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皇家仪仗初探

金朝通过战争掠夺和机构修造建立起本朝皇家仪仗体系,包含了车舆、伞扇、旗帜、鼓吹和兵器等诸多种类。与此同时,金朝设置了有关仪仗保存、管理和使用的职官机构,既涉及殿前都点检司和宣徽院等机构,也涉及内廷宫官系统。金代皇家仪仗具有昭示统治阶级威仪的作用,同时还蕴含着与金朝政治生态变化相关的辅政以及宣示正统的内涵。可以说,金代皇家仪仗是金朝明制度、建礼制的标志之一,也是宋辽金时期北朝政权典制建设的一个重要表现。

辽夏金礼服民族属性研究

辽夏金三朝均有自己的礼服制度,其祭服、朝服最终采用中原祭服、朝服样式,以体现皇权维护和职官管理的需要。但是这个历程是渐进式的,且其最终样式仍然不是对中原王朝样式的原样复制,而是有选择性的在局部稍作修改或者取舍。

以关公信仰为载体的明清时期晋商精神探析

历史真实中,明清时期晋商对于关公的神性信仰深刻地影响着其价值取向与行为选择,使其行为具有明确的理性特征。从个体精神的内在依托、群体精神的价值同构、商业文化的外在诠释三个方面展开分析,以期对关公信仰与明清时期晋商精神之间的内在关联展开思考。

商周时期正坐的起源及仪规

商周时期的正坐姿势,实源于三代祖先祭祀仪式中的"尸祭"。尸祭之坐法称为"尸坐",由尸坐演化而为"坐如尸",显示出受祭之尸坐到"君子"之坐的空间变化,意为君子之坐应当效仿"尸坐"严肃、安定之姿势。在考古实物中,那些躬身扶膝的坐式人像可能都是坐而受祭的祖先神灵象征,而非大而化之的巫师像。到周代时,神灵受祭之正坐逐渐从神坛走下来,延伸而为贵族的生活仪式。正坐遂成为贵族社会圈子内的体面性正式坐姿,用于会客、宴饮仪式当中。"正坐"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礼仪姿势,在虚坐、食坐、坐向、坐席、几杖之设等诸多方面都有极为严格的约束。

跪拜礼及其在汉代的应用

先秦至秦汉时期,单纯的跪在多数情况下不是礼仪行为,而是日常生活中的肢体动作。当跪与其他肢体动作组合所形成的动作才具有礼仪性质,即为跪拜礼。跪拜礼之"跪"已经完全没有"坐"的意义,不是人们为休息身体而采取的一种姿势,而是表现人们之间的特定关系,表达特定情感的一种体态。先秦时期只有顿首比较多见,九拜之礼真正形成系统是在汉代。秦朝的官僚机器只有强制性的行政制度,而缺少官场礼仪的润滑剂。而两汉的官僚制度与官场礼仪的结合,使各级官员在行政时,明确了自己的职责,意识到自己在整个国家机器中的位置,而敬上意识的加强,又使整个官僚机器上下关系更加顺畅。跪拜之礼在培养官僚敬上、位置、职责等意识方面的作用,姑谓之"以礼养官",此可谓是一条成功的政治经验。

《午梦堂集》中“泐大师”其人——金圣叹与晚明吴江叶氏交游考

钱谦益《列朝诗集》叶小鸾传是据叶父绍袁编《午梦堂集》摘编改写而成,所谓"吴门有神降于乩,自言天台泐子"即指苏州金圣叹。其于三十岁左右时,频繁扶乩降神于吴中,与吴江叶氏有着密切交往。有关事迹在《午梦堂集》之《续窈闻》等篇目中有详细记载,是研究晚明的金圣叹活动和江南士风的重要史料。

