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马蒂斯之争”再考察

延安时期的美术创作在对“洋”形式的选择上面临着内在困境:既承担着革命运动自身具有的“国际”属性,同时又面对着革命理论“中国化”与革命实际需求的选择。“马蒂斯之争”作为发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的美术论争,包含诸多重要的问题。比如,此次论争的历史文献存在许多关联性问题:一方面,涉及西方艺术运动及其“现代精神”;另一方面,包含“五四”新文化运动、左翼文艺运动、延安文艺运动以来“革命”与“美术”之间的关系转换。回到历史语境,此次论争的发生逻辑,“马蒂斯”在鲁艺美术教学活动中的呈现,以及“马蒂斯之争”与座谈会的关系等关键问题仍需考证。

延安时期艺术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的历史条件、路向及贡献

延安时期的艺术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合,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条件:特殊的战时环境、人民立场的科学指导以及辩证唯物主义的广泛传播。为提升受教育者的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延安时期的艺术教育在管理体制架构、课程内容与教学形式与艺术教育教员队伍三个方面,始终遵循与思想政治教育并行的办学路径。这一时期艺术教育的主要历史贡献包括:培养大批革命文艺人才、传播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研究和总结艺术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条件、路径与贡献,有助于深化对艺术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认识与理解,也有利于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艺术教育事业的新发展、新辉煌。

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论纲

在中国新文学发展中,延安文艺不仅是对"五四"文学启蒙精神的承续和发展,而且也是在"左翼"文艺运动理论建设的基础上,将大众化、民族化讨论和实践进一步引向深入,真正意义上解决了文学为大众的问题。延安文艺的形成是百年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最重大的文化事件之一,它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也是中国新文学历史逻辑发展的合理结果。延安文艺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政治文化影响,对建国后的文艺进程也产生了毋庸置疑的决定性影响,其模式及指导思想,在建国后近30年间,规范和制约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走向和实践品格,也不乏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诸种思潮产生了广泛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所涌动的"现实主义复归"、"底层写作"、"红色经典"热以及各类革命历史题材的写作等思潮或现象,也有着延安文艺内在精神的深层律动或延伸。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深入探讨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密切关联,正视它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借鉴和吸收延安文艺经验来反观、映照当下中国文学所面临的种种问题,重新认识延安文艺精神建构的当代价值,对于真正认知"中国经验"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解放区抗战歌谣的创作范式和审美取向

解放区抗战歌谣的创作理念,始终孕育在中国无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历史语境之中。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为标志,解放区抗战歌谣的创作理念、典型塑造、审美取向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确立了歌谣创作"政治话语,民间表述"的创作原则,塑造了工农兵全新的革命形象,开创了中国革命文艺审美取向的新范式。

从文艺腔到工农兵语言——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语言风格转型再讨论

本文从中日战争中全民族文化反思和重构的历史视野出发,重新讨论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延安文艺语言风格所发生的转型,揭示这一转型并非单纯的语言风格、表达习惯的变更,而是呼应着中国现代文化转型与文化权力重构而出现的带有历史本质性的文化问题。

宣示与规定:1949年前后延安文艺丛书的编纂刊行——以“北方文丛”与“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编辑出版为例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40年代编辑出版的多种延安文艺丛书,不仅宣示并完成了延安文艺及其艺术传统的建构与历史叙述,同时又通过与政治权力及意识形态目的的结合,"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及其国家美学规范与文类秩序。其中,1949年前后由周而复和周扬等分别主编的"北方文丛"与"中国人民文艺丛书",集中体现出了当时的延安文艺丛书编辑理念、选题准则和意识形态目的等历史特征,以及有意识通过丛书汇集及其"经典化"的文学史叙述,建构延安文艺及其"新的人民的文艺"资源与规范等文化实践功能,并在延安文艺文献史料辑佚、版本考证、文字校勘及"副文本"研究等方面,成为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学术基础及资源。

