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地扶贫搬迁与脱贫户生计脆弱性:降低抑或加剧?——来自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的例证

易地扶贫搬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部分脱贫户仍存在较高的脆弱性,这将是中国减贫工作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本文依据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脱贫户实地调研数据,运用线性回归模型,系统评估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户生计脆弱性有何影响及如何影响,并剖析区域、安置方式、搬迁时间及生计策略的差异性作用。分析结果显示,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户生计脆弱性产生改善效果,此结论在经过安慰剂检验和分位数回归模型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地区差异、安置方式与搬迁时间的交互项、生计策略对易地扶贫搬迁的脱贫户生计脆弱性降低作用存在异质性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家庭收入多样化和个体志向水平是易地扶贫搬迁降低脱贫户生计脆弱性的重要机制,而家庭收入多样化的中介效应更为突出。本文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政策优化、扶贫工作高质量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测度及影响因素

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有利于巩固脱贫成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基于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脱贫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构建脱贫攻坚系统与乡村振兴系统耦合衔接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对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效果及影响因素进行综合评价。研究发现: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系统发展指数为0.3418,乡村振兴系统发展指数为0.3253,四省市毗邻区脱贫攻坚系统的发展指数均高于乡村振兴系统发展指数。从准则层来看,收入水平和治理有效分别成为脱贫攻坚系统和乡村振兴系统的主要拉力。区域整体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为0.5661,四省市毗邻区的耦合协调度差异较小,均处于勉强协调状态。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耕地持有情况、贫困退出程度、家庭经济实力、教育投入水平、政府培训、政策满意度对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整体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氐羌遗韵:陕甘川毗邻区域祀神美术的文化渊源

陕甘川毗邻区域祀神活动中的美术文化,体现出鲜明的氐、羌民族本原文化特色,是氐羌民族传统文明和文化变迁的活化石。首先,祀神活动中的服饰、道具及其面具中的图饰符号,是氐羌族系生息繁衍的祥瑞符和祭天仪式的原始图腾。其次,无论区域内庙宇的建筑形制还是神祗造像的装饰彩绘,在"多民族文化共生"的状态下,传承着氐羌文化的历史脉络。第三,祀神活动仪式中的程序及其符号语言,被赋予了"神性"的权威的,传达出古氐羌民族本源文化特有的意趣。因而,该区域内的许多民间文化习俗,特别是祀神活动保持了氐羌民族原有的文化神韵。

跨区连片民族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测度及时空演变--基于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研究

基于自我发展的主体视角,构建一组指标体系测度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27个县域的自我发展能力,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经过精准扶贫后,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有较大幅度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逐顶竞争"的良性互动;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总体差异不大,但呈现出结构分异,即经济发展能力差异较大、结构优化能力差异次之、社会发展能力差异最小,并且主要表现为省市内县域之间的差异;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冷点和热点区县较少,未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失衡特征。

石上风景:黔桂界邻民族地区摩崖石刻所见生态文化之历史叙述

黔桂界邻民族地区的摩崖石刻分布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引人入胜的人文景观。它们主要以文字的形式描述该区域范围内蕴藏在历史深处的动人图景,是石上之风景,亦史中之佳作,生动形象,精彩纷呈,内涵深广,影响深远。其中包含的生态文化内容涉及区域地理特征、自然风光特点与生态环保观念等方面,是地域文化范围内一道道靓丽的风景,是本土生态知识的具体呈现,是当代社会生态文化教育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素材,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以及开发利用价值。

清至民国滇黔毗邻区花苗群体之形象建构与国家认同

滇黔毗邻区的花苗群体是苗族的一个支系,清朝汉族士大夫把这一群体建构成一个与华夏有着巨大差异的“蛮夷”形象。民国时期汉族知识分子强调花苗群体与华夏的“同源”性,是中国民族的一部分。清末民国时期,西方传教士建构的是一个被“拯救”而获得精神自由与新生的花苗群体形象,亦为中国之一部分。民国时期的第一代花苗知识分子,在自我族群形象的建构中,既认识到本族群的不足,又意识到本族群的优势,自我归类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表达出强烈的国家认同情感。滇黔毗邻区花苗群体形象的历史演变与多维呈现,其国家认同情感的逐渐强化,展现了滇黔毗邻区花苗群体伴随王朝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演变过程。

论元明清时期滇川黔桂毗邻地区的移民

元明清时期进入滇川黔桂毗邻地区的移民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具有不同于以往的特点:移民进入的途径及构成更为复杂多元;移民的来源地即籍贯更加广泛而又呈现相对集中之特点;与汉唐时期相比较,汉移民与土著民族之融合趋势发生了逆转,虽有部分移民融入到当地土著民族之中,但主流已是部分土著民族因受汉文化的影响而逐步汉化,最终融入到汉民族之中,成为具有不同社会习尚、气质的地域性汉族群体。这些均对当地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