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马蒂斯之争”再考察

延安时期的美术创作在对“洋”形式的选择上面临着内在困境:既承担着革命运动自身具有的“国际”属性,同时又面对着革命理论“中国化”与革命实际需求的选择。“马蒂斯之争”作为发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的美术论争,包含诸多重要的问题。比如,此次论争的历史文献存在许多关联性问题:一方面,涉及西方艺术运动及其“现代精神”;另一方面,包含“五四”新文化运动、左翼文艺运动、延安文艺运动以来“革命”与“美术”之间的关系转换。回到历史语境,此次论争的发生逻辑,“马蒂斯”在鲁艺美术教学活动中的呈现,以及“马蒂斯之争”与座谈会的关系等关键问题仍需考证。

延安时期艺术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的历史条件、路向及贡献

延安时期的艺术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合,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条件:特殊的战时环境、人民立场的科学指导以及辩证唯物主义的广泛传播。为提升受教育者的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延安时期的艺术教育在管理体制架构、课程内容与教学形式与艺术教育教员队伍三个方面,始终遵循与思想政治教育并行的办学路径。这一时期艺术教育的主要历史贡献包括:培养大批革命文艺人才、传播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研究和总结艺术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条件、路径与贡献,有助于深化对艺术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认识与理解,也有利于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艺术教育事业的新发展、新辉煌。

明确文化为什么人服务这个根本问题——重温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2年5月毛泽东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在会上作题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强调“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是文艺的中心问题,阐明“了解人熟悉人”是文艺的“第一位的工作”,提出人民群众的生活是文艺“唯一的源泉”。这些文艺的立场、原则、方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新时代新征程,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隽永意义,对其文艺理论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不移推进新时代文艺理论的新发展。

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论纲

在中国新文学发展中,延安文艺不仅是对"五四"文学启蒙精神的承续和发展,而且也是在"左翼"文艺运动理论建设的基础上,将大众化、民族化讨论和实践进一步引向深入,真正意义上解决了文学为大众的问题。延安文艺的形成是百年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最重大的文化事件之一,它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也是中国新文学历史逻辑发展的合理结果。延安文艺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政治文化影响,对建国后的文艺进程也产生了毋庸置疑的决定性影响,其模式及指导思想,在建国后近30年间,规范和制约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走向和实践品格,也不乏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诸种思潮产生了广泛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所涌动的"现实主义复归"、"底层写作"、"红色经典"热以及各类革命历史题材的写作等思潮或现象,也有着延安文艺内在精神的深层律动或延伸。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深入探讨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密切关联,正视它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借鉴和吸收延安文艺经验来反观、映照当下中国文学所面临的种种问题,重新认识延安文艺精神建构的当代价值,对于真正认知"中国经验"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艺术何以源于生活,如何高于生活——从“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角度的重新解读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着重阐述过的文论观点。艺术何以来源于生活,又是如何高于生活的,其深层意蕴值得探索。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看来,日常生活的边缘性与奠基性是其产生艺术等高级意识形态活动的原因;同时由于日常生活的重复性、实用主义、平均状态等特性,又要求艺术对生活有所超越。这一文艺命题同时蕴涵着毛泽东关于“生活”概念的特指意义及其改造日常生活的特定方式。

大跃进文艺发生论

长期以来,学界多把大跃进文艺的发生看做极左文艺思潮或领袖政治的产物。这一看法有着合理性,但却忽视了群众介入文艺这一历史因素对大跃进文艺发生的影响。宏观把握20世纪前半期的文艺发展,可以发现其呈现出知识分子—群众的转向趋势,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合法授权则起着关键的衔接作用。大跃进文艺之根早已种植在文艺的群众转向中,是其历史性发展在特殊时代土壤中突破的结果。它的发生不仅赋予了群众特殊的文艺权力,标志着文艺群众转向的高潮,而且形塑了群众新的文化形象。

宣示与规定:1949年前后延安文艺丛书的编纂刊行——以“北方文丛”与“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编辑出版为例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40年代编辑出版的多种延安文艺丛书,不仅宣示并完成了延安文艺及其艺术传统的建构与历史叙述,同时又通过与政治权力及意识形态目的的结合,"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及其国家美学规范与文类秩序。其中,1949年前后由周而复和周扬等分别主编的"北方文丛"与"中国人民文艺丛书",集中体现出了当时的延安文艺丛书编辑理念、选题准则和意识形态目的等历史特征,以及有意识通过丛书汇集及其"经典化"的文学史叙述,建构延安文艺及其"新的人民的文艺"资源与规范等文化实践功能,并在延安文艺文献史料辑佚、版本考证、文字校勘及"副文本"研究等方面,成为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学术基础及资源。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启示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依据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有关论述,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理,结合当时文艺发展的实际情况,阐述了文艺工作中的一些基本理论和方法,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大的现实启示意义。

论延安文艺大众化的历史演变与实践

大众化问题的缘起基于新文学作家力图释放和化解新文学的接受困扰。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再到"延安",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大众化的发展轨迹。"左联"时期的历史贡献主要是对大众化理论的讨论,但未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作品。"文协"期间沿承了"左联"的讨论,其理论贡献主要在于"民族形式"的研究。延安时期是"左联"以来的大众化运动的收获期,这其中有两个至关重要的条件不容忽视:一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大众化问题的空前深入而系统的阐发。《讲话》是对"左联"以来有关大众化问题讨论的集大成和全面提升,有效弥补和修复了"左联"时期理论上的不足与缺陷,其阐发的理论针对性强而便于作家操作,对指导作家实践具有重大的意义;二是延安文艺借助于政治的力量,使大众化运动在文艺的各个层面得以全方位的展开。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力量的支持,是延安文艺的大众化运动能取得巨大功绩的必要条件。

