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陕北地区僧官机构与基层社会治理--以“重修大普济禅寺记”碑为中心

延安子长市钟山石窟发现的元代“重修大普济禅寺记”碑,记载了元代延安路所属州县的文官系统、武官系统、屯田官员系统、元代村社制度以及州县佛教僧官系统。通过对碑文中反映的元代延安路州县地方政权官员职能及村社制度进行讨论,可以发现元代地方行政管理系统建设较为完善,并依靠村社制度完成了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通过对碑阳左部州县各级官吏结衔题名与碑阴下部有关功德主题名人员的分析,可以了解到元代北方地区佛教的发展盛况,进一步丰富我们对元代僧务机构与州县佛教僧官系统的认识,反映了元代对地方佛教寺院严密地组织管理。

跨越时空的无声对话:宋元禅僧墨迹的形成及在日本的流布

日本保存了近千件宋元禅僧的墨迹。这些墨迹是中日禅者交流的产物,东传日本后,首先作为寺院宝物被珍藏;16世纪以后,作为日本茶人与禅僧对话的媒介,成为抹茶道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明治维新以后,成为“数寄者”的收藏品;随着20世纪前期各类文化机构的创立,这些墨迹成为人们鉴赏与研究的对象。这一过程生动地表明:日本藏宋元禅僧墨迹既是文化交流的工具,也是文化交融的产物,并成为特定历史演进过程中社会文明进步的象征。探寻以宋元禅僧墨迹为代表的文化交流与交融之背后深藏的本质与规律,乃是我们理解与把握中日文化交流、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乃至人类人明史的有效进路。

宋金元时期汾州洁惠侯庙修缮与基层社会治理

宋代将介子推封为洁惠侯并将其纳入正祀后,洁惠侯庙也成为了官方与基层社会互动的平台。从现存碑刻记载的信息可以看出,宋金元时期汾州一地基层官员与民众共同完成了庙宇的修建工作。“修庙”这一活动已成为基层社会中官民共治的典范,既减少了政府行政成本,也有效维护了基层社会的生活秩序,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侧面。

宋元时期名贤祠的特质——以杭州西湖三贤堂为例

名贤祠是宋元时期纪念性祠庙的主要形式。以杭州西湖三贤堂为个案作历时性考察,可以归纳出宋元时期名贤祠的特质:三贤堂的神主选择有比较严格的标准;教化是三贤堂的主要功能,该功能贯穿其创设、演变的全过程且日益突出;三贤堂创废的行为主体是地方官员,决定性因素则为国家政治;三贤堂的神圣空间由神主生前活动场所与具体历史语境共同确定;三贤堂神圣意义的构建比较容易实现。

地方孔庙的普及与覆盖:宋·辽·金·元

宋至元时期是中国古代孔庙大发展的重要阶段。本文通过统计的方法进行各项数据整理(尤其是GIS技术的运用),将定性的分析、判断、总结与定量的归纳、解析、模拟相结合,揭示了该时段地方孔庙的普及与覆盖的动态过程。

宋元时期藏区寺院经济发展的原因

宋元时期藏区佛教的复兴迎合了藏区社会变革的需要,佛教有了赖以发展的基础,藏族社会各阶层开始广泛信仰。藏区地方封建势力与寺院集团的结合、政教合一制度的形成、中原王朝对藏传佛教的推崇,促使寺院集团充分利用其宗教、政治特权,采取各种经济手段,发展寺院经济,并逐渐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经济力量。

《五山十刹图》径山僧堂椅的研究

"五山十刹"之制是南宋的官寺制度。《五山十刹图》是入宋求法的日本僧人遍访五山十刹诸寺后,对南宋禅寺的伽蓝配置、建筑、家具、室内陈设等真实记录的图卷。作者对图示僧堂椅进行了解读,研究表明椅背搭脑和扶手连成一体呈圈状,用向上弯曲延伸的后腿和椅背支撑椅圈的天圆地方形直腿圈椅,最迟在公元1248年(南宋时期)就在中国使用了。这是一种新发现的宋代圈椅。

宋元禅寺中住持的象征与权力

宋元禅寺中的住持是代佛扬化、续佛慧命、传承法脉的实践者,是禅法的象征者,堪称"人天眼目"。住持因在其所具有的佛法上的象征意义,使他们成为禅寺的行政首领。可以说,对住持这个寺院最高管理者来说,其地位的变化与权力的增长,都与其本初的象征意义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作为住持独享的特殊居住空间——"方丈",亦被纳入禅寺中,成为住持专属的居所,同样也经历了一个演化的过程。

南宋五山禅林的公共交往与四六书写:以疏文为中心的考察

南宋五山禅林的四六疏文包括劝请、山门、诸山、江湖、化缘等种类,作者多为临济宗大慧派僧人,主要用于公共交往。首先,宋代释疏撰制经历了由文人疏向僧人疏的转化过程,五山禅僧作为独立的创作群体出现于南宋后期,表现在文体类别的细化、应用场合的增多、文本载体的丰富。其次,五山禅林住持的选任制度推动了世俗政权与寺院的互动,围绕人事变迁的公共礼仪逐渐成熟,影响了四六疏文的表达策略与辞章结构。第三,五山禅林的寺院建设为募施化缘的疏文提供了广泛应用空间,作者藉助亦僧亦俗的四六语言随机设教,开启了超越凡圣的解脱法门,保持了禅宗文学的当行本色。

