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兼评《公司法(修订草案)》第一百九十条

《公司法(修订草案)》①第一百九十条首次明确规定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其在理论层面是对法人组织体说的修正更新和对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补充,在实践层面是对董事滥权行为的有效规制和对公司及第三人利益的有效保障。但针对该制度设计仍须作必要限制,在宏观层面应当给予董事职务行为一定的容错空间,在微观层面应当设置差异化的董事责任并作配套保障。目前关于《公司法(修订草案)》第一百九十条之规定,二审稿较一审稿变化颇大,规定亦更为合理,但仍存在第三人范围过大、一般过失时董事责任不明确以及与法定代表人条款存在体系冲突的问题,建议严格限制第三人范围、豁免“一般过失”时的董事责任,同时协调修订草案第十一条第三款与第一百九十条之规定。

公司内部公示性信息记载文件的功能区隔与规则废改——兼评《公司法(修订草案)》相关规则

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是公司内部最核心的信息记载文件,然而长期以来股东名册未能受到法律和实践的足够重视,导致实践中股东名册的价值逐渐被公司章程所吸收。公司章程作为自治规范,其所记载的应当是公司的身份信息和组织运营规则这一类相对静态的信息,而股东名册作为法定股东资格认定依据,应当专门记载股东及其出资这一类相对动态的信息,由此二者功能得以区隔。《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一定程度上对此作出回应,但仍未能凸显股东名册在股东资格认定方面的唯一性和权威性。公司章程与股东名册功能区隔的实现,一方面需要系统性提升股东名册的法律地位并规范其置备与管理程序,另一方面需要培育商事主体的契约精神、诚信意识以及股东身份意识等成熟的商事观念。

公司章程与公司法的冲突问题研究

当下随着公司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公司制度就会朝着国家干预的强度弱化、股东自治强化的方向发展。不论公司如何发展,也无法避开国家的干预,所以章程自治与公司法强制性规范之间也永远会有一根无法触碰的红线。对具体案例中所体现的公司章程与公司法强制性规范的冲突问题产生的法律风险和法律设计进行研究时,只有立足于具体案例和法律条文,做到“理论+实践”双向联动,才能把握公司章程与法律的界线。

政治关联、股权融资与变更募集资金投向——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相比非政治关联企业,政治关联企业能够获得较多的募集资金额度,并且较少出现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这说明,政治关联可以起到抑制募集资金变更的作用。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政治关联企业中,发生募集资金投向变更后的企业绩效更好。

论公司对外担保的法律效力

《公司法》第16条规定由公司章程确定对外担保的决议机关。当实际决议的机关与章程不一致时,担保合同的法律效力如何?应当认为随着对"推定通知理论"和"越权理论"的抛弃,公司章程的公开行为本身不构成第三人知道的证据,第三人对公司章程不负有审查义务。进而需要区分公司内部行为和外部行为的法律效力,不能以担保决议违反章程为由主张对外签订的担保合同无效,两者之间无效力牵连。当章程对担保"沉默"时,我国采行"股东会中心主义",应当运用"营利性"原则将董事会的决议权限定在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范围之内。董事、经理擅自对外担保构成无权代理,未经公司追认对公司不生效力,应当自行承担对第三人造成的损失。

IPO募集资金投向变更、股权性质与公司绩效

以2000~2014年中国A股市场IPO的612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我国不同股权性质上市公司IPO募集资金投向变更对公司长短期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IPO募集资金投向变更对公司绩效有抑制影响,对短期绩效的抑制大于对中长期绩效的抑制;非国有上市公司的抑制大于国有上市公司的抑制。研究结论为上市公司合规使用IPO募集的资金和相关部门严格监管上市公司IPO募集资金投向提供了一种参考依据。

论公司自治的法律边界

公司自治的法律边界是规范公司治理行为的重要内容。公司自治的法律边界可以从其实体法、公司章程和法律救济等三个方面进行划定。实体法介入的主要改革思路是减少实体性规定,增加程序性强制规范的适用范围。公司章程约束的主要完善对策除了要增加章程的类型,提高章程的灵活性外,更重要的是要合理分配股东会与董事会的职权范围,固化股东权利。法律救济的完善则应着眼于商事审判理念的确立、经营判断规则的引入和专任商事陪审员制度的建立等几个方面。

《公司法》第16条的规范目的:如何解读、如何适用?

