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CENT TECTONIC DEFORMATION ANOMALY AND EARTHQUAKES IN GANSU-NINGXIA-QINGHAI AREA

By processing and analyzing geodetic data of vertical deformation, fault deformation and horizontal deformation by GPS in Gansu Ningxia Qinghai area and by comparing them with geological structures and many medium to strong earthquake activities in this area, some features of recent tectonic deformation anomal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edium to strong earthquakes a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①Near the main faults tectonic deformations are relatively large. The amount of vertical movement and the deformation status evolve with time. The horizontal movement and deformation show obvious compressional strike slip character. ②The dominant stress of tectonic deformation and seismic development in this area comes from the persistent northeastward compression of Qinghai Tibet block;The time spatial distribution evolution of tectonic deformation and seismic activiti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dynamic evolution of block motion and regional tectonic stress field. ③The abnormal uplift and high gradient deformation belts and remarkable fault deformation anormaly on the borders of regional tectonic blocks are indicators of developing moderate to strong earthquakes but earthquakes may not necessarily take place in the position of maxium deformation, it usually occurred in the region where fault deformation anormaly shows “trend accumulation acceleration turn ” variation character or nearby. On the basis of above study, a preliminary prediction for strong earthquake risk in this area is given.

西夏·青史淡淡千百年——漫步地震五千年(10)

西夏是一个生机蓬勃而神秘的王朝,它的兴亡都伴有地震的发生,而甘肃—宁夏地区恰是地震高发区,值得关注这里的地震活动。对于存疑的996年地震事件,从小震密集、史料记载、地质探槽、地震强度上做了初步探讨,推测了这次地震位置和大小。介绍了1739年平罗地震的水患教训。注意到1920年海原8.5级地震的新研究中,发现了许多有价值的新信息,揭示了全球地震活动的大背景。甘肃—宁夏三角区的力学关系是三体问题,不可忽视旋转运动;对于发震条件,除断层带外,还要重视深部物性的结构差异。

百年中国法治历史中的陕西党史元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模式,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的探索成果,是从革命时期局部执政到当代中国治国理政法治经验的总结。党领导法治的历史,特别是中共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蕴含着丰富的陕西党史元素,不仅体现在局部执政的法治建设、依规治党的经验,还体现为陕西党史中的红色法制历程。总结和凝练党领导法治历史中的陕西元素,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的法治,拓展陕西党史的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党员教育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持续开展党员教育,以提高农民党员的思想认识与政治水平,引导广大乡村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和政治方向,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和中心工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在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党委、边区中央局)领导下,边区乡村党员教育以西北局高干会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乡村党员教育中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比较严重,教学方式以照本宣科为主,教育形式主要是流动训练班,教材内容艰深、枯燥无味。后一阶段,结合全党整风,较好地纠正了党员教育中存在的偏差,面向乡村党员干部的扫盲教育与政治教育取得显著效果,基本实现了巩固和发展党员的目标。

黄河流域自然保护地空间格局演变与影响因素研究——以青甘宁片区为例

自然保护地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对于构建黄河流域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具有现实意义。以黄河流域青甘宁片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地为案例地,基于2003-2021年306个自然保护地点数据,借助ArcGIS 10.8空间分析工具,运用核密度分析、标准差椭圆等方法,从类型、密度等方面,对研究区域内自然保护地空间分布的时空格局进行研究;运用空间分析、相关性分析和地理探测器对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1)青甘宁黄河流域自然保护地空间结构类型为凝聚型和随机型;2)从分布密度上看,呈现出以省会及重点城市为核心,以黄河为轴的点状集聚与线状扩张并存的演变态势;3)自然保护地空间格局方向分布变化不显著,方向与黄河在该区域的流向一致;4)影响流域自然保护地空间分布的因素依次为社会因素(0.6260)>自然因素(0.5797)>经济因素(0.5413),影响因素存在双因子增强和非线性增强。社会因素成为首要因素与青甘宁地区的自然人文环境密切相关,影响因素在共同作用下最终形成了自然保护地空间格局。

