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敦煌郡聚落与移民、水渠关系研究——以敦煌出土文献记载大穰里为中心

西汉敦煌郡聚落的形成与移民到来、水渠修筑有着密切关系。通过对大穰里相关文献的综合考察得知,西汉敦煌郡效谷县设置大穰里,该里与悬泉置长期密切合作,大穰里从民房、牲畜、车辆乃至人力等层面对悬泉置工作形成支持,并得以增加收入。大穰里的得名有祈求丰收之意,另外还有可能该里是由南阳郡穰县移民建立,因而得名。此外,敦煌文献记载敦煌东部有大壤渠、大让渠、大让庄,其名称来源可能都是源自西汉大穰里,并且唐宋时期的大壤渠、大让渠可能也是继承自西汉时期。足见西汉敦煌郡所建立的聚落与水渠在唐宋敦煌地区还仍旧发挥着作用,大穰里等村落的得名是西汉移民文化的标志,而这些地名或渠名能够延续至唐宋时期继续使用,亦可彰显出西汉移民实边政策及由此形成的移民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老官山汉墓天回医简《治六十病和齐汤法》含细辛方剂组方配伍规律研究

目的:探讨老官山汉墓天回医简《治六十病和齐汤法》含细辛方剂组方配伍规律。方法:运用文献学方法,对本书含细辛方组成药物进行考证、梳理;通过分类统计各药物使用频次、频率等,结合方剂主治,对含细辛方组方配伍规律进行总结、提炼。结果:本书15首含细辛方共配伍药物39味,累计运用92次;其中使用频次最多的三味药为蜀椒与桂各11次、姜9次。按功效分类,与细辛配伍使用最多的为温里药,其使用总频次为41次;使用频率排第二的药类为化痰药、补虚药和清热药,各使用7次。按药性分类,与细辛配伍使用药物药性以温热类药物为主,共使用63次。结论:本书含细辛方配伍规律是以同类药物相辅相成运用为主,异类药物相反相成运用为辅。“细辛-花椒-桂-姜”的配伍结构辛温散寒、通痹止痛,既切中病机,又针对症状,是本书细辛方以同类药物相辅相成运用为主的配伍规律的体现。

从敦煌悬泉汉简看早期草书的演进模式与状况

悬泉汉简中系统有序的草文字书写是考察早期草书演进情况的绝佳标本,通过图证分析,可以看出早期草书的演进具有纵引主线和横展辅线两条基本线路,而书写的捷易追求与字形的易别原则构成了早期草书得以正常演进的“推促—牵扯”的二元引擎,文书传抄与草书教习是早期草书阶段草法得以确定、普及的两种基本方式。

“凫”与“鸿”:悬泉置汉简猎杀候鸟记录

丝绸之路交通以必要的生态环境背景为基本条件。这样的条件,包括自然地貌、气候、水资源、野生动物分布以及植被状况等。丝绸之路河西路段的生态环境条件对于汉王朝的西北边地建设,对于汉与西域的联系,形成重要的历史文化因素。新近面世的悬泉置出土汉简资料中提示的重要信息,为增进相关认识显现出积极的意义。例如,简文可见有关“盆”“鸿”价格的记录,应当理解为所猎杀候鸟“凫”“鸿”的市场交易资料。说明在河西水泽环境下候鸟迁徙途中的停留,被当地军民看作可以作为饮食消费对象的野生动物资源。汉武帝“巡于北边,见群鹤留止”故事,可以作为认识相关历史现象的参考。悬泉置汉简反映的当时被猎杀“凫”“鸿”进入市场的相关信息,具有珍贵的生态环境史料的价值。丝绸之路生态史与丝绸之路交通史等学术主题的研究者,应当予以重视。涉及“凫”“鸿”的悬泉置简文,也为认识当时“天鹅属”“雁属”“黑雁属”禽鸟的地理分布,提供了新的动物学信息。

悬泉汉简新见钱券考释一则

《悬泉汉简(贰)》中编号为I90DXT0210①:3的文书简是一枚出钱券,简文中漏释之字应为“文”字,指用现钱支付。简文内容为少内啬夫辅向代替厩御孟子执行送客任务的平民孟延年支付975钱的记录。其中“客五人”应是敦煌郡广至县到悬泉置劳作的庶人,975钱应为由县财政支付的本次送客任务的专项经费。此外,结合秦汉券书的使用情况及简文内容等方面信息综合判断,此枚钱券的形制应为三辨券。