对《公司法》第16条的理解和适用历来纷争不止,根源在于将其视为“公司担保”的规定,并以之作为公司担保合同效力的评判依据。为正本清源,本文回归《公司法》自身的性质与功能,追朔公司法本来的立法目的,认为公司法主要体现为管理法性质,是关于公司治理中内部权力安排与分配的规范;《公司法》第16条是关于“公司担保决议机制”的规定,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权力归属与行使的正当性与程序性要求。有鉴于此,在处理违反《公司法》第16条的法律后果时,应遵循“两步走规则”:第一步自然应依据《公司法》的治理规则和救济措施判定担保决议自身的效力和责任,包括因公司担保决议实质和程序违法、违规和违章而导入《公司法》第22条的适用。在对公司决议形成了确定性司法裁决后再启动第二步,考察其对公司担保合同的效力影响。当公司担保决议经司法裁判为无效或被撤销后,由此牵连出《合同法》《担保法》的介入和适用,担保合同可能发生无效的后果。本文坚持的原则是,公司有权机构做出的担保决议非经司法裁判为无效或被撤销,不能以违反《公司法》第16条作为判定担保合同效力的直接依据,《合同法》《担保法》不能“穿透”《公司法》第16条径行决定担保合同的效力。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的限制

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是否可以对股权转让作出限制,表面上看是一个是否尊重公司自治的问题,实际上引出的是对现行公司法立法理念的解读。在没有充分理由证明现行法存在错误的情况下,对股份公司限制股权转让的章程记载事项,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不应承认其作为章程的效力。但在同意该限制的内部股东之间可以基于契约关系处理相关纠纷。

股东优先购买权章程自治适用问题探析

我国《公司法》虽规定公司章程可以对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具体适用作出变通,但在公司章程自治与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关系上仍然存在空白。通过对股东优先购买权章程自治中常见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在公司章程中对股东优先购买权作出变通规定时所应遵循的股东知悉原则与目的性检验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应当从公司章程修改时间、股权转让双方的协商情况、股权转让价格三个方面入手,判断公司章程的修改是否侵犯了公司小股东的股东优先购买权。

论公司章程修改的限制

为了保持公司组织及行动的相对稳定并防止多额股东滥用表决权 ,本文就公司章程修改的限制作了探讨。公司章程修改的限制包括修改程序限制和修改内容限制。修改程序限制有修章提案权的机构与人员限制 ;修章的组织机构、议事方式、表决程序限制 ;新章程的核准生效限制。修改内容限制有不得删除“绝对应载事项” ;非经股东同意 ,不得变更该股东的既得权 ;非经股东同意 ,不得给该股东设定新义务 ;非经股东一致同意 ,不得给部分股东设定新权利 ;不得侵害少额股东权利 ;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不得违反人民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之规定 ;

《公司法》第151条的漏洞及其填补

现行《公司法》规定股东代表诉讼的第151条是2005年《公司法》修正时引入的。由于第151条并非我国司法的本土经验,如何正确实施,才能符合我国股东代表诉讼的基本法理和立法目的,便成为了讨论的问题。第151条存在两个法律漏洞,第2款对公司在诉讼中的地位应规定而未规定,第3款规定的"他人"未作限制性规定。采用比较法方法和类推适用方法,利用既有法律体系内的制度和规则,认可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仍为原告,而股东则取代法定代表人的地位,确立为诉讼上法定的代表人,以填补第151条第2款之漏洞。对于第151条第3款中的"他人",应探求股东代表诉讼规范的立法目的,采取目的性限缩的方法,将与公司无控制关系的"他人"排除在外,以贯彻第151条的立法目的。

