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仲裁人才培养对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因应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对涉外仲裁人才培养的特殊要求在于,其一,能够在国际商事仲裁中,践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的体现真正多边主义的国际商事规则。通过良法善治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维护我国核心利益。其二,能够总结、提炼我国所提出的“一站式”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模式所体现的中国智慧,在国际商事仲裁的舞台上,充分体现中国关于国际治理的声音。然而,我国目前涉外仲裁人才培养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国际商事仲裁法学被边缘化导致涉外仲裁人才的培养目标难以实现;涉外仲裁人才培养项目缺乏差异化的课程设置;缺乏针对仲裁司法审查人才的培养。需要从提升我国目前仲裁从业人员处理涉外仲裁业务的能力,解决涉外仲裁人才短缺的一时之需;改进涉外仲裁人才培养项目课程设置,提升学生理论水平;进一步优化联合培养机制,培养学生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专业能力,这三个维度,因应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对涉外仲裁人才培养的要求。

论经济制裁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影响

由于单边经济制裁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商业主体开始重新评估彼此之间的业务关系,甚至不得不采取措施终止合同,从而产生大量急需通过仲裁解决的商业纠纷。而单边经济制裁对仲裁机构、仲裁员、仲裁准据法以及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都会带来法律风险,其中,资产冻结制裁限制可能会阻碍仲裁机构收取费用,且在仲裁过程中导致案件无法顺利进行。我国《反外国制裁法》缺乏豁免机制,也容易对仲裁机构和仲裁员造成负面影响。因此,仲裁庭应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不应像法院一样将经济制裁纳入准据法范围。我国法院应坚持支持仲裁原则,审慎采用公共政策保留,拒绝承认与执行涉及经济制裁的外国裁决。

论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审查与立法完善

作为司法外解决争议手段的国际商事仲裁兼具契约性和司法性的混合特质,从而使得法院对于这一制度进行审查成为必要与必然。仲裁的司法审查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仲裁开庭前的司法审查,仲裁程序进行中的司法审查,仲裁裁决作出后的司法审查。仲裁作出后对裁决的司法审查尤为重要;但这种审查必须是适度的,应当承认仲裁裁决的终局性,简化和明确司法审查的范围和标准,审查应以支持和协助为主,控制和干预为辅。支持和促进仲裁发展是法院行使这一权力的立足点。我国应当借鉴国际上的先进做法,通过对《仲裁法》的修改,建立适度的司法审查制度。

已撤销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执行的美国实践及借鉴

传统国际商事仲裁理论认为,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一旦被仲裁地国法院撤销便丧失效力,无法获得相关执行国的承认与执行。然而,晚近以来,美国在已撤销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上的做法发生了变化,开始根据个案灵活决定是否予以承认与执行,在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协议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保护本国当事人的利益。我国相关法律关于已撤销国际商事仲裁裁决问题的规定过于僵硬,不利于法院灵活作出符合我国当事人利益和尊重当事人仲裁协议的决定,因此,应在结合国情的基础上,合理借鉴美国的做法,完善相关立法和实践。

国际商事仲裁一裁终局的相对性

鉴于国内学术界普遍视一裁终局为国际商事仲裁的主要优点并将其绝对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9条规定仲裁实行绝对的一裁终局制度,运用比较分析法考察世界上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商事仲裁立法及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分析认为,当争议标的额较大而裁决又有错误时,以效率为价值取向的一裁终局制度会给当事人带来难以承受的损失;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仲裁立法以及一些国际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都在规定仲裁裁决终局性的同时,允许当事人作出相反的约定和安排。分析结果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应当在涉外商事仲裁中摈弃绝对的一裁终局制度。

新加坡国际国内商事仲裁制度比较研究

新加坡是亚洲乃至世界上重要的新兴国际商事仲裁中心。为减少法院干预以支持国际商事仲裁发展,新加坡采取了国际国内仲裁分别立法的模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国际国内仲裁法律制度体系。文章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考察分析新加坡国际国内商事仲裁法律制度中的仲裁协议制度和仲裁裁决追诉制度等。

