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悲剧美学视域下的戊戌变法

19世纪末期的戊戌变法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一次历史尝试,以维新派六君子被害的结局宣告失败,至此,戊戌变法的悲剧色彩奠定。钻研西方美学的王国维提出了“壮美”的审美范畴。维新派与守旧派的对抗、变法的失败,印证了王国维悲剧美学在历史中的时代反映。在发掘王国维美学思想的悲剧倾向的基础上,探究戊戌变法的悲剧含义,旨在展现一种富有时代情绪的历史解读。

1898年的严复——以百日维新变法为中心

百日维新变法前夕,严复实际上已经充分作好了直接参与变法的准备。然而,由于他与主持变法的官方人士之间的矛盾、与康梁等变法主导势力之间日渐明显化的学术分歧,以及以荣禄为代表的顽固势力对严复的控制,使得严复几乎成为变法的局外人。变法后期,严复和光绪帝之间的矛盾化解,准备直接参与变法之时,百日维新却因慈禧太后的政变嘎然而止。变法失败后,由于天津顽固势力对严复的及时控制和保护,严复最终安然无恙。

论1898年湖南维新运动之失败——兼论清末科举改革中的政治冲突

1898年前后湖南维新运动中出现的激烈政治冲突,其直接原因是由于省政要员的更换和一批文化新锐的到来而出现的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更深层的原因则是科举改革的启动导致了文化权力以及与之相伴生的社会政治权力的急剧倾斜。在这个过程中利益受到威胁和侵犯的旧精英于是联合起来,对维新事业展开猛烈攻击。这个事例通常被用来说明湖南地域文化的特性,但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它呈现出更具普遍性的意义。

一身两役:康有为经说与政论关系辨正

学界多依循梁启超“借经术文饰政论”的评断,认为康有为的今文经学是其戊戌变法的理论根据。实际上,1891年《新学伪经考》初刻之际,康有为在与朱一新的论学中申言“敷教”本旨,强调“改法与改制无预”,否认“事经说”与“谈政事”的关系。1898年康有为登上变法舞台,先改释日本明治史实,确立以创设制度局为核心的变法纲领;后关联教案危机与尊孔立教,吁请开教会、定教律的变法之道。仅在后一方面,康有为部分地将经说与政论相关联。康有为说经自成一格、论政趣时变通,二者各有旨趣,并无必然关系。

清末戊戌、己亥年间“废立”传闻探析

清末戊戌、己亥年间 ,朝局传闻颇为盛行 ,而其中关涉“废立”(指废光绪帝而另立新君 )之事者尤为突出 ,成为焦点题材。这是当时非常突出的一种社会政治文化现象 ,成因复杂 ,影响广泛。当时的“废立”传闻 ,作为在社会动荡、朝局紊乱、相关信息环境畸变的背景条件之下 ,所彰显的一种特殊舆论形态和信息资源 ,既可能为各有关方面的“意见领袖”们自觉地抑扬利用 ,同时又不免在传播中反映出相当范围上社会公众的群体盲目性 。

从天下中心到世界一隅——近代中华世界观地理坐标之变迁

传统的中华世界观不仅认为中国在地理上处于中心地位,而且认为中华文明也是世界上最高等级的、普世性的文明。然而,随着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列强间对抗的屡屡受挫,国人为了救亡图存而不得不向西方学习,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文明观念不断受到冲击,最终使得国人对于西方文明的认识、对于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间关系的理解发生了巨大的、颠覆性的转变。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段里,中华文明在国人心目中从中心迁于边沿,成为了居于世界一隅的地方性文明,这一转变过程既是痛苦的,又是复杂的。

《待访录》在清末的传播源、影响及其现代意义--以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为线索

以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为线索,阐述了《待访录》在清末中国的传播源、影响及其现代意义。《待访录》作为一个抗议专制皇权的民权寓言出现在清末中国的思想界,以杭州与温州瑞安为中心向广东、上海、四川、湖南等地传播,成为推动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

张荫桓:戊戌变法的幕后策划者

张荫桓虽由捐纳出身,却凭借其过人的才干在官场中步步高升,由驻外使节而成为朝廷重臣,并受到光绪皇帝的信赖。他利用自己的西学知识影响光绪,促使其倾向变法,并向其推荐了康有为,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维新派的重要密谋。维新运动高涨之际,他频繁地被光绪召见,协助其进行改革决策,并积极地推行新政,对变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为免遭物议,张荫桓策划新政总是居于"幕后",但还是未能逃避杀身之祸,成为因变法而被处死的级别最高的官员。

对戊戌文化现代意识的理性思考

戊戌文化是生存于维新变法时期,以维新文化为核心内容,以突出救亡图存为主题的,可与当时居统治地位的儒家正统文化相对抗的具有资产阶级文化萌芽性质的一种新文化,属于中国文化由传统到现代的一种转型文化。作为转型文化,它的价值表现在:以西方文化为参照,完成了中国文化由传统的学术价值定位到社会政治价值定位的再造;采用激进的反传统手法,在变法图强的旗帜下推进中国新知识阶层的群体政治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但由于种种因素和原因,戊戌文化也存在着诸如粗陋与肤浅间杂、恋旧与求新并存、过重的尊君色彩等无法克服的缺憾。