股东滥用权利的司法规制——法院适用《公司法》第20条的实证分析

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保障多数股东获得控制利益的同时遏制其侵害少数股东利益的可能性,如何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给中国司法实践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对近年来法院适用《公司法》第20条之案件的实证分析显示,股东滥用权利集中表现在股东利益冲突交易、不当管理、盈余分配和排挤管理等几方面。研究表明,虽然《公司法》第20条在司法实践中对保护有限责任公司中受损股东利益已经产生了有利的影响,但是不同法院适用的标准尺度并不相同。司法实践中应当坚持多元化的审查标准,强化审查公司决策的合理性,对公司中的少数股东提供适当的救济。

公司法关联交易强制性规范解析——以《公司法》第21条为中心

关联交易中滥用控制权本质上是一种私人强制,其破坏了正义。国家必须施加强制。但我国公司法第21条这一具体强制规范要件不齐备,"利用关联关系"既不能成为"损害"的原因,也不能体现过错。因此,必须对以公司法第21条为中心的公司法强制规范进行重构,确立公平交易标准,并将程序规范与之连接以降低适用这个标准的成本。

构建公司章程与公司法关系的合理框架

公司章程是公司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法是市场经济社会重要的民商法之一。公司章程与公司法关系的合理框架应是"融合互动性和矛盾冲突性"。通过什么途径和措施构建公司章程和公司法关系的合理框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

上市公司CEO变更机制有效性的实证研究

我们选择相对操控前业绩(ABROA)刻画公司的真实业绩,通过对CEO变更期间ABROA变化的分析,检验了CEO变更机制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相对操控前业绩变化与CEO非常规变更显著正相关,但与常规变更的正相关关系不显著,这至少说明CEO非常规变更机制是有效的。常规变更与非常规变更的比较表明,竞争是CEO变更机制有效性得以发挥的关键。

探析《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5条——兼论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标的保护

2016年2月公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5条对现法做出了比较大的修改。要准确理解该规定,发现其积极价值和不足之处,需要对反不正当竞争法该如何保护商标这个基本问题进行梳理。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商业标识,只有一个基本宗旨:防止公众误认,或者说反仿冒,也可称之为反假冒。并以此区别于授予注册商标专有权的商标法。

法定公证制度与公司登记改革

我国《公司法》的修改废除了最低注册资本限额,对于如何保障发起人以及股东出资真实性的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在登记机关退出公司注册资本的实质审查后,公司资本的真实性保障和信用基础需要其他替代机制进行架构。从我国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的方向上分析,未来我国公司信用体系的构成应当包括民商事实体法(主要是公司法)、公证程序法律制度、法定公证制度、公司登记制度,这是符合当代市场经济信用需求的公司信用制度结构。如今公司登记制度的改革应当将其中欠缺的法定公证制度予以补正,公司章程应当成为法定公证事项,以此防范公司信用风险,进而为我国公司信用机制和公司登记制度的完善提供制度基础和实践经验。

有限责任公司治理研究——基于对泉州有限责任公司治理实践之实证分析

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人合性、封闭性及主要适用于中小企业的性质。与股份有限公司治理相比,有限责任公司治理具有所有与经营分离不明显及管理合伙化特征。虽然,我国新公司法就有限责任公司治理有所改进,但因为忽视了有限责任公司的前述性质与特征,导致与实践中的有限责任公司治理相去甚远。因此,有必要从公司章程自治、权力机制、执行机制以及监督机制等方面予以完善。

上市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市场原因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上市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现象日渐突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本文从市场的角度分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以深沪股市上市公司所在的行业市场指标为依据,引入供给曲线规律,利用行业平均价格的分析方法计算出54类行业的平均市场价格,得出的结论是:虽然上市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向存在诸多负面影响,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市场机制运作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