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地区非高等教育的政策价值分析——基于《澳门特别行政区非高等教育中长期规划(2021-2030)》的政策文本

《澳门特别行政区非高等教育中长期规划(2021—2030)》作为澳门地区非高等教育领域的规划性、纲领性文件,勾勒了澳门地区十载非高等教育发展的蓝图,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从其政策价值的三个基本向度,即价值选择、合法性和有效性分析发现,该规划体现了凸显人的发展、关照本土社会及爱国爱澳三个层面的价值选择;通过民主参与的程序和问题导向的策略获得合法性;同时因措施和目标契合度高、目标措施具有柔性与可行性特征而获得有效性,但仍有改进空间。在此规划背景下,澳门地区非高等教育发展仍有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包括在澳内地劳务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教育发展规划的参与问题及“爱国爱澳”教育的评估等。

澳门地区数字政府建设的法治化路径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面临如何进行的路径难题。澳门特别行政区20余年间数字政府建设的法治经验可形成三重逻辑:一是有法可依的规则之治是给予数字政府建设正当性依据的基石,二是权利保障的价值选择是数字政府权力运作的边界,三是公开透明的理由之治是数字政府建设的机制保障。未来澳门地区数字政府建设的法治化期待,体现为深度与广度的拓展以及区域合作的变革。因此,在坚持既有法治路径的基础上,需进一步完善跨域合作制度。这亦为内地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带来新机遇。

我国香港特区教育考试执法成绩与经验

回归祖国后,我国香港特区对教育考试执法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建立了融统一领导与监督制衡于一体的教育考试执法制度,取得不少成绩,如建立教育考试执法组织架构,构筑教育考试处罚种类体系,强化教育考试执法程序,完善教育考试执法复核监督机制。其经验可概括为:专业化复核监督体系是提升考试执法水平的组织保障,递进式考试处罚种类体系是彰显慎罚精神的制度保障,严密的考试执法程序是确保结果公正的实施保障。这些经验对于内地规范教育考试执法、提高考试法治化水平具有借鉴价值。

新时代香港地区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现状考察与完善路径

国家昌盛,香港地区繁荣;国家安全,香港地区稳定;国家的未来,就是香港地区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实施以来,香港地区社会乱局实现了重大转折,管治秩序得到有效恢复。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将从多个方面充实国民教育体系,包括进一步优化宪法、中国香港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教育等。深化香港地区高校国家安全教育势在必行,有关责任主体应该协调推进完善香港地区国家安全教育。从社会政策层面、校园管治层面、法律层面多措并举粉碎“港独”入侵高校阴谋,净化高校校园环境,夯实大学生爱国主义根基,推动香港地区国家安全教育落地生根,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教育重要使命。香港地区大学生应积极加深国情认识,强化政治认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保证“一国两制”的顺利持续推进并能够行稳致远。

表达自由的理念与限度——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国旗案与美国最高法院焚烧国旗案比较研究

表达自由权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所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该权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司法实践中表现出与美国宪法上的表达自由权很强的可比性: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所秉承的表达自由基本理论以及所适用的法律解释方法和司法审查标准等都极为相似;与此同时,在个案处理上,两个法院又结合各自不同的社会背景保持了必要的差异性。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在基本法的框架下已经初步形成了比较鲜明和稳固的表达自由权的法理。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法理逻辑及其展开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3条具有授权规范和义务规范的双重性质,不能从自治条款视角作过当的解读。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3条性质的科学定位是理解和诠释全国人大“5.28”决定之正当性的前提基础,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及制度性展开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据以生成的法理基础。全国性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施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逻辑前提,由全国人大“5.28”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6.30”决定完成的确定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布实施的方式和程序具有正当性。《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制定和实施较为妥当地处理和解决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及香港地区其他相关法律之间的关系,具有法理逻辑上的正当性。未列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施具有正当性,我国《国家安全法》不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论香港基本法审查权及其界限

香港基本法及澳门基本法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同时依据两个基本法的明确规定,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为了保证这一地位,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基本法的规定有权审查两个特别行政区原有的法律及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两个基本法虽然未明确规定特别行政区法院对特别行政区原有的法律及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是否具有审查权,但依据两个基本法关于基本法解释权的规定,可以推定也应当具有审查权。同时,香港地区属于英美法系,其所有的法院均具有审查权是毫无疑义的;澳门地区属于大陆法系,其所有的法院均具有审查权,易造成不同法院之间对相同法律的合基本法性上的差异,需要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特点,将违反基本法的判断权集中于终审法院。审查机关在对特别行政区法律进行审查时,其审查的依据应当是基本法的正文及附件,而不能单独依据基本法的序言及宪法进行审查。法院在对特别行政区法律进行审查时,必然要受到其所获得的基本法解释权授权限度的限制,且还要受到法院作为司法机关所应遵循的司法原则的限制。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以澳门“一国两制”实施为视角

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经验启示:第一,要全面准确地理解"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第二,要坚定不移地实施"一国两制"和《基本法》。要做到全面准确理解,首先要系统地掌握理论;其次要向普罗大众普及理论,用理论指导实践。要做到坚定不移地实施,首先要通过立法将《基本法》的规定具体化程序化;其次通过司法解释和判决将《基本法》的规定细则化可操作。只有做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才能保障"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正确实施。

论特别权力关系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排斥法律保留原则、否定司法审查,有侵犯人权、蔑视人性尊严之弊端,应予以彻底检讨与反思;要修正与抛弃不合时宜的落后理论,以维护人性尊严,保障基本权利,实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论特别行政区宪制基础的变迁及其意义

