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国内外实践比较与经验借鉴——对我国医药领域供给侧改革的启示

目的:通过对欧美(英国、意大利、美国)和亚洲国家(日本、新加坡)及国内广州、成都的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均等化实践进行全面比较和经验借鉴,提出其对我国医药领域供给侧改革的启示。方法:采用文献研究法、资料分析法及比较分析法。结果与结论: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国内外实践对我国医药领域供给侧改革的启示主要有(1)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的事权和财权界定清晰;(2)优化资源配置,保障基本医疗服务供给;(3)完善法律法规保障;(4)医疗卫生公共服务供给市场化;(5)赋予患者更多的自主选择权,加强公共服务质量监测。

论我国传染病防控公共卫生事权配置的优化

传染病防控公共卫生事权按项目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划分之后,还需按事权的要素即决策权、执行权及监督权在立法中设计相关制度来进行三权的具体配置。这些制度在经过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后充分暴露出一系列问题,比如预警主体设置级别过高、疫情信息发布主体设置不合理等等。为此,需要及时进行立法后评估,优化传染病防控公共卫生事权配置,调整预警制度,完善紧急状态下的信息公开制度,规范行政强制措施的运用,实现中央指导组、各级纪委监察委以及卫生行政部门监督的有机结合,以提升地方政府应对传染病公共卫生事件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疫情防控工作中公益与私益的法律平衡

在疫情防控过程中,为保障公共健康,行政执法过程中对公民的自由附加了更多的限制。为充分尊重公民人身自由、知情和救济等方面的需求,一方面可以通过细化公众参与制度、健全应急制度以及明确界定法律概念等完善法律条文,明确行政权的合法边界;另一方面可引入柔性执法方式,强化比例原则,建立跨区域协调合作机制保障行政权的合理行使。

互联网公域治理结构转型与行政组织法发展

互联网发展改变了公域的社会基础、时空场景、内部结构、利益关系、制度体系等,为公域发展设定了现实语境。圈于管理滞后、结构封闭等缺陷,政府无力应对互联网公域秩序建构与服务供给之需求,推动了公域治理结构转型。然而,权力来源复杂、功能分域不清、权力运转越界等因素亦桔着政府与互联网社会主体合作共治的有序展开,暴露了传统行政组织法难以回应社会主体组织形态模糊、多元主体权责配置失范、平台治理正当性存疑等问题。应通过拓展权力主体范畴、反思权力配置体系、设定权力运行边界等路径完善组织法理论和规范体系,以有效应对互联网社会公共行政兴起、厘定多元治理主体功能界限和提升平台治理正当性,从而实现互联网公域治理结构转型与行政组织法建设的有机统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急治理的法治化保障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会受到相应的立法和行政上的暂时性权益限制。应急治理之下的紧急行政权力与个人权益是更加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行政紧急措施是为了保护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但仍需保障个体最低限度的权益,防止行政恣意侵害。公众通过承担服从者、受益者、参与者、监督者等角色,实现了多主体参与的基层公共卫生治理。最后,应当遵循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规范行政应急程序与指导,及时追究违法行政法律责任,设置行政诉讼紧急审理程序,实现公共卫生应急治理的法治化。

行政公益诉讼检察调查权性质的多维考察——本体论的视角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以其对行政主体违法、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之法益、未履行检察建议之督促的调查核实为前提。调查权力系检察机关的必要权能。然而,之前相关研究就调查权的法理依据、权力性质等未在检察监督权的视域中进行科学解析,并因此阻碍着其法律规制的健全。调查权是检察机关实现法律监督职能的权力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具有监督性、独立性、适度性、构成性,既支撑、支持检察机关的行政公诉权,又具有自身的独立意义与基础地位。调查权力的权能手段配置应当遵循比例原则、平衡原则,具有应有的刚性和强度,并健全与其他调查活动的衔接机制与协调制度。

公共卫生领域下行政应急权的法律规制:问题与对策——基于新冠肺炎疫情下的考察

公共卫生领域下的行政应急权是我国3年来得以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集中性权力,它能适应现代风险社会的需要,最大程度地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和基本权益。但是,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反复无常、难以溯源,给我国行政应急权的法律规制带来了挑战和问题,包括行政应急权难以满足应急法治要求、信息报告和预警未能满足依法治疫的要求、行政应急权的监督及问责机制不完善、行政应急权侵害相对人合法权益的问题。以此为基,提出完善行政应急权的法律规制的创新之策,包括完善公共卫生方面的法律法规、规范应急信息报告和应急预案、完善行政应急权的监督和问责机制、为相对人提供权利救济。

