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乐府诗与民间教化

在“观风俗,知薄厚”的教化理念统摄下,作为汉代文学的重要形式之一,汉乐府诗的不少作品表现了对社会鲜明的教化内容,大体来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倡导家庭伦理,具体包括爱情婚姻伦理、兄弟相处之道;二是为汉代妇女树立时代女性的典范,其中描写了坚贞专一的罗敷、胡姬及持家有方、待客有道的陇西健妇等;三是对世人立身行事进行告诫与劝勉,具体包括告诫世人审慎远行、游子自重自爱,劝诫世人立德修身、谨慎自保,劝勉世人惜时奋进等各个方面。必须清楚一点,乐府诗发挥教化百姓作用,并不单纯是诗歌文本在起作用,而是诗歌、音乐乃至舞台表演综合作用的结果。

明清贺兰山主题诗词的书写维度及价值探论

明清时期是贺兰山主题诗词发展的重要阶段,在政治环境、文教事业等地缘因素的共同构建下,诗词作品中的贺兰山突破以往单一的政治地缘形象而呈现出丰富多元的书写维度。一是地理空间维度,以山峦景致咏江山之胜,以贺兰晴雪为代表的景致呈现出书写群体对边地宁夏从疏离到欣赏的情感转向。二是文化空间维度,以塔林佛寺文庙反映儒释道三教相交融的文化氛围。三是心理空间维度,以历史遗迹抒怀古思今之情。明清贺兰山主题诗词的重要研究价值在于贺兰山文学景观的审美形象和文化内涵的变迁过程就是其逐渐与中原文化不断建立联结关系的过程,也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进轨迹。

地方诗歌总集中诗歌批评文献挖掘研究——以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为例

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中富含诗歌批评文献:一是诗歌总集编纂者自撰的诗话文献,如清代郑杰《注韩居诗话》、梁章钜《退庵诗话》、郭柏苍《柳湄诗传》、郑王臣《兰陔诗话》、涂庆澜《荔隐居纪遗》《续梅花百咏斋附记》等。二是人物小传辑评中富含诗歌批评文献。诗歌总集编纂者在人物小传后自撰评语对人物进行评价,或引用各种文献资料,包括正史、方志、笔记小说、各家诗话等资料对人物进行集中评注。三是诗歌评注中富含诗歌批评观点。诗歌总集编纂者在诗题之下,或诗中某句之后,或整首诗歌之后以双行小注的形式说明诗中相关内容。

汉魏六朝乐府诗中服饰文化词英译对比分析——以许渊冲和汪榕培译本为例

汉魏六朝乐府诗中涉及诸多具有时代烙印的传统服饰,它们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社会符号,像《孔雀东南飞》《陌上桑》等作品可谓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通过选取许渊冲和汪榕培两个权威译本中共同出现的诗歌进行分析,确定其中服饰文化词的具体数量及类别。同时从翻译方法和诗体美学两个层面入手,对其英译特点与内在文化内涵进行梳理分析,探讨服饰文化词在两译本中的直译意译之别以及在韵律、意象和修辞上的差异。

明代闽地宗唐诗学传统的建构及其影响

明代闽地宗唐的诗学传统是在宋、金、元宗唐思潮的浸染、明初“鸣盛”风尚的传播和闽地诗歌自身发展的共同作用下逐步形成。在经历了兼法汉魏、宗法盛唐、专取老杜之后,闽地诗人最终又回归对唐代诗歌的整体追崇,同时强调重视他朝之作和诗本性情的理论主张,并在诗集编纂、诗歌创作和文学批评中加以体现。这一诗学传统促进了明代闽地唐诗选本的编纂,对唐代诗歌作品的保存和闽地诗歌流派的建立及诗学发展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从李梦阳用韵看明代庆阳方音韵母特点

以李梦阳用韵中的特殊混押现象,结合清代陇东方音著作并对照今中原官话秦陇片方言对其加以分析,可考证出明代庆阳方音的韵母特点:-m尾、入声韵消失,鼻音韵尾-n与-混并,通摄字主元音舌位前移,江摄及宕摄舒声细音读如通摄,梗摄舒声细音读同宕摄,果摄洪音字读如假摄,止摄合口读如遇摄,遇摄端系、庄组字读如流摄,流摄细音读如效摄,效摄一等唇音字读如遇摄。

