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武举研究百年学术史梳理与展望

武举发源于中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华文明产物。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对中国武举研究百年学术史进行梳理和分析。结果认为,百年中国武举研究经历了再启重构、迟滞迁转、承起跚行、兴盛合回四个时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研究力量群体薄弱,后继支持不力;研究方法简单移植,史料考证不实;研究视域聚焦国内,国际眼光不足;研究成果脱离时代,应用价值不大等问题。今后的研究在群体上需涵养队伍,潜心治学;在方法上需考辨史料,学科融合;在视域上需立足国内,放眼世界;在成果上,需经世致用,服务时代。

我国古代军队武术传播的特点与价值

采用文献资料法 ,分析了我国古代军队武术传播的现象、特点 ;军队武术传播与民间武术传播的关系 ;军队武术传播对武术传播的理论和技术贡献以及武举制的传播价值 :开创以武入仕之先河 ,提高武术与习武人士的地位 ,使武术内容精练化、规范化。

科举学与科举文学的关联互动

从考试内容和文体来看,科举兼具经学考试与文学考试的性质。科举对中国古代文学影响的主要方面是积极的。科举时代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读书至上的诗书社会,是一个朝野尚文、大多数读书人皆能吟诗作文的文学社会。科举与中国古代文学息息相关,当今科举研究也与古代文学研究密切相关,两者关联互动。从科举学进入文学,主要是为科举制平反的大环境,为重新认识科举文学的价值提供了舆论与理论支撑。由文学进入科举学,则是从文学领域为科举学开拓一个广阔的学术空间,使科举学更为繁荣。

唐代落第诗折射的士文化心态

唐代落第诗在展示唐代士人的文化品格、自我价值观念、情感世界等方面,有着独特的文化价值。在此 着重阐述其所折射的士人文化心态:文场蹉跎、失意怀羞的心理;羁旅行役之感与怀乡念国之思;怀才不遇、感伤意 绪的流露;进取归隐、儒道意识的转换等。并进一步审视唐代科举之下文人特定的文化心理。

唐五代科举制度对童蒙教育的影响

唐代的官学教育体系主要是为科举考试培养和输送生员,童蒙教育则处于缺失状态,为私学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唐代私学补充了儿童教育的不足。童子科的设置为童子入仕开辟了捷径,助涨了士大夫对童蒙教育的重视,促进了唐代童蒙教育的发展,但同时也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唐前期,在官学教育的考核标准基本上跟科举考试相一致的情况下,童蒙教育势必要顺应科举考试的要求,为科举服务;随着中晚唐五代科举考试标准的不断调整,童蒙教育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唐代科举制度的发展,极大地刺激了童蒙教育的发展,蒙书的编纂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态势,体现了新的特点。

书院人文教育及其实施探析

人文教育渗透到书院活动的每一个环节之中,既体现在学规之类的制度化文件中,亦在书院内部环境的创设、祭祀等方面鲜明地体现出来。为使人文教育得到落实,大多数书院都重视解决人文教育与科举应试之间的矛盾,使二者统一在书院的教学之中。

从科举考试的兴废论中国高考改革

科举制在中国封建社会推行了近1300年,它所形成的一些传统至今仍以潜在的形式存留于现实之中。当今高考出现了诸多与科举考试相类似的弊端,要克服这些弊端,应变革高考的功能,改革高考的内容与形式。

日课一文:中国传统教育中的日程写作

“日课一文”是让学生根据日程每天写一篇文章以锤炼写作能力。这种理念既传承自唐宋“日课一诗”的传统,也直接脱胎于科举时代每日练习经义、策论、八股文的备考传统,最终在一个文化共同体中成为具有共通体验的写作习惯,并且内化为一种精神寄托和生活方式。“日课一文”具有多重教育效能,可以把读与写有机结合,以达成体用合一,也能增强写作者驾驭文字的能力,以实现由熟练到畅达、隽永的进阶。按照日课逐步推进的写作流程,可以看作是个人修养的外在显现,也是一位士人能否在长时段里保持自律的衡量标准;在学人那里,以日草为日课,每天记录札记,实际是大部头著作的前提和基石。到民国时期,“日课一文”在教学领域转变为逐日札记,继续在写作基本功层面发挥作用。

新出土唐代文学家李当墓志考索

河南省偃师市新出了唐代文学家李当墓志。这方墓志提供了李当籍贯家世、生平经历、诗文著述等重要资料,记载了李当的科场经历和仕宦出处,牵连到牛李党争的人事关系,对于唐代科举史和政治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李当是大诗人李益之子,其诗文撰著无疑受到李益的影响。该墓志也就有益于我们了解唐代文学家的家族传承特点,本身也是一篇难得的文学家传记。因此,李当墓志具有重要的文献学和文学价值。

