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道时期的诗学思潮转向

清朝嘉道之际的社会处在所谓盛世滑向衰世的过渡阶段,学风、士风的变化深刻影响了诗学思潮与诗歌创作。细致入微的学术训练、程朱理学下的世界观、身份认同下社会参与意识的高涨,使理性主义的思想笼罩在嘉道诗坛上空,诗歌的价值取向也回归正统。在继续强调诗歌独创性和个性化的前提下,诗歌的政治与社会功能得到体认,个人化与纪实性成为该阶段的诗歌特征。诗学思潮则趋向敛华就实,情志并重。诗论家集中总结了清中叶以后的诗学经验,丰富了“学人之诗”的理论内涵。“以人论诗”将诗人的品行节操作为评判标准,崇“真”尚“志”,强调诗与人一。这些诗学观念既是嘉道诗坛对清前中叶诗歌的继承与反思,也是晚清志士之诗的先声。

瘟疫与谣言——以嘉道大疫为中心的探讨

清嘉道之际全国范围内爆发了严重的霍乱疫情。疫情来得突然,传播迅猛,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对普通百姓和社会上层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疫流行期间出现了瓜果有毒、鬼神司疫等数量众多的谣言,事实上,这些谣言是社会群体心理的一种反映,特别是民众对威胁的抵御性反应和缓解心理压力的需要。

早期侨批业运营的几个问题——以吧城华人公馆《公案簿》的记载为中心

吧达维亚华人公馆的档案资料记载了19世纪中叶侨批局出现之前侨批业营运的情况,包括早期水客、经营方式、经营过程的信用保证、侨批纠纷的解决、经营过程中不可预见情况的处理等。在1787年到1846年这段时间里,水客作为一种行业,从事侨批递寄,制度上已经相当成熟。侨批局设立以后,水客在早期侨批业运营过程中建立的制度,诸如发展总分局的网络、收款后出具单据、兼营金融或者商贸业、利用汇水差价和商贸业获得利润等等,几乎都为批局所继承。

嘉道文人结社考录

作为晚清文坛的开端,嘉道时期的文人结社逐渐增多,成为文坛重要的文学现象。道光时期文社数量是嘉庆时期的两倍多,反映了随着时代风云的突变而文学群体运动的加快。嘉道文人结社主要分布在江浙、京师、广东、福建,为晚清文坛的地域板块建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晚清文坛整体地域格局的形成与嘉道时期文人结社的地理分布息息相关。

“明道”与“致用”:嘉道时期考据学学术范式的转变

清代考据学发展到乾隆时期,其学术范式逐渐表现出考证繁冗拖沓、学术支离破碎的弊端。面对此种危机,嘉道时期考据学学术范式为之一变,出现了注重礼学研究、诸子学研究、边疆史地学研究、高扬“郑玄注”的价值以回应今文经学等新特征。这些新动态贯彻和彰显了此期考据学重视“明道”“致用”的治学理念。嘉道考据学范式的转变既是清代学术发展的内在必然,又是世运变迁刺激的结果。此期考据学的发展不仅揭示了清代考据学在面对理论危机时所表现出的自我调试机制,而且开启了晚清学术的基本走向。

论嘉道年间桂东南词人群的创作

清嘉庆、道光年间,桂东南词人群在广西容县掀起创作词的热潮,并起到振兴广西词坛的积极作用,而学界对这一词人群体缺乏整体观照。桂东南词人群交往密切,志趣相投,情谊深厚。他们在闺情、写景、述志等题材上有共同的爱好,形成了清丽淡雅的艺术风格。他们创作的趋同性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远祧北宋词人秦观,近学清初词人陈维崧、朱彝尊,相同的地理环境,相似的人生境遇等都是他们创作趋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