延安时期文艺大众化的探索及意义

延安时期的文艺大众化是延安时期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时期的文艺大众化在五四时期和"左联"时期的文艺大众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由理论研究走向实践探索,毛泽东于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文艺发展指明了前行的方向,给文艺工作者以启迪,使得文艺创作面向大众,贴近生活。延安时期的文艺大众化促进了大众的觉醒,推动了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同时也对现今的文艺创作提供了借鉴意义。

论《习近平文艺座谈会讲话》的人民情怀与时代关怀

在中国人民即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最新成果,《讲话》体现了深刻的人民情怀与时代关怀,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与重大的现实意义。《讲话》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民性思想,必将推动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艺术何以源于生活,如何高于生活——从“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角度的重新解读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着重阐述过的文论观点。艺术何以来源于生活,又是如何高于生活的,其深层意蕴值得探索。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看来,日常生活的边缘性与奠基性是其产生艺术等高级意识形态活动的原因;同时由于日常生活的重复性、实用主义、平均状态等特性,又要求艺术对生活有所超越。这一文艺命题同时蕴涵着毛泽东关于“生活”概念的特指意义及其改造日常生活的特定方式。

大跃进文艺发生论

长期以来,学界多把大跃进文艺的发生看做极左文艺思潮或领袖政治的产物。这一看法有着合理性,但却忽视了群众介入文艺这一历史因素对大跃进文艺发生的影响。宏观把握20世纪前半期的文艺发展,可以发现其呈现出知识分子—群众的转向趋势,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合法授权则起着关键的衔接作用。大跃进文艺之根早已种植在文艺的群众转向中,是其历史性发展在特殊时代土壤中突破的结果。它的发生不仅赋予了群众特殊的文艺权力,标志着文艺群众转向的高潮,而且形塑了群众新的文化形象。

延安文艺研究:历史重评与当代性建构

延安文艺的形成及其演进是百年中国文学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它既是中国现代文学历史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全面规范了当代文学的建构与走向。延安文艺不仅对20世纪中国文化、文学和政治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而且也产生了深远的世界性影响,它是中国作家和文艺理论家对世界文学做出的特殊贡献。但多年来由于受意识形态和当代文艺思潮的双重制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领域,对延安文艺的研究和重视程度恰恰显得非常薄弱,延安文艺的历史成就及其巨大影响始终没有得到科学、公正、系统的研究和评估。在中国文化软实力亟待提升的背景下,对延安文艺所提供的强大的动力资源和精神系统的研究必然成为一个具有重大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课题。延安文艺的再研究,需要研究者以建构的而非解构的、理性的而非漠然的姿态进入,同时还需要形成新的研究思路,既不忽视延安文艺的本体性研究,又能将研究的重点置于考察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复杂关系上面去。

论延安文人与书法文化

在延安文艺研究中,学术界普遍忽视了书法的实存及其作用,对延安文人与书法文化的广泛而又深切的联系缺乏关注和探讨。但事实上,延安文人与书法文化建立了相当普遍而又密切的关系。历史的事实是,能写善书的大小文人的积极参与,使延安形成了比较浓厚的书法文化氛围;无论是"以文为主"的文人群还是"以文为辅"的书写者,都与书法文化有着相当紧密的关系,我们可以在他们的墨迹和心迹之间,发现延安文人的个性世界。延安人包括延安文人不仅将政治文化引向新的境界,而且也将书法文化引向了一个新的境界。他们的文化追求、文化创造对延安文艺及书法文化的贡献堪称巨大,其所创造的红色书法文化具有多方面的启示和意义。

