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丧葬习俗对魏晋南北朝挽歌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的俭葬习俗淡化了死亡的神秘感,使挽歌作者能够理性平和地看待死亡,保持一种较为超然客观的态度,促成了自挽作品的出现。各种丧葬仪式为挽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意象,成为挽歌描写的重要内容。挽歌正式纳入礼制,得到官方书面形式的认可后更受重视更为普及,促进了献赠挽歌作品的创作,激发了欣赏挽歌、演唱挽歌的兴趣,对名士风流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

广西越州故城遗址玻璃珠饰的科学研究

本研究利用能量色散型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共聚焦激光拉曼光谱分析、光学相干层析成像、超景深光学显微观测等多种方法对广西越州故城遗址出土的印度-太平洋玻璃珠饰进行科技分析,获取了玻璃珠的化学成分、物相结构、内部物理结构、表面显微形貌等综合物理化学信息,确定了玻璃珠的玻璃体系、制作工艺(着色工艺、成形工艺)和产地来源,探讨了以丝绸之路为主线的国内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印度-太平洋玻璃珠可能的输入路线。广西越州故城遗址发现的印度-太平洋玻璃珠为中外文明交流提供了新实物证据,对深入研究我国南北朝时期中外文明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

中国传统风景审美思想对魏晋南北朝敦煌佛教壁画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是山水画与宗教绘画共生并存的时期,这一时期“道释画渐盛”“山水画成立”,尤以南北朝时期佛教画最盛。佛教画与山水画在敦煌相遇。受中国风景审美的影响,敦煌佛教壁画表现出了与印度、中亚不同的形式和风格,更加注重风景、建筑以及世俗生活的表达,是背后这一时期中国古人风景设计与风景文化的真实再现。文章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敦煌佛教壁画,系统对比同一时期印度和中亚的佛教美术,从而进一步明确这一时期中国古代的风景审美表达。

隋代登歌的历史渊源及其施用探析

登歌是雅乐的重要内容,本取登堂而歌之意,其通过表演空间的定位,体现“贵人声”的思想,在西周大祭祀、大飨、乡饮酒礼等礼仪中均有体现。汉魏以后,伴随五礼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登歌逐渐固定成为礼仪用乐中与宫悬相区别的、具有一定乐器组合及歌唱的特定表演类型,唐宋之际被广泛运用于吉礼、嘉礼、宾礼等重大礼仪中。据史籍记载,隋代登歌吸纳了魏晋南北朝礼乐变革的成果,在乐器构成和施用制度上为后续在唐宋时代的发展奠定了基本轮廓,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

魏晋南北朝游军研究

“游军”在史籍中一开始指代游离于外、居无定所的军队,而后逐渐成为了机动军队的代名词,分别出现于三国后期的平定诸葛诞的淮南战场和魏蜀交战频频的关中战场。两晋南朝时期,游军一方面仍是临时的机动军队代名词,运用于大规模的军事场合;另一方面出现了层级化和职官化的趋势,并承担了地方治安和守卫的责任。北方的十六国北朝时期,游军仍为临时机动军队的代名词,未出现和南朝相似的专官管理和层级化的趋势;到了隋唐五代时期,游军彻底沦为了机动军队的代名词。

晋制与君统——魏晋南北朝陵墓制度的流变

晋制和君统,是魏晋南北朝陵墓发展脉络中最鲜明的两个特性,也是理解魏晋南北朝陵墓制度两个有效的切入点。尽管晋制在概念层面上存在不完善之处,但仍可用于指代包括帝王陵墓在内墓葬俭省和约束的特征,进而展示西晋墓葬和曹魏、东晋墓葬的关联性。十六国、北朝和南朝的陵墓,则在陵区选址、陵墓石刻、墓葬形制与壁画等诸多方面彰显了皇权的伸张,显示出君统对陵墓制度的深刻影响。

