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春秋语言演变探略

语言演变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春秋时“礼坏乐崩”,官府之学走向民间导致了春秋雅言取代商周古文的汉语语体第一次变革。《今文尚书》中不少词语是商周古文,春秋后罕用,反映了商周时期的语言面貌,具有上承商周下启秦汉的过渡性,从中或多或少可见商周与春秋后汉语的演变。

夏、商、西周时期的忠观念——中国传统忠德溯源之二

经过炎黄到尧舜禹时期的嬗变,源于尚中习俗的忠意识得到不断发展,并在由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之际发展成为忠观念。夏、商、西周时期是忠观念的发展演进期。受三代文化差异的影响,忠观念在夏、商、西周时期也表现出不同的面向和特质。夏代文化的特点是“尊命”,其忠观念主要表现出朴忠的特质;商代文化的特点是“尊神”,其忠观念主要表现出敬忠的特质;西周文化的特点是“尊礼”,忠观念也成为支撑礼乐制度的重要价值观念而日益走向成熟,不断向践行主体明晰、责任义务明确的道德规范演进,并最终在东周时期发展成忠德这一德目。

商周时期丙族的族属及相关问题探研

殷商丙族铜器集中出土于河南安阳和山西灵石旌介两地。通过分析得知,丙族为殷商王族,最初居住在安阳附近,与商王室关系十分密切。晋南灵石旌介一带丙族的存在是统治者将该族群派遣至商王朝西土镇守边疆的反映。商周战争之际,丙族始终与商军一起奋力抗周,其并未提前归顺于周。西周建立后,周王将丙族遗民分迁于各地。不过作为军事实力较强的殷商王族,大量丙族成员被安置于宗周地区。该族虽曾在克商战争中与周为敌,但仍受到西周统治者重用,社会政治地位较高。

安徽省新石器和夏商周时代遗址时空分布与人地关系的初步研究

安徽省新石器早期遗址有淮北的小山口和江南的沟汀,该时期淮河流域的聚落多于长江流域。新石器中期,考古发掘的野生动物骨骼和孢粉分析表明聚落周围是一个河湖密布、森林草原并存的生态环境。新石器晚期,古人已能分辨土壤的优劣并很可能会利用环境条件改善土壤的不良特性;蒙城尉迟寺遗址的剖面分析表明,环境只是古聚落分布和数量变化的基础因素,生产力的因素也在起作用,因为长时间的持续降温和夏初的大洪水侵袭。夏商周时期全省聚落总数增加,但淮北平原因为长时间的持续降温和夏初的大洪水侵袭,聚落大规模缩减。皖中和皖南的丘陵山地地貌使那里所受洪灾较轻,灾后这些地区因热量条件好使聚落迅速发展起来。新聚落大多建在利于农业生产、能躲避洪水的地方。

加速器质谱与环境科学

介绍了近年来国内外用加速器质谱计在环境科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包括测量城市空气污染、监测来自核设施的泄漏和有关全球环境变化的测定。为了适应多学科应用研究的需要 ,经过对装置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和对高精度14 C测年方法的研究 ,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计14 C测量精度已经达到好于 0 .5 %的水平。在国家重大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中 。

上海马桥夏商原始瓷的制作工艺研究

上海马桥夏商遗址出土我国最早的原始瓷，不仅有原始青釉瓷，还有原始黑釉瓷。其胎组成以含高硅（７．６～７５．８％）、低铝（１６．３～１９．１％）为特征，与浙江、江苏商周原始瓷胎组成接近，胎中莫来石发育良好。釉层透明光亮，玻化程度好，有少量残留物和气泡，釉的ＲＯ－分子数为０．８１～０．８９５，都属钙质釉。