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和澳门行使主权,其根本标志是香港和澳门的宪制基础发生了性质上的转变,并由此形成了全新的宪制秩序。在香港和澳门回归前后的一段时间内,比较流行的看法是:《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分别构成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新的宪制基础。为了克服这种认识的片面性,强调《宪法》的重要性,"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这一命题应运而生,并得到中央的确认,也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宪法》与《基本法》存在效力上的位阶差异,《基本法》依据《宪法》而制定,在"共同构成"中两者并不是平行地、混合地发挥作用,《宪法》在其中发挥着根本性、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一命题之下,明确《宪法》是特别行政区的根本宪制基础,阐发《宪法》根本性、独特性的作用,对于丰富这一命题的内容、增强这一命题的说服力,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显著优势及其完善和发展——以“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区的实践为视角

从香港回归之日起,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是"一国两制"方针法律化的集中体现,也是"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核心。"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显著优势,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从提出到付诸实践的经验升华和成就凝结。随着"一国两制"的深入实践,也会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为处理和应对这些新问题,维护特区长期繁荣稳定,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也在不断完善和发展。

论我国刑事保护性管辖权中的国家安全问题

保护性管辖权是国家行使刑事管辖权的重要表现形式,我国《刑法》通过设定3年最低刑期与双重犯罪原则这两个限制性条件,明确了保护性管辖权的适用规则,从而为我国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一定的法律指引。国家安全是一国的首要利益,有效维护国家安全是国家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本保障,故在行使保护性管辖权以维护国家安全时,应当树立绝对保护的坚定立场。我国现有法律关于保护性管辖权的规定存在一定的适用困境,完善保护性管辖权对于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有必要完善我国保护性管辖权的现行法规定,从而为更加切实有效地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奠定法律基础,并且有必要不断贯彻与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

论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权限

中央对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行使立法权不仅包括国防和外交事务 ,也包括自治范围内的有关事务。中央通过不同的方式对特别行政区行使立法权 ,保留对自治范围内事务的监督权。保持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立法权的适当张力 ,有助于“一国两制”的长久实现。

中国共产党港澳政策发展历程及演进逻辑

中国共产党对香港、澳门在每一段历史时期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都认识深刻、判断准确,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条件和国家面临的形势任务,分别提出和制定了相应的港澳政策。新中国成立后,“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的港澳政策,架起新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桥梁”,利用港澳的独特条件和经济地位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60年代,“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八字方针,明确了在条件成熟时,采用“谈判和平解决”港澳问题,充分发挥港澳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外交战略服务的独特优势;80年代,“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政策,为和平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开辟了切实可行的道路。随着港澳的顺利回归,“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成为现实。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国两制”事业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港澳政策发展具有内在逻辑性,它充分促进了港澳在不同时期发挥独特作用,始终适应国际斗争环境和国家外交战略考量,体现出鲜明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并朝着法律化、制度化和体系化方向发展。

香港特别行政区集会游行自由的法治保障与合理界限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针对集会游行自由的主流审判法理是,集会游行权属基本权利,但该权利不是绝对的,仍须与公共利益、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相权衡。在保障和规限之间的司法衡平基准是,任何限制该权利的特区立法或行政举措均须受制于"依法规限、民主社会所需、必要性"等三个要素的严格司法审查。集会游行自由在公、私物业场域的法律边界存在着一个宽广的"型谱",该型谱与集会自由之限制程度相关联,法官应结合相关要素就个案依法作出理性的判断。针对超越集会游行自由边界的违法行为,应严格依循罪刑法定、举证责任由控方承担的刑事法治原则,在量刑上应充分考虑基本人权因素。针对集会游行中激进化、暴力化现象日益蔓延的趋势,有必要发挥刑罚震慑性功能。

关于特别行政区制度研究的若干思考

目前宪法学界和政治学界有关以特别行政区制度研究为论题的论著很少,这一现状与学界对"一国两制"方针政策、港澳基本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十分丰硕相比存在明显落差,不足以反映特别行政区制度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亦不适应它在港澳相继成功实施已有十余年并将长期坚持和完善的任务,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展开对特别行政区制度的研究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和价值,其中如何认识和界定特别行政区制度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中地位和作用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

论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责任划分--基于《香港国安法》第3条的分析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是一个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要共同在场、共同应对的问题。《香港国安法》第3条明确了中央人民政府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国家安全事务的根本责任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责任。中央人民政府的根本责任是中央在宪制秩序和政治权力运作过程中全局性和优先性的体现;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责任则是基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地位形成的责任类型。根本责任和宪制责任之间存在责任边界,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履行责任时各有其侧重点。

特别行政区语境下的主权概念探析

"一国两制"下对主权概念的不同理解和期待,是造成港澳部分人士与中央政府意见不尽一致的原因之一。因此,有必要对主权概念进行研究。本文一方面从基本概念、历史溯源、现实意义等角度对主权概念进行梳理和总结,另一方面对特区与主权的关系从历史和法治的角度进行分析,指出特区从未也不会有次主权、半主权和主权,而恢复行使主权就意味着中央政府可以并且应当行使包括领土权、统治权等权力。具体管治的方式可以创新,但是运作规则必须以宪法和基本法为依据。

《宪法》与《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

有关《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问题不是一个新的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有不少文章探讨两者的关系,并得出了比较令人信服的结论。毫无疑问,《宪法》与《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基础的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港人热烈讨论的重要问题。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过去理论探讨还不充足,直到最近才有比较清晰的描述;二是对主流观点缺乏宣传推广,导致在香港出现不少人只强调《基本法》,或者将《基本法》直接视为香港的"宪法"。本文将讨论三个主要问题:第一,《宪法》为什么会被忽略?第二,《宪法》与《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基础的理论依据是什么?第三,港人如何遵守《宪法》?在其结论部分,本文尤其建议在《基本法》教育中应该加入《宪法》内容,从而强化国家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