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秦”与“伪新”:班固历史兴亡观的再认识

秦朝和新朝短祚而亡,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两个“波谷”。班固考察秦、新两个大一统皇朝的正统性、兴亡过程和政治遗产,指出:秦朝是顺承天命的“闰统”,新朝是不入五德闰位的“无统”;两个皇朝都由创业之君适应当时的政治趋势而建立,却因统治者施行错误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模式,从而走向儒家制度精神的反面,亡不旋踵;汉承秦制是迫于时势的权宜之计,具有两面性,新朝制度则在形式上被东汉统治者废除了。暴秦、伪新最终成为具有典范意义的文化符号。班固在考察秦朝和新朝历史的过程中,寄寓着他对东汉皇朝完成西汉统治者未竟之功、迈入王道治世的期待。

刘向小说的定位思考

刘向的《新序》、《说苑》、《列女传》、《列仙传》等书是不是“小说”,学术界久有争论。从中国小说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汉代小说的实际状况出发 ,尤其是通过对作者在编撰这些作品中大量的改造、创新工作的分析 ,可以清楚地看出 ,刘向已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小说创作的手法 ,并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这些作品具备了小说的特质 ,其中有一些堪称中国古代早期小说精品。

从悬泉置壁书看新莽羲和、纳言的职掌及相关问题

始建国元年(9),新莽变革官制,置有九卿,其中六卿,据《汉书》所载,是以《尚书·尧典》为底本,更换前汉官称而来,即所谓"更名大司农曰羲和,后更为纳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鸿胪曰典乐;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从出土汉简来看,《汉书》就此事的记载是不全面的。新莽羲和其实是由西汉大司农和汉末所置羲和合并而来,它既掌钱谷,也负责颁下诏令。而新莽秩宗本由西汉太常与宗正组成,新莽典乐与西汉大鸿胪的职掌亦颇有不同。整体来看,这次调整实际上不仅涉及到名号,而且涉及到职掌与僚属,其变动是整体性的。相比西汉大司农、秩宗等六官,新莽六卿基本属于新事物。

论刘向、刘歆和《汉书》之关系

本文根据古人所揭示的刘向、刘歆父子与今本《汉书》的关联为线索,从楚元王家族后人多身居"宗正"之职,以及刘辟彊、刘德之政治生涯,再联系向、歆父子参与的朝廷纷争,以观此种身份、立场所导致的,在今本《汉书》中的某些印记,从而更清晰地认识署名班固撰《汉书》其真实的成书历程。

两汉王朝治理西域的经验与教训

文章对两汉三朝在经营西域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做了探讨。认为决定经营成败的首要因素是统治者对西域地位重要性的认识;在具体政策中则因俗而治、屯田、对动乱镇压是否果断、是否拥有一批素质很高的官员队伍等都是值得关注的主要因素;国力强盛是这些政策是否有效实施的基础和可靠保障,而中原地区稳定是国力增强的必要条件,同时由于西域依靠河西走廊和内地联系,今甘青地区的稳定由此也成为影响西域治理大局的基础性因素。

《史记》《汉书》韩信史事比较研究

《汉书》记载汉武帝以前纪传,多在引用《史记》原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增删补充,其对于韩信的记述也不例外。通过比较《史》《汉》中与韩信有关的历史撰述可发现,班固在摘录旧文时因材料取舍标准不同及个人治史思想差异而进行改动,其变更表现为增、删、改三方面,并于文字变化中呈现出与司马迁不同的史事认知和人物评价。同时,两位作者的语言文笔各有特点,这在记写韩信相关史实时表现鲜明。从细微处入手,以韩信为切入点剖析班马异同,有针对性地分析所考篇章不同处的史学内涵。

