发展阶段而言,绝不能简单地认为游牧生产方式落后,农耕生产方式先进;游牧民族进攻,农耕民族防御。在长城以北发展游牧经济,既突破了环境对人类的限制,又保护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在战国秦汉时期,农耕民族处于总体上的进攻与扩张,战术上的防御与退守态势,而游牧民族则处于战略上的退缩与战术上的进攻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