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的性说

北宋王安石承继唐代韩愈彰显孟子、肯定孟子的性善说,与程颢、程颐开创的道学派学者具有共同的性论基础。与王安石、程颢强调伦理意义上的善恶只是已发阶段的概念不同,南宋朱熹依据张载的心统性情与程颐的性即理,建立性情二层构架。同时,《大学》“身有所忿懥”的身、心理解反映了道学家不同的思想特色。有关性本善与无善无恶、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争论,反映了理学家不同的思想重点。尤其是尊德性与道问学对立的思想史叙事不断地再生产,直至今天仍保持着生命力。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可为代表,这样的叙事非常稳妥,但也因此需要保持警惕。一方面这样的叙事容易忽略不同学者思想的丰富性,另一方面即使强调“朱陆和会”的学者也不可避免地局限在朱陆对立的理论前提。

百年来吴澄及草庐学派研究述评

元代由吴澄创立的草庐学派,向来被认为是在接武朱子学的同时,对陆九渊心学也有所吸收。百年来关于吴澄及草庐学派的研究,多立足于此重点分析学派思想中的朱陆关系。按时段与进度,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民国时期,多以哲学史书写的视角,简要辨析吴澄思想中的朱陆成分;第二阶段为1949年至1980年,主要以我国台湾地区及海外讨论吴澄在元代的身份问题为主;第三阶段为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在研究深度、广度方面,均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成绩;第四阶段为21世纪以来,突出了去“朱陆”化、重群体的新变。百年来吴澄及草庐学派的研究呈现出从无到有、从个人到学派、从思想单一到多元面向的发展趋势。

嘉靖《宁波府志》理学人物传的编纂理念

嘉靖《宁波府志》成书于明代中后期,其时王阳明心学在浙东地区大兴,是志辟设“理学”一门,实属旧志篇目设置的创新之举,也为后代志书所效法。该志人物传理学卷在立传标准和内容裁选上主要遵循三点:一是扬“陆王”抑“程朱”;二是详“学行”略“仕宦”;三是显“师承”隐“自得”。以此也可以看出理学思潮对地方志书编纂的渗透和影响。

论阳明后学对陆象山哲学思想的述评

王阳明从三个方面评价象山,第一,陆氏之学发明本心,先立乎其大,就是孟子之学;第二,陆氏之学简易直截,直承《周易》和孟子,与禅宗的关系不大;第三,在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等问题上与朱熹还有些割舍不开的地方,所以学问还不够纯粹和平,只是粗些,但是在根本问题上与自己是一致的。阳明去世以后,学界对阳明后学中某些人空谈心性、思想及行为的放荡不羁批判加剧,阳明的及门弟子和再传弟子也开始了对相关问题的自我反省。于是,为了自证清白,阳明后学加大了对象山的事功表彰的力度。阳明的及门弟子大多跟着阳明说。具有史学眼光的黄绾、张元忭、姜希辙和黄宗羲等弟子及再传弟子的评价具有历史的高度,胸怀也逐渐变得开阔起来。不过,象山的哲学是中国哲学发展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阳明及其后学对象山“只是粗些”的批评有失公允。本文借助于牟宗三的相关论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必要的辨析。

唐钞本《文选集注》所见西晋时期南北士人的文化冲突——兼论陆机的悲剧命运

“太康之英”陆机在洛阳被杀,是中古史上南北士人冲突中的一个典型事件。日本新发现文献唐钞本《文选集注》,为研究西晋时期南北士人的文化冲突提供了一个更加宏阔的视角和丰富的历史细节:《三都赋序》注揭橥“三国争统”的文化背景,有助于明晰吴人陆机在出仕西晋之前的文化心态,此为探讨西晋时期南北士人文化冲突的一个起点;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一首》及陆机《答贾长渊一首》诗注,记录并诠释了西晋时期南北士人在融合中的文化冲突点;陆机诗注中的“时网”,则启引探索入洛仕晋对陆机的诱惑与捆束。由此可知,南人陆机携带着三国争统的余绪入晋,其思维在本质上还停留在东吴时期对历史、文化的建构和认知上;面对大一统的西晋王朝中原士人的文化认知和历史叙事,交锋已在所难免;他与中原士人的一系列龃龉与缠绕,最终导致其悲剧命运。从表层看,陆机的悲剧命运固然与其兀傲的个性有关,而深层次的因素乃在于他和中原士人在文化理念上的激烈冲突。

清代中晚期程朱陆王论争问题的历史发展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朱子升配十哲之列,朱子学备受尊崇。及至清中晚期,理学内部的道统问题基本解决,程朱陆王之学乃以调和的姿态共同对付来自理学之外的学术冲击成为主流。随着清中晚期乾嘉汉学的兴起与消长、西学的渗透与冲击,理学士人更是会通汉学与宋学,程朱陆王学术融合成为主流。不过,这种“融合”却多从形式上会通,而少有理论内涵上的创新。程朱陆王论争问题的重点已不再以是否“正统”为主要内容,而是转变成了纯学术方法论的问题,注重以不同的方法、范式来表达自我,回归朱陆文本元典。同样的,在十九世纪后期以至近现代朱子学时期,虽然程朱陆王论争问题成为学界一再提及的话题,但这时对于程朱陆王学术思想的辨析基本都与方法之变有关,并没有太多关于其学术内涵本质性差异的讨论。