东汉伦理政治初探

伦理政治的迷失是新朝政权倏忽兴亡的重要原因。刘秀复汉的成功,与对儒家思想的借重是分不开的。儒家政治伦理作为东汉极力表彰的意识形态,享有崇高地位,并与政治实践密切结合。伦理制衡既体现为东汉前期皇帝对治道和施政政策的主动调整,也体现在儒臣对朝廷决策和施政的约束和引导,从而发挥了一定的政治调节作用。东汉素来以朝廷表彰名节、士风高亢而彪炳中古史册,这构成该时期伦理控制的鲜明特征。东汉社会的伦理冲突,集中表现为清流士大夫捍卫德治传统、与黑暗势力的殊死斗争。

西汉楚元王家族学术文化传统探论

西汉楚元王家族的学术文化传统始自刘交,终于刘向刘歆,代代相传,历久不断,对汉代政治、学术的影响深刻巨大。楚元王家族在学术文化上的突出之处,在于积极崇尚经学的前提下又有着多元的学术取向。刘向刘歆父子的治学道路,深受家族传统的影响,逐步并出色地完成了西汉后期以今文经学为主导,融会诸子百家的历史任务,同时也推动了古文经学派的显著发展。楚元王家族总体的学术倾向,大体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西汉学术文化的变迁。另一方面,楚元王家族身为宗室,又深深介入西汉中后期的政治斗争,从而形成学政结合的特点,以学辅主的强烈政治色彩发挥出前所未有的惊人影响力。综观整个西汉学术大势,与其他盛极中绝或无以为继的藩王学术相较而言,楚元王家族堪称西汉学术文化第一世家。

《文心雕龙》论赋与《文选》赋分类定篇

《文心雕龙》不是影响《文选》赋分类和选赋定篇的唯一作品,但它是影响《文选》赋分类及选赋的较直接的重要作品之一,对其影响不能估计太高,但也不能估计太低。《文选》赋分类定篇与《文心雕龙》论赋在“原始表末”、“释名章义”、“别体分类”与“选文定篇”四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相同或相异之处。其相同处表明刘勰与萧统赋学观上有一致的地方及刘勰对萧统可能产生的影响,其不同则表明二人赋学观的差异。

刘向刘歆编辑思想评介——从《汉书·艺文志》透视中国编辑史的丰碑

从中国编辑的始祖——孔子以后,汉代的刘向、刘歆父子编辑、整理图书典籍,在中国编辑史上有着重大的影响,堪称历史丰碑。这可从《汉书.艺文志》中得到验证。刘向、刘歆父子所编辑校正的"六艺"、诸子百家、诗赋等,篇目明晰,思想宗旨详明而大观。各自极有针对性的评论,实为公允妥善之学说,为后世有关研究者树立了楷模。

《文心雕龙》与汉代易学

南朝刘勰的不朽之作《文心雕龙》是深受汉代象数易学影响的。刘勰对汉易象数之学中一些重要解易体例的吸取主要是通过承袭马融、郑玄两家《易》注中本于京氏易的解易体例而实现的;但又以古文经学的治学理念为尺标,对今文经学的象数易学加以取舍,从而扬弃了象数易学中繁琐的解易套路,也抛弃了今天经学中论阴阳灾异的神秘主义内容。《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是:就易学史而言,《文心雕龙》的易学基础是汉代象数之学,而不依取魏晋王弼派易学;就经学史而言,属古文经学系统。总之,《文心雕龙》归属于儒家经学体系。

中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别录》、《七略》之编撰

史学家范文澜称赞:“西汉有《史记》《七略》两大著作,在史学史上是辉煌的成就。”本文新考证继司马迁编撰《史记》之后,刘向又在其地:汉天禄阁、石渠阁(西安历史文化遗址)编撰《别录》、其子刘歆在此继承父业、编撰完成的我国第一部分类目录——《七略》,编撰起止时间:约为“汉河平三年”(公元前二十六年)——“汉哀帝建平三到四年”(公元前两年到公元前三年);并对其校书及参编人员进行了新增再探——《别录》、《七略》的又几位参编者——班斿、王龚等。

