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路簿”海南渔民的导航手册研究

海南渔民“更路簿”是伴随着古航海业的发展而产生的,是风帆时代海南渔民在传统渔业下出海作业和航海贸易的指导手册,研究海南渔民“更路簿”不仅可以再现明清时期私人海外贸易的兴盛,还可为中国南方航海史的发展提供民间史料。因此,该文首先对“更路簿”形成年代进行梳理与归纳,以明清时期的“更路簿”为研究对象,从而揭示“海禁”严厉的明清时期,为何海南渔民“更路簿”出现并盛行,肯定了海南渔民群体对南海开发的历史贡献,对研究古代航海史和海外贸易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明代《汝水巾谱》所辑巾服特征与时代映射

《汝水巾谱》是现存罕有的融合明代巾服清晰图绘与文字辑注的古籍资料,全书绘制明代巾服32式。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对《汝水巾谱》成书背景和构成内容进行梳理,结合图文互证法与艺术考古法分析所辑巾服的形制特征并进一步解析巾服所呈现的时代映射与客观局限。研究表明:《汝水巾谱》所辑巾服来源包含前代已有巾式和作者自创款式,基础结构按披幅划分为4种,巾体造型有平顶型、方顶型、弧顶型和穹顶型4种,装饰手法与表达方式丰富多样,其辑录思想体现着作者对前代名士的仰慕和君子品性的向往之情,结合此书创制背景与辑录内容以此管窥晚明时期社会等级失序下文士巾服中追求复古、标榜奇异、推崇仙道的时代审美风尚映射。

明至民国时期无锡木船业的发展初探

无锡民间造船业可追溯至明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货物流通、商旅往返、渔业捕捞等对船只的需求益盛,至清末民初,无锡木船业发展达到鼎盛,形成了以“五姓十三家”从业人员为主的造船行业繁荣景象,杨、蒋、尤、徐、邵五姓宗族也由此成为江苏境内的造船大户。通过对地方文献的梳理,可以了解无锡木船业的发展历程,探知当地舟船的主要种类及其用途,并以无锡代表性船型——西漳船为例,展现当地木帆船的主要特点与建造工艺。

明代莆田林氏《族范》碑及其新时代意义

考察林氏《族范》碑相关文献记载及实物概况,福建省莆田市三清殿文物保护管理所藏有明代嘉靖年间莆田林氏《族范》碑,碑文载录莆田林氏家族为人处事的规范;钩沉相关史料、方志、谱牒及文集,证实林氏是当时莆田望族之一,碑文是林氏族人林俊所撰,林达手书勒石;探究《族范》碑的文物价值和书法价值,其于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新时代家庭建设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是研究中国古代家训文化的珍贵石刻实物资料。

国家权力视角下的生监群体——以清嘉庆刑科题本为中心

绅士研究是明清研究中的热点,相形之下,对作为绅士下层的生监的研究显得较为薄弱。本文利用新近出版《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中关于生监的新史料,从中发掘新意蕴,以检视并校正明清研究中的明清绅士研究的相关己有理论。本文认为,生监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群体,新材料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乡绅土地所有制"论,但不支持"乡绅统治论"。而且从生监的层面看,绅士的社会功能面临国家权力和宗族权力的双重挤压,有不断边缘化的趋势。

“报闻”与“不报”:从《万历邸钞》看万历朝奏疏留中

奏疏留中现象在明万历朝尤为突出,成为影响时局的一个重要因素。《万历邸钞》作为明末人整理的当代史料,对奏疏的"报闻"与"不报"多有著录。邸钞中奏疏的"报闻"与"不报"具有明显的时段性和内容选择性特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万历朝政治变动及党争等政局。神宗对奏疏"报闻"与"不报"的取舍,彰显了皇权对舆论的控制,皇帝虽然怠政,但从未放权。万历中后期围绕奏疏留中所进行的控制与抗争,反映了万历朝的君臣冲突及士大夫群体的政治独立意识,这种意识与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有渊源关系。