论国际商事仲裁中仲裁地点的作用

仲裁地点在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其中对于仲裁裁决效力的影响就是比较突出的一方面,因为在目前的国际商事仲裁立法和实践中,仲裁地点在确认仲裁裁决的国籍这一问题上起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即使在国内方面也涉及到仲裁裁决属于何地的裁决,从而进一步影响到对外国仲裁裁决和本国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即对仲裁裁决的效力的判定。

论我国国际商事在线仲裁制度的完善

在新冠疫情持续流行的背景下,国际商事在线仲裁再次受到关注与重视。国际商事在线仲裁是借助互联网进行仲裁的一种特殊仲裁形式,具有降低国际商事仲裁成本、拓宽国际商事仲裁的适用范围、协调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争议等优势。在我国《仲裁法》修改之际,立法者可考虑取消仲裁文书书面形式要求、增加电子送达条款、完善仲裁裁决国籍认定标准,为我国国际商事在线仲裁的进一步推广消除法律障碍。

论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既判力

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既判力问题已日益引起国际仲裁界关注。理论上,对仲裁性质的不同理解会导致对仲裁裁决既判力的法理基础的理解差异。在效力内涵上,既判力包括终局效力和排斥效力两个方面;在效力范围上,既判力包括主观范围、客观范围两大维度。从比较法的角度观之,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对既判力的理解存在不少差异,由此构建了颇具不同特色的既判力制度。实践中,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既判力问题通常出现在同一仲裁庭的部分裁决与最终裁决之间、不同仲裁庭所作的仲裁裁决之间,以及法院判决与仲裁裁决之间。

对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司法监督的论争及评析

关于对国际商事仲裁裁决进行司法监督的范围 ,在我国有程序监督论、双重监督论和折衷论三种观点。本文对国际上有关仲裁的立法和实践的趋势、我国仲裁立法和实践的具体情况 ,以及和仲裁制度本身的价值取向进行考察和论证 ,提出了相关立法建议。

公共政策与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公共政策是各国普遍采纳的一项法律制度。在对要求承认和执行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进行司法审查时,公共政策成为法院拒绝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传统理由,鉴于公共政策内涵不确定性的特征,使得各国在适用公共政策时享有较大的自主权,客观上为各国滥用公共政策提供了一定的便利。

超越属地主义:已撤销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已撤销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是1958年《纽约公约》在适用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争议事项,缔约国在此问题上形成了纷繁多样的做法,对多边条约体系所要求的一致性、确定性、可预见性构成严重减损。事实上,已撤销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的产生主要有两大原因:直接原因是《纽约公约》仅调整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事项,而仲裁裁决的撤销事项则留由缔约国根据其国内法进行裁断;根本原因是各缔约国的国际商事仲裁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通过分析《纽约公约》的制定背景和内在目标,解决现有问题的根本立场是采纳相对属地主义理论,即在认可执行地对是否承认与执行已撤销仲裁裁决具有裁量权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执行地的裁量权并设定相应的例外规定。

论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撤销的若干程序问题

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撤销的程序、效力与救济问题是撤销裁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撤销作为一项司法行为,它必须严格遵循法定的司法程序。撤销裁决,一方面对仲裁裁决本身产生法律效力,另一方面对仲裁协议也产生法律效力。一般来说,撤销裁决前法院应该考虑能否重新仲裁,撤销裁决后应该允许当事人对撤销裁决的裁定提起上诉,但也要作必要的限制。这也是我国修改《仲裁法》时应注意的问题。

已撤销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问题探讨

随着跨国交易的不断发展，必然会出现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仲裁作为一种效率高、保密性强的争议解决方式已经得到越来越多当事方的认可。由于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增多，我们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即已被撤销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是否还能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与执行。比较德国、法国与美国对该问题的不同态度，笔者认为美国的做法有一定的灵活性。我国对已被撤销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规定过于僵硬，没有给法官一点自由裁量的空间，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有一定的弊端。笔者认为对于已被撤销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在满足一定条件的前提下，我国可以有条件地承认与执行。