性情·风气·识裁:章学诚论朱陆异同

朱陆异同是理学史上一大公案,与前贤不同,章学诚认为,朱陆异同根源于“沉潜”与“高明”两种性情之差异,而朱陆后学陷入争讼,乃是囿于“循环衰盛,互为其端”的风习而不自知,只有拥有证之于事与理的“独断于一心”的识裁能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朱陆之争。章学诚的朱陆异同论超越了宋明理学的论学藩篱,以性情、风气、识裁的观念,打开了朱陆异同的智识主义论域。

字义解析与经典诠释视域下朱子学的比较、分析与辨正——以陆陇其对饶双峰的接受与批评为中心

宋儒饶双峰以穷理精密而多不同于朱子著称。陆陇其受到饶双峰注重字义解析与文本诠释的深刻影响,将《四书大全》所引双峰说一百二十来处置于南宋以来朱子四书诠释的宏大背景下,加以比较、分析、辨正,对之表达或赞赏,或批评,或褒贬兼具之态度,体现了朱子学一贯的治学特点。在饶双峰立异于朱子思想的影响下,陆陇其对饶双峰若干质疑朱子的别开生面之说表示赞同,显示出其尊朱实内在充溢着“非朱”之求真是精神。正是在吸收、分析、反思饶双峰等朱子后学诠释朱子成果的基础上,陆陇其实现了在批判传承中发展朱子学的历史使命,在一定意义上亦展现了江西朱子学与浙江朱子学的跨时空对话。

陆世仪的思想定位——基于清初朱子学实践路径的考察

清初儒者对于朱子学有“尊朱”、“辟朱”、“述朱”三种不同态度,分别以陆陇其、颜元和陆世仪为代表。由于学术观念和价值立场的差异,陆陇其和颜元对陆世仪的评价存在着“褒中有贬”或“先扬后抑”的矛盾现象。从“以陆释陆”的内在视角出发,不难发现陆世仪具有学术态度之包容性、思想宗旨之圆融性、道德践履之笃实性的典型特征,可谓是当之无愧的清初朱子学第一人。

傅增湘与朱文钧交往事迹钩沉

傅增湘与朱文钧同为近代著名藏书家,二人交游或始于1921年,止于1937年朱文钧逝世,历时十余载。两人以书为缘,交往活动有集会、借书、校书、鉴定版本等。傅增湘对朱文钧在古籍收藏、鉴定方面的功力颇为赏识,朱文钧家藏善本对傅增湘的校勘事业也帮助良多。本文从两人书信、题跋、日记、年谱、书目等文献中辑录相关信息,梳理出二人之间的交往脉络,还原一代藏书家之间的书缘及友谊。

陆世仪对朱子主敬工夫论的继承与发展

作为明清之际重要的朱子学者,陆世仪在“申而不辟”的诠释立场下从三个方面继承与发展了朱子主敬工夫论。在主敬的地位上,陆世仪将主敬涵养视作贯彻上下本末之圣人心法,强调其在修身工夫中的主导性作用;在主敬的对象上,陆世仪基于朱子“主理”提出“敬天”之说,兼具主宰命令之义和形上超越之义的二重性;在主敬的状态上,陆世仪将洒落与敬畏两种为学状态统一于主敬工夫之中,以期实现和乐圆融的圣贤境界。陆世仪之主敬论,既是对朱子学工夫论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也是对阳明后学狂禅化倾向之救治与匡正,在宋明理学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明儒李谷平对宋儒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李谷平的思想特色是尊孔崇仁,融汇诸家,具有明显的综合性。他以仁为根本建构儒家道统体系,希望以此调和朱陆两家的争论、定天下学术之宗。他认为朱陆两家皆推崇仁学,在此基础上,他兼采两家学术之长,承袭程颐与朱熹的仁学思想,吸收陆九渊心学理论,强调“诚”“明”本一。李谷平没有门户之见,学术上溯及濂洛,达乎洙泗,融贯各家求仁工夫之精,对宋代理学加以综合。李谷平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其门人罗洪先。