明代建文年号的“革除”与未革之说再辨析

自明万历时代以来,建文年号的"革除"与未革之说长期争诉不休。这一问题既关乎史实真伪,又涉及史书纪年笔法,有必要探本溯源,从观念史的层面进行辨析。革除建文年号,即明成祖改建文纪年为洪武事,始于燕王靖难后期,永乐间朝廷进一步将其推广到全国范围。成祖无明令曰"革除建文年号",永乐初,官方上层最早使用"革除"这种特殊提法。《明太宗实录》记靖难史事用建文纪年,实际上未行"革除",成为后世未革之说的重要肇端。在明中后期朝野呼吁官修建文朝史的社会潮流下,未革之说于万历朝登场,或曰成祖未革年号,或称成祖本意不欲"革除"。顾炎武从史书纪年笔法的角度强调《明太宗实录》中建文纪年的合理性,所著《革除辨》承万历时人之余绪,系统论述成祖未革年号,其说甚至影响到官修《明史》。相当多持建文年号未革说者,有其特定目的或立场,所争不在于建文年号"革除"与否这一史实,而在于建文朝之历史地位。

元十行本《十三经注疏》明修丛考——以《论语注疏解经》为中心

元十行本在明代至少经历了正德六年补版、正德十二年补版、正德十六年补版、嘉靖三年补版和嘉靖重校修补五次修版,其中最大规模的一次是嘉靖重校修补。嘉靖重校修补不但大量更换原已破损的板片,而且对元十行本原版和正德年间的三次补版也进行了校对和修订,并由此在版式上作了更新和统一。嘉靖重校修补的时间介于嘉靖三年补版和李元阳刻本之间,李元阳刻本是以元刻嘉靖重校修补本为底本的。清阮元撰《论语注疏校勘记》和刊刻《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解经》所依据的十行本是台湾"国图"所藏的元刻明正德修补本或类似此本者,其原文讹误与此有关。

关于明朝成化年间“洮岷寺僧诡名冒贡”问题探讨

贡赐制度是明王朝统治河洮岷和西北藏区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它在明前期为加快藏区归附中央王朝、尽快统一全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到成化年间,"寺僧诡名冒贡"己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在当时已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其根源是明王朝历经百年治理河洮岷及西北藏区各种矛盾综合作用的结果。

杨维桢撰《张氏通波阡表》不同文本的差异及其成因探析——兼论正德《松江府志》在保存元代石刻文献方面的贡献

元末知名文士杨维桢的《张氏通波阡表》尚保存着墨迹(中间有阙文),是其书法的代表作。同时,在《杨铁崖先生文集全录》和正德《松江府志》中均录有《张氏通波阡表》的文字。《杨铁崖先生文集全录》本文字和墨迹本十分接近,而与正德《松江府志》本差异较大。这种情况形成的原因,在于《杨铁崖先生文集全录》是根据墨迹过录的(过录过程中还带来不少错字),正德《松江府志》根据的是石刻,而石刻则改正了墨迹中颇多错误(特别是张氏的家族世系),有可能墨迹系初稿,石刻根据定稿。《张氏通波阡表》的例子,也显示了正德《松江府志》在保存元代石刻文献方面的独到价值。

明正德本《六音字典》阳声韵的历史层次研究

全文可以分四部分:一、《广韵》阳声韵字与《六音字典》阳声韵对应比较研究,把"穿本风通顺朗唱声音坦横班先"等13个字母与《广韵》阳声韵进行对应比较研究;二、《广韵》阴声韵字在《六音字典》里读作阳声韵;三、《广韵》入声韵字在《六音字典》里读作阳声韵;四、结论。

万历金陵富春堂刊本传奇版本考

富春堂是万历年间金陵著名书坊,今知其所刻传奇42种,其中有21种与《风月锦囊》《大明天下春》《群音类选.诸腔类》和《尧天乐》等戏曲散出选本同剧目传奇同源。今考其版本得出结论:富春堂刊本传奇《跃鲤记》等19种传奇为万历初、中期传奇。