析魏晋南北朝道教基本信仰结构的构成

本文分析了魏晋南北朝道教基本信仰结构的构成,认为道崇拜、神仙崇拜和生命崇拜是道教的三个基本信仰,其中道崇拜是整个信仰结构的核心,这成为魏晋南北朝各教派彼此认同为统一的宗教文化体系的主要原因,而宗教基本信仰结构的形成,是魏晋南北朝道教发展为较成熟的宗教形态的标志之一。

魏晋南北朝皇帝元服礼简论

皇帝举行元服礼的年龄和政治时机是皇帝政治地位变化的重大转折性事件之一,是皇帝亲政的重要时间标志。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帝加元服共计19人次,举行元服礼的年龄或早或晚,并不一致,从11岁至20岁不等;各朝礼家所定的年龄也不统一。其原因主要在于皇帝参政时机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政治话题:一方面,元服礼后皇帝开始亲政,其法赋权力产生变化;另一方面,当幼主在位、皇太后临朝时,太后何时"归政于王"是关涉皇权最高权力移交的头等大事。

清代释奠乐县中的鼓

清代释奠乐县采用中和韶乐,其中革鼓为建鼓和搏拊。建鼓又称楹鼓、应鼓。曲阜阙里文庙在明清仍一直应用源自宋元的一些旧乐制,其中乐县主要体现为革鼓的多样性。足鼓,为四足小鼓,古籍中小鼓也称应鼓。搏拊在地方古制典籍中显示有古今两种,而鼗鼓也有两种,其中一种实为搏拊。清代地方释奠乐县灵活采用古制,应用了一些不属于中和韶乐的革鼓,体现了对于“三礼”记录的礼乐器的追溯和尊崇。礼乐遵循古制,清代士大夫阶层仍有这样的传统。

南北朝释奠推行模式比较

释奠是魏晋以来由皇帝、皇太子倡导推行的国家级学礼,以尊师崇圣为宗旨,倡导了当时以及后世的崇儒学风。南朝的释奠丰富详备,且讲且奠,由帝王、太子在京师举行典礼;北朝的释奠前简后详,呈后来居上之势,逐渐发展为从中央到地方多层级推行的官学学礼。释奠成为普及面甚广的全国性学礼的历史过程体现了南、北礼仪文化的迥异品质和整体差异。

三国两晋讲武考

三国两晋时期,政权割据更替,战事发生频繁,统治者更重视武力,史籍讲武记载渐多。考索文献、援引事件发现,此期讲武仍属形成发展中。讲武主要有两种形式,一为显耀朝廷威武之典礼仪式,一为练兵备战之实际训练。朝廷之讲武礼,虽粗具章法程序,然因时兴废,未成国家常典。练兵备战之讲武,既非国家礼仪,则其举行随需而定,不限古法。

唐代祭天功能探析

唐代频繁的祭天之礼能够申明其政权的合法性与神圣性,可以强化皇帝专制的至高无上,能够表明其统治的存在与粉饰太平,从而在文化上维护了李唐王朝的统治。唐代,包括皇帝在内的统治者中大部分人还处在相信神灵的阶段,祭天之礼可以约束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使他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专谨行为,关心民生。唐代祭天之礼从社会心理的角度促进了国内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认同,使唐代成为中国文化大一统局面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时期之一。

“哈日苏勒德”考辨

本文对今天成吉思汗陵园传承下来的"哈日苏勒德"的来源、性质、演变进行了探讨与考辨。根据对《元史·舆服志》的有关记载分析,认为"哈日苏勒德"应该源自于元王朝时期国家仪仗中的"皂纛",其原型应是忽必烈在开平所建立的旗纛,它的形制保留了蒙元时代"秃黑"即旄纛的原貌。从"皂纛"到"哈日苏勒德",经历了由元王朝第一仪仗到蒙古民族"总神祇"之一的演变过程。