唐代制举的常科化及其政治意涵

制举与常科同为唐代科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有不同的职权归属,其一般规制为:皇帝主制举,政府主常科。考察唐代制举的实际运行情况,作者发现,这个制度呈现了常科化的发展趋向。唐代制举的常科化,说明皇帝通过制举的扩张,来压缩常科的领地;与此同步发生的是,皇帝通过各种途径干涉常科考试,渐渐把常科变成了制科。制举的常科化与常科的制科化,具有同样的政治背景,即皇权对行政权力的侵夺。

科举学文化视角研究

分析中国科举文化概念时,不能单纯以文化论文化,而应更多地分析科举制产生的土壤——科举社会,这个科举社会包含着科举人群、科举制度及科举风俗等。科举文化内容可被粗略划分为物质内容与人文意识内容两个部分。科举文化随着科举制及封建社会环境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点,既表现出明显的时代性特征,又表现出与其他封建社会文化相区别的独特特征,如至公性、竞争性、实用性等。

从“士”到知识分子——略论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成

“一个时代要有一个时代的‘士大夫’”,绵延千年的科举制度的废止和不可避免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促成了传统知识分子“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而这都归根于近现代中国势如危卵的内外形势。为了自强自救,传统知识分子不得不放弃“无用之学”,不得不致力西学。

中国书院消亡原因浅探

本文从书院产生的历史背景入手，对书院演变的基本特征作了揭示，并通过传统中国社会科举制度消亡与书院消亡关系的阐述，揭示了书院消亡的历史文化因素。

诗人士子的理想与县尉职司的错位——对唐代进士诗人一种心理现象考察

在唐代的士人因为要参加科举考试而为官,而作诗又是必考的一项,所以入仕的士子们几乎没有不会写诗的,这就出现了身居官位的无数诗人。这些入仕的诗人绝大多数都是到县一级衙门任县丞、县尉一类的县令属官,在官僚品级中是最低的,官俸也甚少,平日俗务缠身,十分乏味。他们当年意欲辅弼君王、致君尧舜的期许落空;积存于心的治国安邦的宏韬伟略不得用武之地;在低层勤做苦熬,希求得到擢拔又不可期望,因而在宦途上日感失趣。这些人一般都选择了挂冠而去,在诗意中安居的归宿。在唐代无数进士诗人中,从县尉职司上挂冠而去,并留有较多影响的是高适、孟郊和顾非熊三位诗人。

论科举考试对中国古代职业教育发展的束缚

科举考试对中国古代职业教育发展的束缚主要表现在:科举考试目的以选拔政治人才为主,忽视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人才的培养,职业教育始终处于十分不利的社会地位。科举考试导致“官本位”社会价值观的形成,影响了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促使人们纷纷涌向仕途。考试内容的单一化和考试功能的局限排斥了职业技术方面的内容,影响了职业教育的推进与发展。

中国古代成文法规考试制度的形成与文化科技发展的关系

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对成文法规考试制度的形成具有强基与推动作用,奠定了我国古代成文法规考试制度的社会物质基础。与儒学思想、文官政治多维互动,使考试内容因需而变,实现了测试方法的根本性变革。中国古代成文法规考试制度形成过程是一个社会文化选择过程,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使科技发展失去了科学的求知精神,削弱了科技发展的方法论基础,割裂了科学与技术的有机联系,使之徘徊在经验论的层次。

基于考试视角的选士制度演变与科举制度成败机理分析

考试源于我国古代选人用人的需要。无论是周代的乡举里选制,还是汉代的察举制,抑或始于隋代的科举制,考试都是选士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考试在选士中的作用经历了由无到有、由演配角到唱主角的过程。作为封建王朝选才任官的根本制度,科举制度兼具工具性和目的性。本研究在梳理考试的起源与发展脉络中,对科举制度的成功机理以及晚期科举考试丧失效度的深层原因进行分析,从中获得启示。

在历史语境下探讨科举制度的公平性

在历史语境下对科举制度进行分析,发现其具有以下实质:是儒家理想的践行以及统治者以儒学为统治基础的实践方式;是统治者强化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的政治手段;是保障封建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制度基础。在此基础上,对科举制度的公平性进行辨析:科举在九品中正制与察举制的基础上产生表现出了缘起的公平;科举考试资格和过程在历史语境下表现出机会的公平;科举在更深层次考虑了考试公平问题,在实际上也能促进社会阶层的流动,表现出了实质的公平。总之,科举是历史的产物,对科举的态度就是对历史的态度,要对历史进行"移情性理解",不能过分苛责历史。

唐宋以来闽东科第兴衰原由述略

闽东是开闽进士薛令之的故乡,唐宋两代科甲蔚为可观,但到明清时期,科举上几乎湮没无闻,这与元明以来闽东人口经济的破坏,教育文风的衰退及特有的人文特征都有内在的联系。

科举制的廉政效应

中国古代的贪污腐败问题与选官制度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 ,先秦时期的世卿世禄 ,西汉的任子、察举、征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等选官制度 ,是贵族政治时代的产物 ,这些制度的实行有力地维护了贵族的世袭特权 ,使得中国古代贪污腐败现象延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科举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较为彻底地消除了选官任官方面的世袭特权 ,对古代社会的廉政建设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