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畤祭遗址出土玉人功用研究

目前发现秦汉畤祭遗址的祭祀坑内,多是男女玉人一对与玉琮组合,应是畤祭礼仪最主要的祭祀形式。文章认为玉琮象征天圆地方,是祭天礼地的祭器。周秦汉时期奉行“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之信仰,男女玉人与琮组合用于祭祀,正符合天为阳,地为阴,以天为父,以地为母的认知。并由此推断,男女玉人应分别是受祭的天神和地神之神主,用驷马车载之前往雍地进行畤祭之礼。西汉畤祭仍然继续沿用秦故礼仪,此正是由春秋至西汉数百年间,畤祭所用男女玉人造型及功用基本相同的缘由所在。

关中地区秦汉空心砖墓与陵邑移民

空心砖墓作为东周至汉代一种特殊的墓葬形制,主要分布于中原和关中地区。两地空心砖墓相似颇多,以往学界多将之归于一体研究,疏于论其关系,缺乏对关中地区空心砖墓的全面认识。文章通过对关中地区空心砖墓葬的梳理,将该地区空心砖墓分为五期。在此基础上对关中地区空心砖墓的分布和文化源流进行探讨,认为该地区空心砖墓的大量出现可能与陵邑徙民活动有关,其发展与衰落受到了中原地区的持续影响。

秦汉三国时期盐业官印辑考

古玺印是古代昭示信用的凭证,在古代文明史、社会制度史以及古文字学等研究领域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盐业官印是各朝代盐业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盐业官署机构以及官员的权力象征,在盐业史研究中具有较为重要的资料价值。文章共收集16种秦、汉至三国时期与盐业相关的古官印(含封泥、戳印陶文),加以说明与考释,并结合这些官印材料进一步探讨各朝代相关的食盐生产与盐业制度等问题。

秦汉时期我国外交翻译的历史书写

基于翻译史研究的共识性议题,采用文献分析法、总结提炼法等研究方法,通过挖掘和梳理现有翻译通史、断代史、专门史以及记载秦汉社会万象的古书典籍中涉及的对外交往史料,从外交翻译实践、译官专业化与体系化发展、译员综合素养提升、外交翻译管理制度创新等方面,总结这一时期我国外交翻译史的发展脉络及主要特点,以期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兼容并包是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关键性因素——战国秦汉之际中国历史走势的启示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十字路口。后来的历史走向证明,结束诸侯长期征战的出路在于统一局面的出现,并给中国带来向前发展的巨大历史机遇。在战国向秦汉统一局面的转折中,承担了重大使命并发挥重要作用的正是“战国七雄”中的秦、楚两国。与“七雄”中其他五国相比较,秦、楚的共同特点是地处边僻,并大量吸纳戎狄、蛮夷成份,这使他们的“华夏”身份较模糊和边缘化,但唯其如此,赋予他们开创“新传统”的可能性与力量。战国秦汉之际中国历史走势充分印证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即对“西戎”“蛮夷”等新的相对于“华夏”的异质性因素的吸纳与兼容并包。这一进程不但拓展了“华夏”内涵与地域,也成为决定中国历史走势的关键性因素。

从起居方式的变化看秦汉时期家具形制的发展

秦汉时期,是中国生活起居方式从席地而居转为以床榻为中心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古代低型家具发展的重要阶段。以秦汉时期生活起居方式的转变为引,对生活起居方式转变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从席、床榻类、几案类家具着手对秦汉时期生活起居方式转变影响下的低型家具发展进行了分析,总结出该时期室内家具的组合特征,以期为秦汉时期低型家具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先秦秦汉出土医药文物研究概述

近百年来,我国考古出土的先秦秦汉医药文物数量众多,相关研究已有较充分开展。关于出土医疗用具的研究比较系统全面,但仍存在缺乏界定标准的问题;关于出土药学文物的研究,多从物质性和可能性的角度出发,也存在是否可供药用的不同意见;关于涉医汉画像石的研究有一定的成果,对医药技术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对出土医药文物的研究还需要加强系统性的考察,并更好地与医史文献研究的进展互鉴。