明代词选对周邦彦词的高度接受及其原因

在词乐亡佚的背景下,以声律谐婉著称的周邦彦词被选家取为填词范式,在重要谱体词选中选录数量多高居第一。明中期推崇“婉约为正”的词学观念,周邦彦因其词“柔情曼声,摹写殆尽”,选家视其词为“正宗”,选录数量仍位居前列,《花草粹编》选录更多达104首。杨慎等人有意改变明中期以来较单一的选词标准,兼选婉约与豪放,图以豪放之气驱靡柔之风,周邦彦词选录数量出现起伏,但整体接受“热度”仍较高。周邦彦词在明代的接受与其艺术特质、明代选家的审美标准及正变思潮等密切相关。

拟古诗似今体:论南朝时期的节选式模拟

从刘宋中后期开始,文士在对往世名篇进行模拟的时候,有时并不会像汉晋的写作者那样对全篇进行模仿,而是会对原作的一部分进行模拟。这种写作方式,就是节选式模拟。这些经过节选式模拟而产生的作品,一方面在篇幅上较原作有所缩短:另一方面其风格也和古朴温厚的原作不同,更接近于南朝新体的精致新巧。节选式模拟的本质并非承袭汉魏旧作,而是根据新体诗的审美对汉魏旧作进行改造。其改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简化层次与突出秀句。此类改写原作之作品的产生,体现出拟古写作传统在晋宋齐梁之间发生了断裂。

叙事学视阈下的乐府诗建构——以松浦友久教授的乐府研究为中心

中国近世的通常观念中对于乐府体的认识很模糊,特别是唐代乐府诗有怎样的样式特征是一个难题。以日本松浦友久教授的乐府研究为中心,可以从叙事学的角度重新考察唐代乐府诗的三种艺术表现功能。分别为:对乐曲的联想;观察视点的第三人称化,场面的客体化;表现意图的未完结化。其中“观察视点的第三人称化”以西洋叙事学中“叙事视角”以及“人称”等角度为出发点,提出唐代乐府诗中存在的“客体化”以及“第三人称化”的特征。此观点不仅对唐代乐府诗的理解具有参考价值,对唐诗英译等方面的研究也具有启发意义。

明代纪行诗中的辽东地理形象书写

随着明政府加强对辽东的重视与治理,越来越多的文人来到地处北疆的辽东,创作了许多书写辽东地理形象的纪行诗。在历史与传统书写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和创新,在数量和内容上超越前代,记录了山川地貌、社会现实、风物人情等诸多方面,打破传统片面的地理认知,呈现历史,传播文化,为研究明代辽东文学打开一个崭新的视角。

谫论明清小说家词作的通俗化特质

通过分析明清时期几位具有代表性的小说家之词,可以发现这一群体之词的通俗化特质有题材世俗和语言俚俗两种特殊表现。前者受小说创作原则、时代文化背景、小说故事内容等方面的影响,后者受“游戏体”的创作意图、随意的创作态度、习惯性的小说用语以及明清词谱的广泛使用等方面的影响。以上内容体现了明清词坛的多样性与特殊性,及文人之间世俗交往的文化内涵,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清时期文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有助于把握明清词坛整体样貌。

金华文派诗歌创作及诗学思想研究

金华文派作家群是元明之际诗坛上一支重要力量,其诗学思想在崇尚平易正大诗风、注重自得之趣的同时,强调诗歌关照历史现实、体悟山水自然之美。他们追求“合乎法度”与“本乎性情”的辩证,重视自我感情的抒发,主张人品与诗品相结合,由师古而师心,自成一派。金华文派的诗论不像宋代由于理学的兴盛将诗学导入艰涩,反倒是他们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成果引导诗学走向深入,为明代诗学批评的发展注入多元活力。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以诗为文”观念演变论略--以《东坡志林》《陶庵梦忆》为例

“以诗为文”,即以散文文体为基础,化用吸收诗体特征成文。早期散文文体内部包含诗的因素,经由文体理论现世,散文逐步发展成熟,“以诗为文”的观念由模糊未分到清晰确立,散文的诗化倾向愈发明显,审美风格发生偏移。该观念凝聚于宋代,并在宋代完成长期新变定型,《东坡志林》的文本样态及审美风格显示了“以诗为文”这种文体渗透观念的跳跃发展。至晚明小品,诗文跨界融通的创作观念达到成熟阶段,张岱《陶庵梦忆》集小品之大成,化诗歌句式节奏之外在、情志之内涵、意境之神韵入文,笔调自然圆熟,冲淡太和。