秦简词语考证(两篇)

本文对秦简中的两个疑难词语作新的考释,作者认为:1.放马滩秦简“置鼠”的“置”无须破读通假,“置鼠”可以结合文献中“设鼠”“设禽兽”“张鸟”“张鸟兽”等的结构方式与表意来理解,“置鼠”其实就是设置器具以捕取老鼠的意思,是一种语意表达的不完整缩略形式。2.睡虎地秦简“渡衖”的“渡”应当读为“塗”,近义复词“塗巷”见于先秦文献。

悬泉汉简所见传与传信考

传信与传均为汉代常见的通关凭证。传信由御史大夫所签发,通行于全国,多与西域事务相关。原件由使用者随身携带,御史大夫府存有备份,传信在全国范围内均有效力,传信丢失或被盗,御史大夫将会向全国下发文书进行追查。传为地方官府签发的通关文书,内容多与地方行政事务有关,其效力仅限于签发机构所管辖范围。传信与传在使用过程中沿途各接待机构需要对其真伪进行查验,按照原有文书格式进行抄录。

《悬泉汉简(贰)》所载“东乌泽亭”地望蠡测

《悬泉汉简(贰)》由三枚简组成的册书完整地记录了敦煌郡广至县“东乌泽亭”相关情况,至于“东乌泽亭”地望,则因史料有限而尚无结论。从传世文献及考古调查发现来看,汉唐时期在今瓜州县以西疏勒河下游、截山子以北的区域存在广阔的湖泊水系,乌泽就是其中的一片湖泊。这里也曾是敦煌主要的农垦区。因此,悬泉汉简所载“东乌泽亭”即在此附近,也就是今瓜州县南岔镇六工村西南12公里芦草沟城一带。到了魏晋十六国时期,北凉段业在此开置乌泽县,隋代乌泽县并入常乐县后,乌泽这一历史地名随之湮没消失。

懸泉漢簡釋讀札記四則

文章結合秦漢文字、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資料,對已公布的懸泉漢簡中“■”“鼠”“幬車”“悎”四個疑難字詞進行了考釋,並對簡文進行了釋讀。

甘肃悬泉置遗址出土古纸的时代及相关问题

根据简牍的纪年对甘肃悬泉置遗址出土古纸各层位的时代进行分析,发现悬泉置遗址的第3层和第4层的简牍均为西汉纪年,应为确切的西汉层位,没有受到东汉层位遗物的扰乱,说明这两个层位出土的古纸也应该是西汉时代的古纸。这证实了中国在西汉时代已发明了纸和造纸术的历史事实。通过对各层位纸张进行分析,认为早期的西汉纸均为浇纸法生产,使用麻类纤维,说明中国造纸术起源于浇纸法造麻纸。抄纸法生产的纸张则出土于第1层或第2层的晚期层位,年代未定,不排除是东汉纸的可能。这些古纸在制造过程中,或造出纸后,一部分经过了内部加填或表面涂料等工艺处理,其中有的纸表面加有淀粉涂料,已属初级的加工纸范畴。

孔子论“智”与上博《诗论》简以“智”论诗

上博《孔子诗论》简以“智”论诗具有什么样的思想内涵?它与孔子“智”的思想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是本文写作所关注的焦点。通过比较,我们认为二者之间关系密切,上博《孔子诗论》简以“智”论诗反映了孔子“智”的思想。

从上博简《民之父母》“五至”说论《孔子家语·论礼》的真伪

从“五至”说的比较来看,《孔子家语·论礼》篇“子夏侍坐于孔子”章与《礼记·孔子闲居》篇及楚简《民之父母》篇所据祖本不同,《家语·论礼》篇所记更真实,更符合原意,并非抄袭《礼记》而来。

汉酒泉郡十一置考

敦煌悬泉Ⅱ0214①:130简记载了汉代河西四郡境内交通路线及其里程,弥足珍贵。本文在反复实地考察及考证有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于简中所记汉酒泉郡十一所置的设立及其位置进行了考证。