夏商周时期的森林生态思想简析

夏、商与西周三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由兴起到繁盛的重要历史时期。先民们为了发展农业而大面积毁林开荒,砍伐林木以满足生产生活需要,致使破坏森林资源的程度越来越严重,并时常引发生态危害。为了节制森林利用和减缓生态破坏,更有效地保护利用森林资源,产生了某些较原始的关于森林利用和生态保护的思想意识,包括对森林动植物的图腾崇拜,五行学说对“木”的认识,阴阳学说与生态安全,森林与生态资源持续利用等思想。在这些朴素的生态思想意识的支配和指导下,相对加强了对森林生态资源的保护和管理。

上海马桥夏商陶器研究

上海马桥夏商遗址出土的陶器中有硬陶和软陶二类，硬陶是在１０７７ ～１１１４ ℃左右温度下烧成，胎中有莫来石晶体，不发生过烧现象；软陶一般在１０００ ℃以下的温度烧成，故胎中无莫来石晶体。部分样品表面有涂层和印纹装饰，涂层分二种：（１） 残留物较多的富玻璃相涂层，（２） 细胎泥涂层。还有二样品局部表面有很薄（１０ ～５０μｍ） 玻化层，这可能是样品在高温下烧成时由草木灰落在器皿表面而生成。

江淮地区商周青铜器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针对江淮之地出土商周青铜器的研究已有80余年的历史,根据各个时期的特点,可以将学术史分为三段,即萌芽期、发展期和初步繁荣期。受材料所限,前期研究的时空范围十分有限,参与学者少,研究方法单一。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处于逐步发展阶段,但研究方法和对象上仍受到很大限制。最近30年,大量新材料得以公布,期间研究成果丰硕,研究角度多样,研究热点不断涌现,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呈现出一片初步繁荣的局面。

红外光谱技术对广东博罗横岭山商周时期墓地出土古玉器上蜡工艺的揭示及其意义

广东博罗横岭山商周时期墓地是广东省目前所发现的最重要的商周时期墓葬群，该墓地出土的玉器样品通过一系列的科学鉴定研究后发现，玉器的红外光谱在2960cm^-1（相对较弱）、2920和2853cm^-1附近出现了2～3个明显的特征性吸收峰，结合对纯蜡样品、现代上蜡玉器样品的测试比较，认为博罗横岭山墓地出土玉器在加工过程中曾经经过上蜡处理，首次揭示出商周时期岭南先民掌握了在加工中利用蜡来增加玉器美观技术的事实。

皖北商周青铜器的发现与初步研究

皖北地区青铜器已有较多发现,并涵盖商周各个时段,器形多样,文化风格多属于中原系统,也不乏一些地方特色,但不够突出,总体上尚未形成若干标志性地方器型。皖北沿淮河一带区域在文化特征上与淮河以南区域联系更加紧密,北部地区则与中原和山东地区风格接近。现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一些零星的器物的文字考释上,比较性和宏观性研究则相对薄弱。

夏商周与山东

夏商周断代工程集中解决的是年代学问题 ,因此 ,当时讨论的考古文化只涉及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和北京等地区 ,山东不在其列。但从历史学角度看 ,山东古文化实与夏商周王朝关系密切。在夏王朝时期 ,其主要的附属方国穷、寒浞等均在山东。商王朝时期 ,商王南庚、阳甲曾都于奄 ,据考证 ,当时的奄就在山东兖州、滕州一带。据甲骨文记载 ,商末帝辛时曾“征夷方” ,结合青铜器铭文可知其具体路线为兖州———新泰———青州———潍坊。西周时期 ,山东有许多重要封国 ,齐国、鲁国之外 ,还有纪国、莱国、滕国等等。到了春秋时期 ,各地诸侯与周王室的关系开始疏远 。

“走出疑古”的困惑——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误谈起

当下古史年代学研究可行的路径,仍应是在古文献“文本”的基础上多方联络和考证,力求将已有的年代系统调整到能够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水平上。夏商周断代工程不由此途,而将主要精力放到非文字史料的调查和取证上,所得结果大都不可据。工程所提倡的多学科方法带有泛科学化的倾向,由此导致年代学论证上的一系列失误。这些失误表明,作为工程的指导理念,“走出疑古时代”的主张以及“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提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妥当的。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夏商周王制时代的“中国”认同