北朝的夷夏融合与中华美学的构建

夷夏是中华文化中的重要概念。先秦以来,“夷夏之辨”发展为夷夏融合。南北朝是夷夏融合的高峰期,主要在北朝进行,代表是北魏。夷夏融合的主流是汉化,汉化的主体不是自然血缘的同化,而是文化上对于华夏文化的认同。南北朝是佛教汉化的关键时期,主要在北朝地区进行,集中体现为佛像的汉化。佛教的汉化不仅推动了中华文化一体化工程的进行,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中华美学的构建。中华美学的构建可以分为基本观念构建和审美文化构建两大方面。基本观念建构集中在对于艺术功能的认识上。先秦儒家确定的艺术功能为教化与审美统一,此后这一认识在承传过程中发生偏移,南朝偏于审美,北朝则突出教化。在审美文化上,北朝在承传中原文化的同时又融入了草原文化,在书法、音乐、文学、城市建设等诸多方面均有建树。唐代美学兼取南北而主要承传北朝美学传统,从理论与实践上重新树立儒家艺术审美理想:文质彬彬、尽美尽善。北朝开创的以夷夏之合为核心的中华美学在唐代得以巩固提高和发展,成为中国的国家形态美学。

经学传承与家风养成:以魏晋南北朝为中心的考察

魏晋南北朝经学研习与传承的突出特点就是以家族为中心。以家族为中心的经学研习与传承,从源头上可追溯至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及其家族后人。在官学衰败与家学兴盛的背景下,世家大族开创了以家族模式来传承学术、培育子弟的教育体系。家风和家学是家族教育体系的两大要目,是实现家族门第世代传承的核心要素。世家大族对于《孝经》与三《礼》的研习与传承,推动了《孝经》与三《礼》学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养成了士族子弟孝友之内行的家族风操。累世经学与累世公卿之间的相互因袭,再加上儒家经学与士族门第之间存在的天然亲和力,使得儒家思想成为家族的核心思想信仰,儒家经学成为家族的核心家学内容。世家大族在家训中所秉持的教人之方与为人处世之道,同样是以儒家修齐治平思想为核心,并落实在家族子弟日常生活的言语行为之中。以家族为中心的经学传习,延续了因官学兴废而时有中断的官方经学传承,这就是魏晋南北朝经学的历史使命。

万绳楠先生的学术成就与治学特色

万绳楠先生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50余载,学术创获颇丰,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方面,硕果累累,成绩卓著,是海内外颇有影响的著名学者。他在曹魏政治派别、南朝田庄制度、东晋黄白籍、魏晋南北朝民族问题、魏晋南北朝南方经济开发、两晋玄学思想、北朝的弥勒信仰等重大问题上均有独到的见解,所倡导并践行的阶级分析法、文史互证法、注意事物之间联系的方法、调查研究法以及跨学科研究的方法等治学方法,独树一帜,形成鲜明的特色,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与学习。

简论魏晋南北朝挽歌的艺术特点

魏晋南北朝挽歌在艺术上具有死生对比鲜明、情调悲伤凄怆、体制形态多样化等特点。这些特点的形成与挽歌的产生及应用场景密切相关。生死对立的客观现实,造成了对比手法的广泛运用。不同历史时期的丧葬仪式的变化、思想观念的差异以及挽歌自身的存在状态,造成了挽歌不同的体制形态。

前溪舞及其当代审美表达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乐舞在独特的舞姿风貌中不断追求内心世界的宣发,形成了玄远雅致的舞蹈意蕴美。前溪舞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清商乐舞的典范之作,以忧郁伤感的风格展现出当时乐舞的人文风貌。伴随着中国传统舞蹈艺术的时代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前溪舞实现了从“符号”到“意象”的诗性表达与当代审美转化,深刻地表达出哀抑与超脱的舞蹈气质。具有当代审美属性的舞蹈作品《春水前溪》通过借鉴前溪舞不仅呈现出特有的动作形态与风格范式,同时映射出鲜明的人文精神,从而为中国古代乐舞艺术的当代传承与发展提供现实参照。

唐钞本《文选集注》所见西晋时期南北士人的文化冲突——兼论陆机的悲剧命运

“太康之英”陆机在洛阳被杀,是中古史上南北士人冲突中的一个典型事件。日本新发现文献唐钞本《文选集注》,为研究西晋时期南北士人的文化冲突提供了一个更加宏阔的视角和丰富的历史细节:《三都赋序》注揭橥“三国争统”的文化背景,有助于明晰吴人陆机在出仕西晋之前的文化心态,此为探讨西晋时期南北士人文化冲突的一个起点;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一首》及陆机《答贾长渊一首》诗注,记录并诠释了西晋时期南北士人在融合中的文化冲突点;陆机诗注中的“时网”,则启引探索入洛仕晋对陆机的诱惑与捆束。由此可知,南人陆机携带着三国争统的余绪入晋,其思维在本质上还停留在东吴时期对历史、文化的建构和认知上;面对大一统的西晋王朝中原士人的文化认知和历史叙事,交锋已在所难免;他与中原士人的一系列龃龉与缠绕,最终导致其悲剧命运。从表层看,陆机的悲剧命运固然与其兀傲的个性有关,而深层次的因素乃在于他和中原士人在文化理念上的激烈冲突。