魏晋南北朝士冠礼变迁考辨

针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冠礼衰落问题,文章运用历史文献研究法对魏晋南北朝冠礼式微原因及衰落过程进行有益探讨,望能明晰士冠礼衰落的本质,充分揭示其丰富的蕴意并总结历史经验,为探寻朝代变迁时期的礼仪转型提供理论基础与参考。首先,造成魏晋南北朝时期行冠礼的年龄提前,映射了皇权的危机和时局的动荡,它体现了时代的特征;其次,儒学式微导致士冠礼缺乏创新发展的土壤,玄学、佛教兴盛引致避世思想的流行,从某种程度上也阻碍了士冠礼的发展;最后,导致魏晋南北朝士冠礼式微的原因有三,一为主流思想的变更是其根本原因,二为社会的分裂动荡是其客观原因,三为服饰交融变化是其直接原因。

崇儒重道与满洲之道间的文化抉择——基于国家认同的清前期国家祭祀体系的文化调适

清政权建立后,清朝皇帝面对的是两个文化世界:满族的传统和被征服者的传统。他们通过种种措施了解、掌握儒家文化以利于自己的统治,当然,也对自己族群身份的政治重要性高度警觉,有意识地坚守着本民族的原生态文化——萨满信仰,并以此作为增强满族凝聚力的一种手段。

试论马鞍山青铜大铙的年代及其性质

青铜铙在南方主要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马鞍山青铜大铙的造型、纹饰与新干商代大墓出土的商代青铜器相似,因此,它的年代应与新干商墓青铜铙的年代相当,可定为商代晚期,相当于殷墟二期至三期。中原系统的青铜铙为军旅乐器,而南方系统的青铜大铙,具有明显的祭祀性质。从出土情况分析,马鞍山青铜大铙的卷云纹饰,以及出土地点距长江古道不远,因此它的功能极有可能是祭祀长江神灵的。

从泰始四年籍田礼看晋武帝的黄老思想

晋武帝于泰始四年举行亲耕籍田的仪式,推行了诸如务本俭用、约法省刑、因循任下等一系列具有清静无为特点的政治举措。这是晋武帝有意模仿汉文帝的黄老无为之治,为缓和前朝所遗留的政俗诸弊而采取的手段。这些举措确实起到充实西晋国力的作用,也为伐吴之役及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对这些政治现象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司马氏标榜儒学名教之治的表面下,黄老思想实际上推动着晋初政治的进程,并对当时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辽金使者身故于宋相关礼节探讨

元祐三年(1088)、元祐七年(1092)、绍兴八年(1138)辽金出使宋朝的使团中皆有使节身故于宋境,《奉使辽金行程录》中《吕希绩等接送伴使语录三篇》一文详细记载了宋廷对这三起事件的处理及其丧葬礼节。大体上说,宋方对身故使者的礼节较高,超过常规,往往引起皇帝关切,传递出宋人对北朝友好关系维护的意愿。

清前中期帝王的国家礼制建设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是世界闻名的礼仪之邦,其礼制文化在世界文明中极具特色。清朝虽为少数民族建立,但也认同传统儒家礼制文化。清朝通过前中期几位帝王的大力建设,国家礼制体系确立并发展起来。清朝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最后阶段的大一统王朝,将中国数千年的礼制文化发展到极致。清朝治下各族人民共行中华传统礼仪,这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凝聚力不断增强的重要体现。

曹魏、西晋郊礼重构及其对郑玄、王肃说之择从

曹魏至西晋的郊礼重构是中古礼制一系列变革中的重要环节。曹魏郊礼由魏明帝下诏制定,西晋郊礼则是世家大族统治者为了再造理想社会所撰《新礼》的组成部分。西晋郊礼与曹魏相比出现了明显变化,最重要的变化是曹魏依从郑玄说,《新礼》则依从王肃说。此外,曹魏为了施行“先祖配天”还进行了祖先系谱的重构。曹魏、西晋郊礼对郑玄、王肃说的择从以及西晋雅乐的重构,说明中古早期的国家礼制在整体重构过程中,各组成部分之间在不断调适。西晋灭亡并没有使重构礼典的传统消失,后来建立的王朝仍在继续进行重构礼典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