精微之教——陳淳學術與《四書大全》徴引内容考察

陳淳,字安卿,號北溪,朱熹紹熙元年(1190)任漳州知府,陳淳入於門下,朱熹先指點“根原”,後又提醒“下學”,傳授達於性天的日用之學,道德既是日常中驗之有得的結果,也是於義理當中詳審分判得來,以道與學爲核心,道以顯學,學以入道,從而體現學術完整架構。朱熹與陸象山鵝湖之辯,朱熹採取含容兼取立場,陳淳則勇於與辯,同樣言“心”,陳淳依從朱學思考,“心”之所在,由根原而達於下學,理氣一貫。四書作爲朱學要籍乃是朱門共識,然而陳淳以《近思録》作爲四書楷梯,乃是重申朱熹學術承濂洛之淵源而達於洙泗之正學,四書意義於兹而顯,盡其精微之思,成爲《四書大全》援以印證朱學地位材料,轉爲彰顯朱注價值、深化工夫内涵,擴大性命之教的詮釋内容,對於朱學地位確立,饒有推進作用。

论汉魏六朝连珠体的演变与文学发展

古代文学中的连珠体肇兴于汉,陆机则完善了连珠体的体式,发展为连珠体“理要”的正格;南朝时由于当时文学风尚的影响,连珠体的写作呈现个性化与抒情化的特征,形成了多样化的“别格”。也就是说,连珠体的发展正好与汉魏六朝时期整个文学与文化的演变发展密切相关,故由连珠而论汉魏六朝文学,可以见微知著。隋唐及其后的连珠体无论在体制还是成就上都并没有超出六朝时期,又可见连珠体在汉魏六朝时期的独特性。

从“朱陆之争”到“内在理路”——余英时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理念与方法管窥

"朱陆之争"是南宋以来儒学的中心问题,它也像一根红线贯穿于明清学术思想发展之始终。正是由朱陆之争这条线索出发,余英时先生发现了近世儒家思想演进的内在秘密,那就是:纵向的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横向的知识与道德的紧张和平衡。同时,在宋以来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特别是由于朱陆之争这条线索的发现,余先生提出并实践了"内在理路"的学术文化发展理念与研究方法。在宋明理学如何转向清代考证学的研究中,余先生认定"内在理路"说解释的有效性。而这一"内在理路"又可概括为两大精神或要义:一是强调中国思想文化演进的内在动力,一是注意抉发中国思想文化的知识传统。

阳明学成立与发展的朱子理学思想渊源

陆九渊与王阳明作为宋明理学中心学一系的主要代表人物,后世学者往往以陆、王二人并称,将他们的思想学说合称为陆王心学。但二者之间更多只是思想宗旨相近,并无直接的承袭关系。相较之下,阳明学的产生、发展与朱子学有着更深的思想渊源。阳明学其是在朱子学的笼罩下,继承了朱熹所建构的经典体系、理论框架与主要论题,并融会了佛道的智慧,进而通过自得自悟的方式,对朱子学加以深刻的反思、批判而逐步形成的,因而可视为朱子学在明代的另一种延续和发展。而王阳明所作的《朱子晚年定论》即来源于此前朱子学内部和会朱陆的逻辑思路,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阳明学与朱子学之间的思想渊源的具体例证。

《医学衷中参西录》山茱萸应用特色探析

从古代医家对山茱萸的论述、山茱萸的临床应用特点、《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山茱萸典型医案3个方面入手探讨山茱萸的药性、功用及临床运用特点,并重点分析《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山茱萸相关内容,总结山茱萸收敛固涩、补益肝气、息风止痉等临床功效,为临床应用提供依据。

元代新安理学从“唯朱是宗”到“和会朱陆”的转向

元初的新安理学家以宗朱为特征。他们奉朱熹之说为圭臬,做了大量的理学义理普及与文献整理工作,陈栎、胡一桂、胡炳文是其中代表性人物。唯知株守朱学常常会产生流弊,使朱学流为训诂之学。以朱升、郑玉、赵为代表的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开始寻求突破,从而使新安理学出现了"和会朱陆"的转向。朱升以"尊德性"统摄"道问学",郑玉力倡朱陆之同,而赵则认为朱陆"早异晚同"。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和会朱陆"思想,其实就是想用陆氏"发明本心"的思路来纠正宗朱学者偏执于语言训诂的流弊。

陆瘦燕,朱汝功针灸临床经验选介(三)──精通手法,针灸兼施的医疗特点

针灸学家陆瘦燕、朱汝功认为确熟练运用针刺手法是治疗疾病取得疗效的关键之一.特别是治疗内脏病，用补泻手法效果比不用补泻手法好。对疑难杂症需在运用手法的同时，配合灸、药治疗，以取得最佳疗效。列举医案三则.以资佐证。

朱子学的自我批判、更新与朱陆合流——以吴澄中庸学为中心

朱子学在后世传衍中逐渐显出异化为记诵口耳之学的一面,元代吴澄传承晚宋以来勉斋学派的批判创新精神,对朱子思想加以修正,彰显了潜伏已久的朱陆合流之思潮。以《中庸》诠释为例,草庐批评《中庸章句》过于精详而流于分裂,对全书章句作出了新的划分,突出尊德性对道问学的优先性,重新诠释"本心"概念,显示出宋元时期朱子学者经典诠释的创新能力,表明元代"朱陆合流"实为朱子学内部自我更新调适所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