魏晋南北朝鉴赏感悟法与批评文体的诗性建构

魏晋南北朝众多文论家娴熟而密集地采用鉴赏感悟法进行文学批评,体现出批评的时代性和民族性。这主要表现在三大维度:敏锐的艺术感受力、精准的审美判断力和高超的批评传达力,对批评文体的诗性建构皆有重要影响。以曹丕、陆机、刘勰为代表的文论家在语言的形式与风格感受方面,在对作品结构与情思把握方面,都堪称典范;而其鉴别作品之味、判定不同风格、对艺术家成就和个性特征的评析等,都极为突出。同时,善于营造“批评意境”,话语方式的表达上具有折中性和灵活性,这些都与魏晋之后整个社会的审美转向、文论家的阅读体验和审美实践分不开,且凸显了此阶段中国文论浓郁的诗性特征,对当前文学批评方法的选用、文体品格的营造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河北省翻译发展史综述

河北省翻译史是学术发展史也是社会文化交流史,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对中国文化对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按照年代顺序,系统梳理了从东晋时期到建国后河北省翻译人物的突出成就和卓越贡献,揭示了各时期翻译活动和特点,总结了河北省翻译工作的历史意义和影响。河北省翻译工作的发展离不开翻译发展史的研究,以史为鉴,才能探索翻译过程中的普遍规律,推动翻译理论的创新和翻译实践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私家藏书的地位和贡献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政局较为动荡的时期,文献收藏遭到严重破坏,但私家藏书在此期间却发生了突破性发展,为中华文明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文章分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藏书家数量陡增的原因及其文化活动特点,阐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藏书的地位和贡献:保存和丰富了古代典籍,传承了中华文明;学术研究上的自由与务虚,促进了藏书文化的多元发展;开放私藏,流通典籍,培养了大批士人,嘉惠了整个民族。

魏晋至隋唐时期河北藏书事业发展

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文化的蓬勃发展,政治环境的稳定,政策的扶持刺激,经济文化的发展,印刷技术的进步以及抄书队伍的壮大都推动了藏书事业的发展。河北地区虽然当时并未处于文化和政治中心,但是全国性的文化进步使得河北也沐浴在文化大发展的和煦春光中,藏书事业也由此上升了一个新台阶。河北藏书史是我国古代藏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成为全国重要的农业经济区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推进了文化事业的长足进步,民间藏书量得到大幅度提升,藏书家也不断涌现。本文对这一历史时期河北地域的官府藏书和宗教藏书的概况、规模、政策,以及有影响的藏书家的典型事迹做了详细介绍。

治学贵在求真创新——写在《万绳楠全集》出版之际

万绳楠先生求学于旧中国,但却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近50年的教书治学生涯中,他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在魏晋南北朝史、宋史、区域经济史等诸多领域取得突出成就。其治学吸收传统史学求真致用精华,秉持创新思考精神,充满时代进步气息,体现了追求历史进步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观。《万绳楠全集》的出版将对新时代中国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夷夏一体:丁谓经略夔州与宋初羁縻统治的转型

宋代是南方族群治理制度逐渐从羁縻转向土司的重要阶段,虽宋代仍施行羁縻制度,但自北宋前期开始,南方边地治理实践中已萌发出一些转型的要素。其突出表现之一,是宋朝借鉴内地治理经验,重新建立边疆族群地区的经济、军事体系,形成夷夏一体的边地共同体。宋真宗时期担任夔州路转运使的丁谓,堪称宋初羁縻统治转型中的官方代表。丁谓所施行的“以盐易粟”和“土兵联防”等举措,皆受北宋前期内地与西北沿边治理政策的启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这可以表明宋初进行的政治、军事、经济政策改革,是影响宋代羁縻制度转型的重要原因。对丁谓经略夔州路为代表的宋初羁縻统治实态的考察,可以进一步深化对唐宋羁縻制度变革的认识,理解古代南方治边策略从羁縻制向土司制转变历程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