夏商周三代王朝的相继出现,均是在原有邦国基础上,获得天下诸邦政治与文化认同的产物。诸多同姓和异姓邦国对夏朝的政治、文化认同,是夏朝成为王朝大国的根本内在机制;有商一代的“中国”认同,始终与内外服制度的推行互为表里,相辅相成;西周时期宗法分封制度的推行,从而使西周王朝超越夏商而达到王制国家的全盛,而此间的“中国”认同,也获得了同步发展。

夏、商、周之前还有个虞朝

我国古代历史上统称是夏、商、周三代 ,有些古籍又称为虞、夏、商、周四代。作为虞氏的世系 ,现在可考的有幕等十五个名号 ,而不止是尧舜禅让中的舜一代五十年 ,是古代史上实际存在很长时期的一个朝代 ,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

横岭山商周时期玉器的质地、白化现象和玉料产地研究

为研究广东博罗横岭山商周时期墓地出土玉器的质地、白化现象和玉料产地,对玉料样品进行常规矿物学、红外光谱、X射线粉晶衍射、扫描电镜和拉曼光谱的测试。结果显示,该墓地出土玉器的材质包括石英、水晶、透闪石(软玉)和杂砂岩。其中,透闪石质的玉器呈白色、不透明的外观,被认为和酸性土壤的腐蚀有关;出土的石英质玉器(含水晶器)的包裹体特征及包裹体均一温度显示该墓地出土的石英质玉器(含水晶器)的玉料较可能来自变质石英岩。伟晶岩或高温石英脉,将其与博罗本地、台山地区(近环珠江口地区)的石英及水晶样品进行对比,未有证据显示该墓地出土的石英质玉器(含水晶器)的原料来自上述地区。本研究可为揭示商周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先民对自然资源的认识和利用能力以及当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物品交换及贸易路线等方面提供基础科学依据。

试论重庆万州中坝子遗址夏商周时期文化遗存

万州中坝子遗址是三峡地区一处以商周时期文化为主的重要遗存。经过近年来的发掘,清理出商周时期的灰坑、墓葬、水田等多处遗迹现象,同时获得一大批陶、石、骨、铜器等遗物。根据陶器组合及型式变化和地层关系,本文将中坝子遗址商周时期文化遗存分为二期四段。通过对比,其年代与鄂西地区的中堡岛三期类型、川西地区的三星堆二期文化大致相当。另外,因中坝子遗址位于古代巴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对该遗址的研究也为探索早期巴文化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

夏商周年表的制订与^(14)C测年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总目标是制订有科学依据的年表。研究途径主要有两条：１）根据古代天象记录，通过现代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２）根据考古提供的系列样品作１４Ｃ年龄测定，转换成误差较小的、有考古内涵的历法年。天文推算可以得出年龄定点，１４Ｃ测年可以覆盖全面，建立起夏商周的年龄框架。两者结果互证，再同历史文献、考古研究等多学科综合研究，制订出夏商周三代年表。同过去相比，这应当是最有科学依据的。

夏年新证

夏年的确定对于研究我国国家与文明的起源和印证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具有重大学术意义 ,因而我国于 1 996年正式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 ,并提出建立夏年基本框架的构想。本文以此为出发点 ,借鉴以往研究成果 ,运用数学概率统计方法 ,对有关夏商周三代的文献记载及相关标本的碳十四年代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 ,并将所得结果与夏文化分期相参照 。

对夏商周“隐性”职业教育的思考

夏商周奴隶社会背景下,"百工"身份确立,手工业内部初步分工,"仆庸土田"与农业生产者进一步分化,"商人"称谓与"本农末商"风气形成。"隐性"职业教育促使农业生产技术、手工业、土木建筑工程技术更进一步发展,受此影响与之相关的制度逐步建立并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