北宋苏东坡与韶州南华寺的结缘

北宋苏东坡幼读经史,青年进仕,曾经效命北宋皇室。后因不能适应政治变革,而屡遭贬逐,直到晚年才从岭南北归。过往韶州多次流连于曹溪禅宗祖庭,瞻礼慧能真身,并留下诸多墨迹和文字。苏东坡和南华寺结缘,丰富了南华寺的历史底蕴,促进了韶州禅宗文化的发展。

宋僧石溪心月与日僧无象静照交往考

日本禅僧无象静照于南宋淳祐十二年(1252)来华,咸淳元年(1265)归国。在华前四年在浙江杭州径山寺参禅,住持石溪心月对他悉心指导,帮助他实现开悟。静照最终嗣法心月。归国后,静照牢记心月教诲,开创禅寺,宣扬禅法,为禅宗扎根日本不遗余力。

南宋太学石刻像与文翁图渊源考释

顾沅《吴郡名贤图传赞》部分图像袭用了《圣庙祀典图考》中的图像,《圣庙祀典图考》图像主要源于南宋太学石刻,而南宋太学石刻粉本在明清时期有源自李公麟画与“本之文翁图”两种说法。西汉时,文翁在蜀郡办学堂、兴教化。文翁学堂重“像教”,庙学合一,对后世官学的创办具有典范作用。文翁礼殿孔子弟子像,历代蜀官不断修缮、重刻、维护,同样影响较大。宋高宗时为推行道统而建太学、刻孔子弟子像时,文翁图尚存,多有摹绘本,宋高宗有获得摹绘本的可能。从图像渊源上来看,文翁图也是当时较佳的粉本选择。南宋太学石刻风格古朴,与宋摹《列女传图》笔法相像,与文翁礼殿图、文翁讲学图也具共性。因此,乾嘉学者秦瀛南宋太学石刻像“本之文翁图”之论,可备一说。

论宋元禅寺中的节庆饮茶——以端午、重阳为例

宋元禅寺于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重阳节由住持上堂烧香说法,僧众饮茶。僧人于端午饮菖蒲茶、重阳饮茱萸茶最早见于宋代寺院,即将茶与菖蒲、茱萸研磨后点饮,或于茶汤中加入菖蒲、茱萸碎末煮饮。元代《敕修百丈清规》正式将其写入寺院仪轨,令天下僧人遵行,并一直延续至明清。宋元禅师语录与灯录保留有端午、重阳上堂说法并饮用菖蒲茶、茱萸茶的记载,其内容多带有驱邪禳灾、蠲除病疾的意味。宋元禅寺节庆饮用菖蒲茶、茱萸茶,反映了僧人对中华文化的强烈认同,同时影响了宋元文人的饮茶风俗。

福建莆田元妙观研究史述略

立足于莆田元妙观的研究现状,以时间为主线,梳理元妙观的研究成果,回溯其研究历程,探讨相应的研究方法,明晰当前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尚需深入的方向,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宋元宗族的坟墓和祠堂

宋元时代是祖先祭祀方法由坟寺到祠堂变更的重要时代。本文以苏州范氏为中心,从宋代士大夫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家族、宗族的侧面论述坟墓、坟寺、祠堂的实态和祖先祭祀。从社会史特别是家族、宗族的方面将坟墓、坟寺和祠堂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具体论述苏州范氏的坟墓和坟寺、祠堂的问题、家族宗族的迁居和定居、阶层性、风水、夫妇合葬、坟寺和祠堂的管理、运营等。

湖南平江福寿山大湖坪寺庙遗址发掘简报

2019年8月〜12月,为配合平江抽水蓄能工程的建设,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位于平江县福寿山的大湖坪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寺庙和造纸等遗迹。寺庙遗址分为宋元、明清两个阶段,遗物以青白瓷和青花为主,两个阶段的寺庙在性质上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宋元时期是一处公共庙宇,明代陈氏家族主持重建后更接近家庙,五尊神像可能是入寺供奉的陈氏先祖像。

北宋相国寺演剧考

北宋时期的相国寺,是一个集宗教、贸易、游乐、演剧诸种属性于一身的城市公共空间。从五代后唐到北宋真宗祥符元年(1009年),它一直是皇家斋会演剧的首选之地。在北宋时期以三元节日为主的节令演出期间,相国寺大殿前百戏杂陈,昼夜不停。因为诞节演剧、节令演剧、僧侣俗讲和“以谑丐钱”的倡优演剧等演剧形态的存在,相国寺可谓中国戏剧史上一座独特的“瓦舍”。这座集官方、民间演出于一身的特殊剧场,是中国戏剧剧场形态进化史上的重要一环。

广州南海神庙宋皇祐五年中书门下省牒碑考

宋皇祐五年中书门下省牒碑,现存广州南海神庙仪门左侧碑廊,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存有拓本。碑文不仅反映了宋代广州地区的海神信仰和国家祭祀体系,也记录了侬智高之乱,可补史籍之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