对延安文艺讲话中文艺批评思想的重新认识

"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是长期以来学界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关于文艺批评标准问题的基本认识。这种认识是片面而不完整的,要完整理解毛泽东延安文艺批评观的全部内容,就必须回到延安文艺讲话的历史文本之中,既看到相关的理论阐释,也要关注毛泽东对于8个错误思想观念的分析与批判,并切实回到延安文艺讲话的历史语境之中,唯其如此,才能真正认识延安文艺批评观的真正内容与涵义。

“群众的位置”——谈延安时期文艺体制的“非制度性”基础

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官僚体制,延安时期的文艺体制重心在于思想、立场的一致。它的形成与共产党对文化人的角色和功能的认知有关,这一体制所着眼的是文化人(同一时期的还有广义而言的知识分子)在革命队伍内部的自我改造和成长;它来源于共产党的党建经验,即将作家与党的关系实际上转变为作家与群众的关系,"群众"在作家"自我"转变"他者"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个关系构成了延安文艺体制的"非制度"基础。

解放区抗战歌谣的创作范式和审美取向

解放区抗战歌谣的创作理念,始终孕育在中国无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历史语境之中。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为标志,解放区抗战歌谣的创作理念、典型塑造、审美取向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确立了歌谣创作"政治话语,民间表述"的创作原则,塑造了工农兵全新的革命形象,开创了中国革命文艺审美取向的新范式。

毛泽东文艺叙事思想述略——以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

毛泽东文艺思想,尤其是《讲话》中的许多原则,很大一部分是针对叙事文学的,甚至可看作是对叙事文学的应然性规定。毛泽东依据阶级斗争理论所提出的革命斗争故事,构成了其革命文艺故事思想的总蓝本。他有关民族形式问题、普及与提高、继承与创造的论述,在本质上则是对其民族化、民间化文艺叙述思想的阐释。也就是说,用民族化、民间化的叙述话语,讲述阶级化、斗争化的革命故事,构成了毛泽东文艺叙事思想的基本内容。

延安文艺研究:历史重评与当代性建构

延安文艺的形成及其演进是百年中国文学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它既是中国现代文学历史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全面规范了当代文学的建构与走向。延安文艺不仅对20世纪中国文化、文学和政治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而且也产生了深远的世界性影响,它是中国作家和文艺理论家对世界文学做出的特殊贡献。但多年来由于受意识形态和当代文艺思潮的双重制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领域,对延安文艺的研究和重视程度恰恰显得非常薄弱,延安文艺的历史成就及其巨大影响始终没有得到科学、公正、系统的研究和评估。在中国文化软实力亟待提升的背景下,对延安文艺所提供的强大的动力资源和精神系统的研究必然成为一个具有重大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课题。延安文艺的再研究,需要研究者以建构的而非解构的、理性的而非漠然的姿态进入,同时还需要形成新的研究思路,既不忽视延安文艺的本体性研究,又能将研究的重点置于考察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复杂关系上面去。

论延安文人与书法文化

在延安文艺研究中,学术界普遍忽视了书法的实存及其作用,对延安文人与书法文化的广泛而又深切的联系缺乏关注和探讨。但事实上,延安文人与书法文化建立了相当普遍而又密切的关系。历史的事实是,能写善书的大小文人的积极参与,使延安形成了比较浓厚的书法文化氛围;无论是"以文为主"的文人群还是"以文为辅"的书写者,都与书法文化有着相当紧密的关系,我们可以在他们的墨迹和心迹之间,发现延安文人的个性世界。延安人包括延安文人不仅将政治文化引向新的境界,而且也将书法文化引向了一个新的境界。他们的文化追求、文化创造对延安文艺及书法文化的贡献堪称巨大,其所创造的红色书法文化具有多方面的启示和意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丰富内蕴及当代意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构建了一个丰富严谨的文艺理论体系,系统论述了文艺与作家、文艺与生活、文艺与读者、文艺与政治等一系列文学要素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完整的富有创造性的文艺建设理论。它推进了抗战的胜利进程,实现了文艺建设的新突破,促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文艺与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成熟。当下,《讲话》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推动大众文化发展,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华文化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从文艺腔到工农兵语言——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语言风格转型再讨论

本文从中日战争中全民族文化反思和重构的历史视野出发,重新讨论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延安文艺语言风格所发生的转型,揭示这一转型并非单纯的语言风格、表达习惯的变更,而是呼应着中国现代文化转型与文化权力重构而出现的带有历史本质性的文化问题。

延安时期文艺大众化的探索及意义

延安时期的文艺大众化是延安时期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时期的文艺大众化在五四时期和"左联"时期的文艺大众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由理论研究走向实践探索,毛泽东于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文艺发展指明了前行的方向,给文艺工作者以启迪,使得文艺创作面向大众,贴近生活。延安时期的文艺大众化促进了大众的觉醒,推动了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同时也对现今的文艺创作提供了借鉴意义。

鲁迅精神传统与延安文艺新潮的发生

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为了应对并解决前此出现的文艺新潮中的诸多问题而召开的。这场影响深远的延安文艺新潮,是在"皖南事变"后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因"鲁迅"而启动,又以"鲁迅"的名义获得其合法性的。从表面看来,这股文艺新潮表现的是以丁玲为代表的"文抗"与以周扬为代表的"鲁艺"的宗派之争,但实际上,它的内含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价值观念与革命的意识形态之间根本性的冲突。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阻遏并逆转了这股以"五四"启蒙主义为旨归的文艺新潮,从而使其成为历史的一次回光返照而为后人所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