明清官吏服饰“冲突”与广允寺壁画绘制年代辨析

由于广允寺壁画中出现了明清两朝人物同台亮相的"冲突"场面,因此引发了该壁画绘制年代的争议。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从特定的历史、政治、地域环境、文化特性等方面进行梳理与分析,拟廓清和阐明明清服饰人物同台亮相的"悖理"及壁画绘制年代的成因。

晚明以“俗”为“雅”之审美趣尚

晚明时期,文艺美学活动的以"俗"化"雅",甚至以"俗"为"雅",是对个性解放潮流的响应和推动。其时,手工业和商品经济日趋繁荣,小商品生产者明显分化,资本主义萌芽初步产生的时代,以"俗"为"雅",一定程度上是当时新兴阶层思想的微弱反映。泰州学派王艮所提倡的"日用百姓之道",封建"异端"李贽所宣扬的"人必有私""因材""并育",无不是对新兴阶层的支持,对个性自由发展的尊重。这种争取个性解放的进步思想体现在艺术创作的实践中,则鲜明地表现为雅俗审美诉求的转化与互补,从中,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美学精神,感应到时代的律动。

万历矿税大兴的酷掠及其影响

明神宗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刺激下,派遣大批太监到全国各地开矿征税,为他搜括钱财。矿税监残酷敛财,将金银财货源源进献给明神宗,对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近代中国科技滞后原因之探析

中国到了近代社会之后,在科技方面日益落后于后起的西方,其历史原因主要是中国近代社会出现的极权政治、文化精英集团的价值取向的错位、小农经济的落后。

明代隆庆、万历间散曲对正德、嘉靖间的承变

相较于明代正、嘉间南北曲竞相发展的局面,隆、万间的散曲文学总体呈现出南曲繁盛,北曲趋微的态势。此期曲坛的基本表征为:隆、万间创作南曲的曲家数量和现存南曲作品的数量明显多于正、嘉间;隆、万间曲家的身份地位较之正、嘉间曲家整体呈下行趋势;曲家地域分布不平衡特点突出,两时段各地曲家的数量有明显增减;传统题材类型没有变化,一些题材类型的数量、位次变化较大;整体曲风呈现出趋艳、趋雅、尚俗的特点,对正、嘉间的曲坛承中有变。

郑善夫与弘、正诗风的新变

郑善夫是活动于明代弘治、正德年间的一位著名诗人。其诗以气格为主,以悲壮为宗,具有独特的审美风貌,当李梦阳、何景明倡导文学复古之时,诗人继承了杜诗的写实精神,创作了诸多反映现实,揭露矛盾,干预时政的优秀作品。这些诗歌成为前七子复古运动的积极成果。深入研究郑善夫的思想与创作状况,可以弥补明诗研究之不足。

《海与帝国:明清时代》中的“宁波之乱”

日本学者上田信的《海与帝国:明清时代》从海洋史角度审视海洋与明清帝国的关系,聚焦海洋对中国明清两朝内政、外交的影响,是一部颇有创见的海洋文化著作。本文以书中"宁波之乱"一节为例,指出上田信叙述的"宁波之乱"起因、过程和影响等与中国历史文献存在一定出入,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宁波之乱"的历史真相;认为这种避重就轻的叙述与作者特有的历史观、日本中心主义意识存在一定关系。

成化明征“都掌蛮”新探——以《程氏贻范集》为中心

成化初年,明军围剿四川"都掌蛮"之战,是明朝以大规模战争消灭西南地方民族势力的典型事件,规模巨大,影响深远。兵部尚书程信是当时的明军统帅,《程氏贻范集》中保存的有关文献对了解这场战争很有价值。通过各类史料的综合运用,可以对战争的由来、明军的部署以及战役经过、结局和影响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并对明朝内部的剿抚之争进行新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