衣绣夜行与狐裘反衣:秦汉时期的功名富贵观

秦汉时期,大一统与中央集权国家体制处于建设时期,边疆地区的开发活动也十分活跃。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民众普遍向往功名与富贵。不同阶段、不同人群或通过军功、拓边,或通过读书、经商,达到获取功名富贵的目标。这种价值观体现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也反映了秦汉时期底层民众希望通过建功立业来提高社会地位、改善生存条件的愿望。

从考古发现看秦汉六朝时期的岭南与南海交通

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两广地区、南海诸岛以及越南等地相继发现了一批秦汉六朝时期的有关南海交通与海外贸易的遗址、遗物,展示了岭南社会经济一向的海洋特色,大大改变了岭南的古史景观,也丰富了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篇章。

先秦两汉商人分层之变迁及其政策分析

春秋战国至西汉前期,商人分层呈多样化,素商、政商、儒商、黑商均占有一定比例,且素商居多。西汉后期至东汉,政商比例逐渐增大,且分层趋向单一化。这个趋势说明在封建社会,商业的发展不能完全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前行,统治阶层在政策上的抑制或放任会随时影响到商业发展,继而影响商人的构成类型。与此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趋势也会对统治阶层的决策产生影响,在这内外两种力量的交错影响下,商人分层也会随之改变。

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疟疾地理研究

利用历史文献探讨了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疟疾的流行、危害及其地理分布．认为中国早在３０００多年前就已有疟疾流行的记载，疟疾是先秦两汉时期最主要的流行病之一；疟疾流行不仅是促使商王盘庚迁殷的直接原因，也是当时长江流域落后于黄河流域的重要原因；该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口密度最大，是疟疾的主要流行区，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是恶性疟的潜在发生区。

楚秦洞庭苍梧及源流演变

从里耶简文出发,结合相关材料分析秦简牍所见洞庭、苍梧两郡,将传世文献所见楚洞庭、苍梧,汉苍梧郡与两秦郡相比较,另将楚秦黔中郡、秦汉长沙郡、汉武陵郡等一并考虑,以考察楚秦洞庭、苍梧之源流演变。认为最早楚洞庭应指山名或一较小水泽名,后泛指沅湘下游洞庭湖平原,亦指楚邑名,战国晚期因楚秦战争,楚国才在此设郡,其范围当与"洞庭五渚江南"(楚邑)及包山楚简所见楚县邑有关,含湘资沅澧下游通道;而秦洞庭郡含沅澧中下游(包括酉水流域),郡治应在临沅或索。楚苍梧腹地在九疑山区,而秦苍梧郡更重视五岭关口,二者范围、南界应有不同;汉苍梧郡仅设于五岭以南,与秦越(西瓯骆越)战争、秦朝平定南越后分设桂林等郡、楚秦移民及其后裔对岭南"封中"等地的开发、秦苍梧郡分划以及汉初南越国设苍梧王属地(或以桂林监守之)等过程、因素有关。

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与东北民族关系

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密切联系着中原民族与东北各族,在地区民族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卢龙—平刚"道的盛衰与汉匈关系变化有关,汉族和乌桓、鲜卑曾在"白狼水—渝水"谷道展开激烈纷争,辽西"傍海道"是中原政权处理东北民族关系的"高速路"。辽西走廊是中原民族与东北各族交流的通道,民族人口、特色鲜明的民族物质文化借此南来北往,甚至在此碰撞融合,对走廊内外民族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出土《算数书》初探

通过分析《算数书》的体例和结构，对照《算数书》 与《九章算术》，并结合其他文献和社会背景进行考察，得出以下结论：《算数书》是至少 有两个来源的撮编之书，它与《九章算术》没有直接的文本影响关系，它们在先秦可以追溯 到共同的来源，《九章算术》的主要方法产生于先秦，《算数书》是利用某种后来演变为《 九 章算术》主要来源的先秦数学著作或其衍生本的数学方法并结合下层官吏管理的实际而编成 的作品。《算数书》有助于确立先秦至秦汉实用算法式数学发展演变的历史。