基于甘青宁多家医疗机构PIVAS运行现状分析与研究

通过发放电子调查问卷的形式,向甘肃省、青海省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多家医疗机构静脉用药调配中心(PIVAS)负责人进行咨询,对其运行、成本和收费情况进行横断面研究,结果显示甘青宁地区PIVAS运行情况较为一般,这与PIVAS缺乏收费标准及PIVAS的建设因医院而异有关,因此,需要制定PIVAS建设和收费标准,为甘青宁PIVAS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参考。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对“二流子”的改造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存在为数颇多的“二流子”群体,他们败坏社会风气、影响经济建设,不利于边区的政权稳定与发展。边区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对“二流子”展开全面改造,使其从游离于社会主流的“旧人”转变为参与边区建设的革命性力量。深入研究边区政府改造“二流子”的成功举措及经验,对于当今推动乡村建设和加强乡村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陕甘宁边区妇女解放运动及革命新女性形象建构

没有妇女的解放和进步,就没有人类社会的解放和进步。延安时期,面对陕甘宁边区妇女艰辛苦难的生存现状,党领导边区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婚姻制度等方面进行的妇女解放实践,促进了边区妇女从单纯的贤妻良母到革命新女性的形象建构,取得了显著成效且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即坚持党对妇女工作的全面领导,关注妇女现实需要和切身利益,保障妇女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平等权利,健全和完善促进妇女解放的法律法规等。陕甘宁边区妇女解放实践及其所积累的历史经验,对于新时代保障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的历史实践与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改善生态环境、解决生存问题、赢得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通过制定植树造林计划、开展植树造林活动、探索科学护林办法、颁发植树造林政策法规、宣传树木保护方法等方式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在思想教育、发展理念、人才培养、法治思维、资源开发方面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现实借鉴。

陕甘宁边区模范治理实践路径探究--以黄克功案、肖玉璧案为例

陕甘宁边区被誉为“模范区”,全面体现在边区政治、经济、文化、廉政等方面。今以模范治理为路径,以轰动全国的黄克功和肖玉璧两案为例,从其蕴含的价值映照边区治理理念和主张,为中国式现代化治理提供一些启示。

包车旅游游客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以青海和甘肃地区为例

包车旅游游客满意度的研究体现了旅游交通研究方向由跟团游、自驾游向新方式转变的趋势。以青海和甘肃为研究区域,包车旅游游客为研究主体,飞猪旅行网的游客评论为数据来源,基于扎根理论,经过三重编码,建立了包车旅游游客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结果表明:影响包车旅游游客满意度的主要因素有42项并可概括为5个核心范畴,以此构建出“出游准备—旅行社服务体验—司导服务体验—目的地吸引物体验—游后积极评价”5个维度组成的包车旅游游客满意度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其中,出游准备是理论模型的前提条件,旅行社服务体验、司导服务体验和目的地吸引物体验是核心影响因素,游后积极评价是满意的表现,其中重游意愿、重选意愿、推荐意愿、经验分享等会产生新的出游准备。

民众参与:陕甘宁边区烟毒治理的历史考察(1937-1948)

烟毒治理是陕甘宁边区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边区烟毒治理的政策法规规定着烟毒治理的制度执行和目标任务。边区政府在唤醒民众治理烟毒动机的同时,动员民众参与社会组织、通过群众大会“痛诉”烟毒,形成了民众参与烟毒治理的运行机制,勾勒出民众参与边区烟毒治理的历史脉络,展现出边区积极向上的正向社会力量。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法治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启示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深度提炼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红色法治基因并加以传承弘扬,是构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延安时期,党的领导人、边区老一辈法学家探索建立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的法治文明,在批判地继承工农民主政权时期法治经验的基础上,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将巩固革命政权与根据地治理统一纳入法治的轨道,构建了以宪法性法律文件为核心的法律法令制度体系,从理论和实践中探索建立一个人民满意的民主法治政府,创新实践非诉纠纷解决方式,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高效便捷的司法资源,由此开创了陕甘宁边区安定团结、和谐有序的社会局面。系统总结梳理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法治建设的经验,对于当下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参考和镜鉴。

从甘青宁地区多民族共有文化符号看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花儿”民歌为个案

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汇聚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构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培育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花儿”是甘青宁地区多民族共创共有共享的民歌符号,充分体现了甘青宁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对于“花儿”这一西北多民族共有文化符号的解读,既是从文化本位的角度对于西北花儿的本质属性进行正本清源,更能从经验案例中提供一个各民族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交往交流交融的地方知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必要的学理依据。