以人民为本位与当代文艺的新使命——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讲话实现了我们党在文艺政策和文艺思想上的又一次理论创新。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坚持和深化以人民为本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问题。第一,在"创作为了谁"的层面,总书记强调把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这形成了"创作为了人民"的鲜明导向。第二,在"创作表现谁"的层面,总书记强调必须把人民群众作为艺术表现的主体。第三,在创作源泉的层面,总书记强调"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形成了"创作源自人民"的鲜明导向。第四,在创作评价的层面,总书记强调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二是中国文艺如何代表时代风貌的问题。首先是代表时代风貌与作家艺术家的个性呈现问题。其次是代表时代风貌与文艺的娱乐功能的关系。再次是代表时代风貌与艺术家的批判精神的关系。三是中国文艺如何引领时代风气的问题。第一,要着眼于历史继承性,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熔铸在文艺创作中,形成传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精神的创作导向。第二,要着眼于现实指导性,把践行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文艺发挥引领时代风气作用的中心内容。第三,要着眼于世界文明交流对话的需求,把真善美作为文艺永恒的价值追求,努力实现真善美的有机统一。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原始口述版考察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文本,从口头演讲转化为书面文本先后经历了多次修改,形成了多个不同版本。但在其版本研究中,研究者普遍忽略了对《讲话》原始口述版的探究。通过对相关文献及亲历座谈会的作家日记、回忆记述进行梳理可以发现,毛泽东原始口述版《讲话》“引言”提请参会者讨论的应为六个问题,而非公开发表时的五个问题,其内容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问题,而是将文艺问题置于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特定的政治、军事、经济语境中去考量,并与参会者进行轻松和谐的现场互动。“结论”虽不及公开发表时语言严谨、逻辑严密,却颇为生动风趣,现场感极强。《讲话》由口头演讲转化为公开发表的文字文本,不仅意味着语言形态、意涵的变化,历史现场的变动,而且也呈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动态发展轨迹。考察原始口述版《讲话》,有助于完整呈现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历史实况。

鲁迅精神传统与延安文艺新潮的发生

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为了应对并解决前此出现的文艺新潮中的诸多问题而召开的。这场影响深远的延安文艺新潮,是在"皖南事变"后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因"鲁迅"而启动,又以"鲁迅"的名义获得其合法性的。从表面看来,这股文艺新潮表现的是以丁玲为代表的"文抗"与以周扬为代表的"鲁艺"的宗派之争,但实际上,它的内含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价值观念与革命的意识形态之间根本性的冲突。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阻遏并逆转了这股以"五四"启蒙主义为旨归的文艺新潮,从而使其成为历史的一次回光返照而为后人所记忆。

论延安文艺大众化的历史演变与实践

大众化问题的缘起基于新文学作家力图释放和化解新文学的接受困扰。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再到"延安",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大众化的发展轨迹。"左联"时期的历史贡献主要是对大众化理论的讨论,但未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作品。"文协"期间沿承了"左联"的讨论,其理论贡献主要在于"民族形式"的研究。延安时期是"左联"以来的大众化运动的收获期,这其中有两个至关重要的条件不容忽视:一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大众化问题的空前深入而系统的阐发。《讲话》是对"左联"以来有关大众化问题讨论的集大成和全面提升,有效弥补和修复了"左联"时期理论上的不足与缺陷,其阐发的理论针对性强而便于作家操作,对指导作家实践具有重大的意义;二是延安文艺借助于政治的力量,使大众化运动在文艺的各个层面得以全方位的展开。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力量的支持,是延安文艺的大众化运动能取得巨大功绩的必要条件。

延安文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的成功经验及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延安文艺产生的理论基础,延安文艺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载体和必然结果。研究延安文艺与马克思大众化的关系,探索延安文艺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适应传播意识形态的实质内涵,科学地运用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满足延安革命根据地民众的诉求和需要,总结延安文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当代启示等问题,既是历史发展的要求,也是现实的研究需要。

郭沫若《<文艺论集>汇校本》补正

作为郭沫若最早的论文集,《文艺论集》一直都是研究郭沫若的重要参考资料。1984年黄淳浩先生出版了《<文艺论集>汇校本》,为学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范本。但由于《<文艺论集>汇校本》的遗漏很多,并且有一些错误之处,不利于还原历史原貌,本文在重新校对了不同时期的《文艺论集》后,对其遗漏和错误作了补正。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曹禺创作的转型

曹禺是中国戏剧史上公认的戏剧名家。自20世纪30年代登上文坛,曹禺创作出了《雷雨》《日出》《北京人》等杰出的剧作,达到了创作的顶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曹禺积极进行思想和创作上的"转型",创作出《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等作品。这些剧作虽然难以再创辉煌,但是却显示出曹禺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积极阐释与实践,也反映出作家创作转型背后的复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