梁启超对戊戌变法的反思——兼评百年来学术界对变法失败原因的考察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 ,在不少论著中深刻反思变法的全过程 ,提出了许多有别于世人的观点。他认为变法本身没有错 ,问题的根本在于没有将他们的变法主张贯彻下去 ,除旧而不布新 ,变法而不变人 ,再加上光绪皇帝无权、守旧官僚反对 ,就无法使变法获得成功。这些看法对梁启超在 2 0世纪初年乃至终身的思想观点都发生了较大的影响。一百多年来 。

“社会精英的报刊”——从传播学论戊戌维新报刊

本文借助现代传播学理论,梳理了戊戌时期维新派创办的报刊,对其传播的信息流作了考察,认为它们突出了政治、经济、文化和西方最新科技信息的流布,对启发民智、开通风气、形成共识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奠定的报章文体在近代报刊史上有重要意义。

朝鲜甲午改革与中国戊戌变法之比较

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加紧对东方的剥削掠夺 ,日本帝国主义崛起后引起了东亚格局的变动 ,它逐渐成为中朝人民的凶恶敌人。为了挽救民族危机救亡图存 ,朝鲜实行甲午改革 ,中国进行了戊戌变法 ,推进了本国的现代化 。

戊戌地方制度改革与维新派的地方政治思想

戌维新运动中,光绪帝下令裁撒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反映了维新派试图通过"委重督抚"加强地方权力,并提高行政效率的政治思维;而湖南省在变法中创设的南学会和保卫局,都反映出维新派试图通过地方议会和地方自治改变督抚专政,让新式绅商掌握更多地方权力的政治用意。维新派在维新运动中的地方政治主张,都是以政治权力下移为核心。

熊希龄历史评价与定位

熊希龄在湖南维新运动时期的激进程度丝毫不逊色于杀身成仁的谭嗣同与唐才常。 他是《湘报》的创办者与主持人。他的“洋人不可与之开衅”的主张不应当片面加以指责。 他在民国初年担任财政总长所经手的大借款是不得已而为之举措，也是唐绍仪内阁全体成员 的一 致决定，不应当由他一人承担责任。他在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和国会的乱命上副署，虽是他难 辞其咎的人生一大污点，却也是有原因和苦衷的，在指责他时也应当多一点理解。他晚年脱 离袁世凯而投身社会慈善事业与抗日救亡，这是他人生最为闪光的一面，应当给予充分肯定 。

皮锡瑞与晚清教育变革

皮锡瑞较早认识到国家富强的根本 ,不在选拔任用人才 ,而在大兴教育、培植人才 ,因此对八股取士制度十分不满 ,而对兴办新式教育生出浓厚兴趣。戌戊变法期间 ,他极力推动湘赣两省废除八股、改革书院 ;在清末新政中 ,他更积极参加湘中兴办新学 ,为湖南教育的近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论戊戌变法期间的政治体制改革

19世纪末 ,在内忧外患的刺激下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志士高举救亡图存和维新变法两面旗帜 ,掀起戊戌变法运动 ,其终极目标是富民强国。虽然变法维新昙花一现 ,但它在中国社会近 (现 )代化进程当中却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历史意义不容忽视。特别是戊戌变法中的核心内容——政治体制改革 ,更是影响深远 ,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维新变法:中国文学转换的现代性特征及其规律

古代中国文学在维新变法前后向现代文学开始全面转换,其前提是"世界文学"的背景和"现代民族国家想象",所呈现出的现代性特征不只是单一的文学作品而是全方位的:创作主体的现代化是关键所在,文学观念更新先行或并行于创作实践,创作实绩乃文学现代性的复杂载体,四大文体组成现代中国文学的基本格局,翻译文学是中国现代转换的重要维度,而"中体西用"则是中国文学实现现代化的特殊规律。

中国和日本近代化改革的比较考察──以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为中心

中日近代化改革是对后发型国家近代化道路进行比较研究的一个富于典型意义的课题。本文以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为中心，围绕着改革的背景与目标、西方近代思想的导人及其特征、近代教育的创立及其指导思想等三个方面，对起步阶段的中日近代化改革作了宏观性的比较考察，主要试图揭示两国近代化改革的不同特征。

义和团时期的载漪

载漪等深受儒家经典熏陶,认为学习外国的长处,就是离经叛道,将导致亡国灭种。戊戌变法,均属秕政,光绪帝已失天下人心,应予废立。主张杀洋人,杀教民,与外国开战。把正义的反侵略的爱国主义变成了荒谬的盲目排外。思想落后于时代,终被时代淘汰。

论梁启超的经济思想

梁启超的改良主义经济思想对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影响重大。其维新变法的主张及生利分利、振兴实业、货币、利用外资等经济思想不仅在当时有重要意义,就是对今天的社会经济发展仍有很大的现实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