情理断案、调解与简约治理--以陕甘宁边区的婚姻司法为中心

陕甘宁边区的法制在中国近代法制史中占据重要地位。与南京国民政府模仿西方法治的“据法审判”不同,边区有意识地探索与中国国情更为吻合的司法之路。以边区的婚姻司法为例,由于法律规定的婚姻自由原则相对于边区社会来说过于超前,在实践中引发了不少始料未及的问题,边区在改进立法的同时,也积极寻求司法中的变通方式。在判决中运用情理做出判决的“情理断案”,以及推广相对灵活、不拘法律条文的调解模式,即是边区在司法中进行变通的产物。“简约治理”模式符合当时精兵简政的潮流,以有限的司法资源维持了边区社会秩序的稳定。它既体现了边区对中国古代司法传统的继承和超越,也体现了对南京国民政府司法模式的反思与改进,是中国共产党探索新型法制道路的可贵尝试。

融媒体视域下甘宁青地区红色文化传播路径研究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凝聚而成的重要精神内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武器,是新时代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灵魂,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资源。甘宁青地区是红色文化富集地,但在红色文化传播中面临大众了解不够、传播技术运用不成熟、红色产业发展滞后等问题。在融媒体视域下,甘宁青地区红色文化应拓展传播媒介塑造地区文化名片,与旅游资源结合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利用区域资源发展特色红色文化教育。

陕甘宁革命老区乡村教师融入乡村振兴的困境与行动路径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乡村教师具有天然优势,是乡村教育振兴的内生动力。当前,陕甘宁革命老区乡村教师在融入乡村振兴过程中正在面临着乡村教师心向城市、内生动力不足、融入通道不畅等多重困境。为了满足乡村振兴对于乡村教师的需求以及乡村教师自身的发展,需要从重建乡村教育自信、引领乡村文化振兴和健全制度保障等路径实现乡村教师融入乡村振兴。

扫盲与革命:陕甘宁边区的新文字运动

抗战时期,为了扫盲,中共在陕甘宁边区推行了新文字运动,而这个运动大部分是在农村地区。然而,新文字运动在陕甘宁边区遭遇了响应与抵制的双重境遇。一方面,新文字易学易用的特征契合了部分农村群众希冀快速实现“文化翻身”的夙愿,受到响应与支持;另一方面,在战时环境下,物质需求远比文化供给更能吸引边区群众,加之字母式的新文字完全迥异于作为民族文化载体的方块汉字,部分边区群众出现排斥学习的心理。对此,中共通过新文字与汉字并举、干部示范、多样化教育引导等方式进行了调适,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政党与群众的冲突。中共推行新文字的过程,彰显了自上而下动员群众与自下而上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动员逻辑,实现了政党与农村社会的良性互动。

20世纪30年代张其昀西北考察的著述及作用探析

1934—1935年,时局动荡,民族危机严重,国人开发西北的呼声愈来愈高。张其昀受南京国民政府委派到西北考察,主要考察甘青宁陕四省人文地理风貌。1934年张其昀到西北考察,奔走于甘青宁陕四省,历时近一年,将其见闻编撰成《甘肃人文地理志》《青海人文地理志》《宁夏人文地理志》《陕西人文地理志》4部著作。该文以历史学作为研究本位,借鉴地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方法综合运用。运用归纳法总结出其相关著述是以西北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为主要内容。相关著述在成文后,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促进了西北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加深了国人对西北的了解。

县域农业农村数字化下陕甘宁革命老区城镇化与电商物流耦合协调研究

以陕甘宁革命老区规划范围内的陕西、宁夏、甘肃65个县(市、区)为样本对象,从城镇化、物流经济与农村电商系统三个方面选择指标,分析比较陕甘宁革命老区各县(市、区)之间、组团间、按分属不同省区之间、按分属不同地市之间、不同行政级别下行政区市(市辖区、县级市)与行政县之间以及三省区交界毗邻与非毗邻县(市、区)域间的整体差距。并以耦合发展理论、协调(协同)论为理论支撑,利用耦合发展模型,探究以陕甘宁革命老区62个县(市、区)为样本的城镇化、物流经济与农村电商的耦合关系,分析研究三者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最后结合研究结果提出了推动陕甘宁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