江南抗倭时期“唐宋派”的经世活动与海洋书写

“唐宋派”作为明嘉靖年间著名的文学流派,他们取法唐宋以溯秦汉,反对佶屈聱牙、摹拟剽窃的复古文风,其文论思想注重“文”与“道”的并重,有着强烈的经世济民情怀。嘉靖年间的江南沿海地区,海疆不靖,倭寇侵扰频繁,沿海民众深受其害。面对这“不靖的海”,“唐宋派”成员在抗倭的时代背景下,其文学创作、经世实践等都发生了明显的“海洋转向”,抗倭、海洋诗文书写成为他们生命历程与文学创作中十分耀眼的篇章。这种“海洋转向”为“唐宋派”文学地位的形成与影响的扩大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带动江南文人海洋诗文创作一代风气的形成。

“景泰十才子”群体考辩——兼论钱谦益的明诗史建构

在过往文学史论中,大多认为“景泰十才子”是活跃于景泰年间的文人群体。结合各类史料文献与诗文别集,考察发现“景泰十才子”早在永乐、宣德年间就已登上文坛。这个文学群体的名称在不同阶段曾发生演进,分别有“十才子”“金陵十才子”“吴下十才子”“宣德十才子”等多个称号。“景泰十才子”的群体称号与具体成员经由钱谦益《列朝诗集》的提炼才逐步形成,随着《明史》《四库全书总目》的编写而盖棺定论。钱谦益推许这个文学群体,除了因为他在明诗史建构时的流派与门户意识,还与其欲使先人不朽的私心有关。

明代唐诗选本对柳宗元诗的接受差异及其原因

明代唐诗选家对柳宗元诗接受度普遍不高。明前、中期,受尊崇盛唐、忽视中晚唐思想影响,对柳诗选录多至48首、低至一首未取。接受度虽不高,但在明人辨体思想影响下,其五言古诗之简古淡泊仍为其赢得一席之地。明后期,文学观念转变,审美追求渐趋多元,柳诗选录呈小幅增长,但在中唐诗人地位普遍有所上升的明后期,柳宗元诗歌接受地位已有下降之势。这与明代社会文化环境、不同阶段文学观念的提倡等密切相关。

茅坤诗文在明清时期的传播与接受

茅坤是明代中期著名的文学家,其诗文著作传播始于明代嘉靖间,在万历间达到顶点,以刊印别集、选编选本、选录散篇的多种形式传播,传播形式发展均衡。万历之后,茅坤诗文传播形式减少、数量逐渐下降。清代茅坤诗文以散篇诗文为主要传播形式,刊印别集等其他传播形式变少,清人对茅坤古文的评价以批驳为主。

试论曹学佺金陵怀古诗的人文地景意象

曹学佺入仕为官后不久被外放南京,在此度过了专注山水和诗书的十年。曹学佺的金陵怀古诗多作于仕南京期间,虽然数量较少,也不是其涉猎最多的诗歌题材,却具有曹氏的个人创作特色。诗歌中多类型的人文地景意象的使用与曹学佺本人的缘佛生活相结合,使其金陵怀古诗带有鲜明的晚明时代色彩,也是曹学佺的士人观、文学观和人生轨迹的呈现。

元稹诗在明代的接受起伏及其原因——以唐诗选本为考察中心

明前、中期200余年间,重要唐诗选本对元稹诗选录极少,影响最大的《唐诗选》仅录1首。至明后期,诗学审美趋于多元化,元稹诗的价值重新被挖掘,其中《唐诗镜》最具胆识,选元稹诗121首,居中唐第三。明前、中期,诗学家多评元稹诗为“淫言媟语“”鄙俚浅俗”,元稹诗因不符“雍容温和”审美观念而遭到排斥,这与统治者倡导“和而正”的文学思潮密切相关;明代后期弊政丛生,士人盛世理想逐渐破灭,更重视性情的自由抒发,元稹诗歌的“真性情”被陆时雍等人肯定,渐受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