县级政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权优化配置路径研究——基于功能主义的视角

县级政府作为最接近基层、具有较完整建制的一级政府,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全方位应对的首要责任人和响应者。当前立法对县级政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权存有的同质化配置和区别化配置两种方式,忽视了县级政府的特殊层级,不利于激发其积极性。因此有必要转变应对权配置思路,在功能主义“机关—权力”与功能相勾连的二维分析逻辑下,依照“机关适当”和“权力适当”的要求,以契合县级政府的层级地位与能力、突发事件全过程应对的双重需要为导向,分阶段、针对性地构建县级政府应对权优化配置的理论框架,以此明确县级政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阶段任务及权力配置重点,实现县级政府应对权配置的有效性。

算法行政对自由裁量权的影响:正向规制、负向限缩与动态平衡

算法决策与公共行政的深度融合催生出算法行政这一新型行政模式,政府权力结构在全新的行政模式下产生了适应性变化,公职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呈现出向算法流动的趋势。基于权力配置视角,从正向规制和负向限缩两个维度分析算法行政对公职人员自由裁量权的影响。一方面,算法嵌入公共治理领域会使公共部门和公职人员基于技术执行逻辑将自由裁量权进行分置和让渡,算法基于“技术中立”的决策模型对自由裁量权滥用产生正向规制作用;另一方面,过度的权力让渡加之算法影子官僚的权力攫取会对公职人员的自由裁量权产生负向限缩作用,公职人员的主体性可能逐渐褪化沦为屏幕官僚,裁量问责机制也会由于权责模糊而遭受冲击。最后,提出多元主体实现权力制约与动态平衡的路径,即从自由裁量权分置、让渡、攫取三个方面出发,寻找公共部门、公职人员以及算法之间的“主体间性”,既有效发挥算法的工具价值,也要避免公共部门和公职人员的主体地位被架空。

大数据智能时代随身码的行政法地位研究

随身码是伴随着疫情防控需要产生的,然而,在大数据时代其使用日益泛化,逐渐发展成为行政执法中的重要手段。在交通管制、特种行业管理、入职管理、公共活动管理、餐饮管理中都涉及到随身码的使用。这必然会限缩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如自主选择权、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益、行动自由权、参与权等。为此,随身码必须走法治化之路,应当通过有效的行政法规范对随身码的使用予以规制。即通过制定随身码的行政法规范来完善随身码的使用程序、限制随身码的存在空间、公示随身码查验的主体资格、提高随身码的技术含量,使之不致游离于行政法规范之外,从而成为行政法治的构成部分。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权力配置的法律问题

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从武汉蔓延至全国的事件为例,对涉及最重要的两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以下简称《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以下简称《突发事件应对法》)进行深入分析,对政府的疫情发布权和采取紧急措施权力的科学合理配置展开讨论,认为在目前我国的管理体制和现实状况下,可以将相应权力配置由县级人民政府来行使,加大授权的同时严格问责,以加快决策速度、统筹多方资源并加强措施执行力,而且应急管理部门的法定权力也需要通过制度环境予以落实。

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卫生部门行政应急权利研究

近年来,我国公共卫生事件的频发对人们的身心健康产生了不利影响,也进一步对社会和经济发展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以说是与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政府行政机关有尽最大努力预防和管理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减少损失的义务。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过程中形成的行政应急权利给行政机关在应对公共危机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但是,从目前情形出发,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的行政部门在具体使用行政应急权利时仍存在诸多问题。现从这个角度出发,探讨行政紧急权利的适用,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意见和建议。

传染性公共卫生领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法治进路

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共卫生体制尤其是传染病领域的公共卫生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并集中反映在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以及与卫生管理体制之间衔接性的优化。31个地区在传染性公共卫生领域事权改革方案的差别化对待,体现了地方在治理思路上的不一致性。解决问题的关键一方面需要在疫情等级性和事权内容类型化基础上确定事权的法律属性,理清事权体系下基本公共卫生事权和重大公共卫生事权在传染病防治中的法律关系;另一方面需要在"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政策目标下,明确事权的层次性划分和支出责任的直接性与间接性差异,推动事权改革与卫生管理体制改革的协同性,并发挥省级政府在区域治理中的统筹作用。在习近平总书记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重要精神指导下,实现传染性公共卫生财政治理向常态型与应急型并重的共同事权模式转变的法治化策略目标。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公权力行为致损补偿机制探讨——以公权力行为附随效果损害为视角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权力行为附随效果致损的补偿是我国卫生应急工作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这项工作将直接影响到灾后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结合我国现行行政补偿现状,对当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有关合法公权力行为附随效果致损产生的补偿问题进行分析,探索和研究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补偿机制与补偿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