已撤销仲裁裁决在美国的承认与执行

《纽约公约》第5条存在授权性条款和强制性条款的争论,通过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及宗旨解释等方法,其应被理解为授权性条款,执行地法院享有对已撤销仲裁裁决承认和执行的自由裁量权。从美国法院的实践来看,美国在肯定自由裁量权的基础上秉持审慎态度,原则上拒绝承认和执行已撤销裁决。但在自由裁量权的具体行使时又有一定灵活性,根据个案谨慎把握例外情形,将例外标准定为原判决明显违反公平正义。建议我国结合国情和有关立法及司法实践,合理借鉴美国法院的做法,转变绝对不予承认和执行被撤销仲裁裁决的态度,赋予法院自由裁量权。

撤销涉外仲裁裁决的实证研究——以2014年人民法院33份裁决为对象

通过对2014年我国撤销涉外仲裁裁决案件的研究可以发现，我国撤销涉外仲裁裁决制度中，存在着双轨制并存、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认定等一系列问题。原因有很多种，既有法律本身的缺位，也有司法实践中的错误适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立法层面上，国家应当解决双轨制问题和涉外仲裁裁决、社会公共利益的定义问题。在司法层面上，司法从业人员应当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司法审查之仲裁裁决的撤销与执行刍议——以国籍为视角

国际商事仲裁作为一种有效处理国际商事争议的非司法解决方法,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越来越频繁与成熟。仲裁以其自身民间性与自主性的特色在争议解决领域发挥着独特魅力,同时也催生来自各方的监督,尤以法院的司法监督发挥着重要作用。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撤销与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申请,审查范围如何、监督力度的大小,都将影响着仲裁结果的实现与当事人的切身利益。通过域内外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撤销与执行法律制度及实践的研究,力求对我国司法审查现状有更清楚的了解,从而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为我国仲裁法及配套规则的完善提出具体参考。

浅议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惩罚性赔偿

惩罚性赔偿可否在国际商事仲裁中适用,我国尚无明确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国际社会对此也持谨慎态度。美国相关案例对此做出了肯定性判决,这对国际商事仲裁将会产生重大影响。从仲裁协议的效力、仲裁的法律适用以及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等方面,深入分析惩罚性赔偿在国际商事仲裁中使用所遭遇的障碍及其可能的解决途径,对于完善在不断融入世界经济大格局背景下的我国仲裁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公共政策与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涉外纠纷的当事人通常向国际仲裁机构寻求救济,但这种救济还需依赖一国法院对国际仲裁机构裁决的承认和执行方能得以落实。有必要通过分析在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执行中的公共政策制度,探索问题背后关于商人自治与司法介入的价值层面取舍,进而提出相应建议以促进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完善。

丘吉尔矿业公司与行星矿业公司诉印度尼西亚案之评介

丘吉尔矿业公司与行星矿业公司诉印度尼西亚案涉及的是采矿业的国际投资活动,核心法律争议是投资者是否以伪造许可证文件的方式进行了投资以及该案仲裁裁决是否应被撤销。在伪造许可证文件这一问题上,仲裁庭从法律事实与法律效果两个方面明确指出丘吉尔矿业公司与行星矿业公司的投资行为不具有合法性,因而不应受国际投资条约保护。在该案仲裁裁决生效后,丘吉尔矿业公司与行星矿业公司申请撤销裁决。该案撤销委员会详细讨论了国际投资仲裁中撤销裁决的主要情形并逐一反驳了丘吉尔矿业公司与行星矿业公司的不当主张。本案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国际投资仲裁的关键程序,撤销委员会的论证说理充分,能够为后续相关案件的当事人以及仲裁庭提供较为全面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