敦煌悬泉置考论——以敦煌悬泉汉简为中心

悬泉置受到敦煌、效谷两级政府的双重领导,以郡领导为主,级别大致与县相同,主官为啬夫。服务人员的来源除了官吏、戍卒,还有一大部分是发配来的刑徒。悬泉置的功能包括邮件传递、提供餐饮住宿以及缉捕、监察等。

悬泉汉简所见西汉效谷县的“里”名

"里"是汉代社会生活中最基层的行政组织形式,因为悬泉置与效谷县的独特关系,在悬泉汉简中保留和出现了很多属于效谷县的"里"名。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整理,我们可以从现有的45个里名探讨效谷县的社会生活状况,为认识西汉边境小县的社会生活及其与丝路交通的关系提供重要的参考。

汉代西域都护设置的时间及其职责相关问题考辨

西域都护是汉王朝为保持干预西域事务的强大影响力、保障丝绸之路畅通而设立的管理西域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河西汉简和传世文献中元康年间的"都护"都是当时完整意义上的"西域都护"。神爵二年之前,西域属于汉匈争夺地区。神爵二年,随着匈奴日逐王降汉、车师彻底被汉王朝占领,匈奴在西域的主体势力基本瓦解。西域都护军政职能的强化,不仅对西域南北道诸国进行领护监管,还统一管辖了包括屯田机构在内的汉王朝在西域的其他机构,因此,传世文献称西域都护建立于神爵二年有其合理性。西域都护具有使者、"加官"性质,是汉代领护边疆少数民族的使职;西域都护通过"护道"实现"护国",通过"护国"最终实现汉王朝打击、孤立进而迫使匈奴臣服的战略目标。

论清华简《治邦之道》的墨家思想

新近面世的清华简(捌)《治邦之道》,整理与研究者均认为合于墨家思想。细绎该篇简文,'治邦之道'这一题旨力斥治国'在命'的观念,既印证《墨子》一书《非命》篇的非命强国论,也符合《七患》等篇所述忧患意识及国家治理的切实问题。《治邦之道》主张'兼利而爱',胪列节用之法,吻合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治道,与倍人、节葬、反质诸说同符合契。其倡导冲决血缘贵贱的'使贤、用能'之法,倚重才能经验为任贤标准,设计官员考核方法程式,亦匹配《尚贤》篇异于儒家'举贤'的贤能政治理念。《治邦之道》确为深富墨学特征的珍稀文献,亦不啻探寻儒墨辨异的崭新门径。

悬泉汉简新见的两例汉代职官制度

悬泉汉简作为汉代邮驿机构悬泉置的日常运作档案文书,与地方机构紧密联系或有亲近关系,对地方的社会与政治制度有较多的涉及。其中所记录的敦煌郡属县长官"令""长"的变化及郡县吏员的守官制度,是史书不曾记录的史实。对此等变化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汉代的职官制度,对西北地方政治史研究来说无疑也是一大帮助。

出土简帛的分类及其在历史文献学上的意义

对于出土简牍帛书的分类,最好的办法是将其纳入到当时的图书分类中去。出土简牍帛书在历史文献学上的意义表现在:1.反映了先秦古书的盛衰过程;2.扩充了先秦两汉古书的内涵;3.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书·艺文志》的收书标准;4.揭示了数术方技类古籍的史料价值;5.为校读整理传世古书提供了新资料和新依据;6.使我们对古书体例有了更清楚的认识;7.提供了对"疑古思潮"进行反思的契机。

西汉政府的罪犯徙边敦煌郡——以敦煌出土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西汉政府发配罪犯徙边敦煌郡是一种常态化举措。徙边敦煌郡的罪犯按人员类型大概可分为三种:第一,犯罪之官员;第二,大逆无道罪犯家属;第三,各种刑事犯罪人员。各种类型人员或因犯罪或被牵连而徙边敦煌郡,对敦煌郡的人口增长、经济与文化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意义。与此同时,各类人员徙边敦煌,促进了中原先进技术在当地的传播,并且这些文化和技术还通过敦煌继续影响西域地区,从而推动了地区间文化、科技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