《山海经》“暂显于汉”探析

《山海经》流传史上的"暂显于汉"是值得注意的现象,这与其魏晋时的"寝废"状态形成了明显对比。《山海经》之"暂显于汉",主要决定于两汉以其为内容可信的地理典籍。两汉与西域交流、谶纬之学兴盛等时代因素也为《山海经》在当时广泛传播起了积极推动作用。刘歆的校订对于扩大《山海经》在两汉传播亦有贡献。

钱大昕的经学批评

乾嘉时期,钱大昕对汉学、宋学和清代学术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评论。在治经的理念和方法上,钱大昕推崇汉学,以汉儒治经的方法为标准衡评后世学术,具有汉学家的立场,但同时又力戒今古文门户,尽量以持平之心审视学术发展。对于宋学,钱大昕从工具和思想两个层面上进行了评论和驳难,剖析宋儒所倡导的“性”、“理”、“道”等范畴,给以新的解释,并以日常伦理来批评理学的思辨,有误读宋儒的地方。他总结出清学崇尚古学、实事求是、重视经史、经世致用的特点,同时又批评了清儒过分尊经泥古的弊病。

南北文风融合辨——兼及“南北文风”的中古文学史考察

"南北文风融合说"经初唐史学家提出后遂沿用至今,成为文学史与文学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话题。但这一传统说法有值得商榷之处,北朝文学一直模拟和学习南朝文学,二者之间无本质差异,北朝文学实际上并未形成与南朝文学并峙的所谓"北方文风",习惯上用以指代"北方文风"的"词义贞刚,重乎气质"乃"汉魏风骨"的内核。初唐史学家所提出的"南北文风融合说"是一种带有理想色彩的审美主张,由于忽视了其时文学的实际状况,而将北朝文风与"北方文风"等同起来,陷入了理论困境而缺乏具体的实现路径。至于被誉为"穷南北之胜"的庾信后期文风转变主要是其内心的情感世界发生改变所致,也是其取法汉魏文学传统的结果,并非北朝文风与南朝文风的融合。

再论“新莽代汉”的历史必然性

王莽以新代汉,长久以来被看成是一次典型的篡夺政权的事件。王莽本人也成了外戚权奸谋朝篡位的代表人物。文章力图不受《汉书》等史书中贬抑挞伐王莽及"新莽代汉"的内容的束缚,而着眼于西汉末年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状况和儒家思想的发展情况,以及西汉末年王莽的个人表现等因素,从客观和主观方面综合论述"新莽代汉"的客观必然性,从而使人们对"新莽代汉"有一个新的认识。

谈汉魏六朝译经语料引用时的几个问题

汉魏六朝是汉语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翻译佛经作为此时期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语料之一,已越来越多地被学界引用和研究。在引用和研究汉魏六朝译经语料时,学界多以《大正新修大藏经》为版本依据。具体考察目前有关研究成果,发现在上述译经语料引用中存在轻信题署、忽略版本异文、轻信不当断句三个主要问题,这些问题或轻或重地影响了研究结论。

目录学正名

目录学有目录学与校雠学两个称谓,从刘向刘歆父子的目录学事业以及目录学的学科发展史考察,目录学仍应该称为目录学,以校雠学来称目录学是不恰当的。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其中还有深层的原因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

西汉后期音乐文献整理及其总结

刘向刘歆是西汉后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及文献学家,进行了近二十年文献整理工作,其中包括当时所有音乐类文献的整理。他们整理了先秦留存的以及西汉新兴的音乐文献,进行汇总、校勘、撰写《叙录》等一系列工作,最后,将整理好的音乐文献分类,将其归属于不同的学术系统中,同时做好排序、汇总的工作。这涉及到对每类文献来源、流变、性质、重要作品做评价,透露了刘氏父子对于音乐文献整理的指导思想。

《世说新语》蕴涵的生命意识

《世说新语》孕育的生命意识具有复杂性和丰富性,主要表现为对生命强烈的留恋,对自我价值的明确肯定以及对女性意识的宽容和个人才能的欣赏等,这种对生命意识的体认,印证了宗白华先生"浓于生命彩色"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