先秦秦汉时期金融市场的发展暨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管理

先秦秦汉时期,在发达的小农经济和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基础上,民间出现了以借贷为核心的金融行为。这一时期的政府具有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和金融市场的管理者的双重身份,然而政府对于金融市场的管理效果并不好。汉代以后的金融市场出现了很多的市场失灵现象,最终在战乱中走向崩溃。

战国秦汉农业功能的国家定位与制度强化

至战国时期思想家已经形成对农业功能的全面发掘,充分论证了其在经济、维护社会稳定、教化、文化孕育及技术传承等方面的功能。以此为基础,各国变法在治国方略、制度规定和民风淳化等方面变革农政,明确了农业的国家战略地位,并尝试将农业多功能制度化。秦汉时期举国重农体制和农业管理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则标志着农业多功能凝入国家制度体系。

先秦两汉时期疫病治则治法浅析

先秦两汉时期,医家认为疫病主要具有发热、脏损、谵狂等证候特点,提出泻热、解表、存阴等原则,采用汗下、外治、火法等,总的思路为扶正祛邪。张仲景运用清热之法多兼利湿、养阴、凉血等,而后世则尤为强调清热解毒。秦汉时期实阴方法不多,后世对此有所发展,提出了养阴解表、养阴清热等法,吴有性、叶天士等坚持治疗疫病必重养阴的原则。下法主要用以攻逐病邪,有寒下、温下之分,可通腑、逐瘀、逐水等,兼有泻热之功。火法治疫有一定争议,但若使用得当可温阳、散寒、解郁,治疗多种热证。总之,这一时期奠定了疫病治则治法的基础,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封、疆、界:中国古代早期对于域界的表示

甲骨文、金文以及秦楚瓦文、简牍中所见的“封”(“夆”)乃是人工堆筑的土堆,其上或植有树木;“封”多沿着道路设置,用以表示其地域之归属;田地中的“封”则置立于田畔或阡道上,用于标识田地的归属。金文与秦楚简牍中所见的“疆”“畺”或“彊”,则是人为地划出的界线,它可以但并不必然表现为自然或人为的地理事物。“界”也是一种人为的划分,却有具体的自然或人为的地理事物作为标识;用于表示“界”的地理事物主要有关、垣、离、格、堑、封、刊、坞、虎落、天田、立石等人为的地理事物,以及山、川等自然地理事物。

百年回顾:出土法律文献与秦汉令研究

令作为中国古代法律重要的法源形式之一,自中国法制史研究之始即为学者关注。以沈家本、程树德为代表的早期辑佚复原、考证研究,开启了秦汉令的研究领域,为秦汉律令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此后中田薰又将汉令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百年来出土简牍的不断问世,丰富了秦汉令的资料来源,人们对汉令的形式、结构、性质及令的分化、律令转化、令的立法程序予以全面探讨,成果迭见,秦汉令研究呈现一个新局面。但由于对出土文献的认识及基本概念的解析各不相同,有关秦汉时有无令典,挈令的形态究竟如何,干支令、挈令、事项令的关系如何,令分甲乙丙的标准为何,对秦汉令的法律地位应当如何判断,如何定位它在中国法律史发展过程的作用,仍有待新资料的披露及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黄帝内经》中“味”与气、阴阳、五行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探讨《黄帝内经》中"味"与气、阴阳、五行的相关性。方法:从文献学研究的角度,查阅先秦两汉时期相关文献,佐证提出的论点。结果与结论:《黄帝内经》天人合一的美学观念,直接指导着饮食养生观。倡导"上工治未病",倡导生态养生,饮食自然,不凝固在食物的事实,而在于身心与天地人社会文化的合和之妙。趣味在审美,止于大化与自然的包括精神的、躯体的健全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