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福利影响农村消费的实证研究

2012年以来,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增速连续四年超过城镇,但城乡消费严重失衡,农村消费比重过低,释放农村消费潜力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除收入水平外,社会福利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通过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实证检验了社会福利中公共卫生、基础教育、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对农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公共卫生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是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因此,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的福利结构优化,以强化基础设施为支撑的福利环境改善,是撬动农村消费的关键。

理解非正规就业:异质性雇佣成本、社会福利与稳定化政策

在一个包含名义价格刚性、名义工资刚性和异质性雇佣成本的多部门模型中,考察了劳动力在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之间的流动及其宏观经济效应。外生冲击的贝叶斯脉冲响应函数表明,失业在外生冲击下表现出较强的持续性,并且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之间的显著性差异使得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显著的"失业回滞"问题。社会福利分析的结果发现,尽管非正规部门的广泛存在通过降低名义价格刚性和名义工资刚性实现了社会福利的改善,但整体而言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的显著性差异导致了社会福利的恶化。在此基础上,采用对失业做出反应的政策机制以及进行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有利于稳定劳动力市场,也有利于降低非正规部门广泛存在引起的社会福利损失。

福利目标下中国所有制结构调整的路径选择

本文基于阿玛蒂亚·森建立的社会福利与收入分配差距和收入水平两因素间的关系式推导出中国所有制改革的边际社会福利公式,以从社会总体福利改进的视角研究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的路径选择。结果表明:国有经济相对规模的扩大导致社会福利的下降;不同时期国有经济的社会福利效应不同;在集体经济比重不变时,非公有经济与国有经济之间的结构变动带来社会福利的增长。随着整个改革的深入,非公有经济成分的边际福利上升;非公有经济比集体经济更能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经过各种路径的福利比较得出:由公有向非公有的调整应是所有制改革的基本路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比重的缩减均具有合理性,在现阶段,由国有经济向非公有经济调整的改革选择优于由集体经济向非公有经济的选择。

城镇居民住房获取概率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城镇居民家庭特征变量和组织变量,采用CGSS2013数据,通过Logistic模型分析我国城镇居民住房获取概率和获取不同类型住房概率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我国针对福利分房制度的市场化改革提高了居民的住房水平,但是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再分配权力资源对住房资源仍然保持着占有上的优势。非市场因素对居民住房的获取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影响,拥有制度优势的城镇户口居民、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商业精英在优质住房获取的机会上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应继续深化以市场配置资源的住房制度改革,也要积极探索和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消除"等级"观念的消极影响。

产量过剩行业国有企业民营化对社会福利效应的影响研究

削减过剩产量是我国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处于产量过剩行业的国有企业同样面临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点任务,然而在此背景下国企发展对社会福利效应的影响却缺少文献研究。为此,基于混合寡头理论,构建了以国有企业民营化为代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产量过剩行业不同类型企业产量及社会福利效应影响的理论模型,并选取2008-2016年全国典型的6个产量过剩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民营化程度提高使国企产出水平降低,而民企及外企产出水平增加,社会福利水平具有下降趋势;产业补贴提高使社会福利水平呈倒U形趋势;产量限制政策的增强对民营化程度较低行业的社会福利效应呈现U形变化趋势,对于民营化程度中等行业的社会福利效应则呈递减趋势。据此提出应深入推进处于充分竞争行业的国企混改、补贴政策向研发环节转移、以资本引导调控产出及构建互利开放的对外市场格局的政策建议。

“十四五”期间我国基本公共服务面临的挑战

"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大,基本公共服务"提标扩面",支出需求提高,财政收支压力加大,促使基本公共服务规划要注重结构优化,保证公共支出加力提效。本文梳理了未来一段时间内基本公共服务面临的挑战,其中供给侧包括财政收支矛盾、代际分担断层、供给主体单一,需求侧矛盾集中在供给过剩与结构性短缺、人口流动与辖区供给。因此,应加快技术创新,对冲人口结构失衡的拖拽,深化社会化改革,实现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基于主体功能区格局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国家层面提升大城市群的流动人口承载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唯物史观意蕴

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时代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要求,有利于完善生产关系以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实践,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社会有机体运动的生动体现,有利于新时代经济社会诸方面和诸环节的系统变革和创新。

异质性雇用成本、社会福利与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

通过扩展Blanchard和Galí(2010)的雇用成本模型,文章构建了一个包含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的异质性雇用成本的NKMP-DSGE模型。外生冲击的贝叶斯脉冲响应函数表明,正规部门就业与非正规部门就业对于同一外生冲击具有不同的反应,这意味着考虑不同部门的异质性是合理的。社会福利分析的结果指出,非正规部门的存在尽管通过降低名义价格刚性而改善了社会福利,但通过失业回滞却导致了社会福利的恶化;而且总体而言恶化了社会福利。这一发现为我国当前正在积极推行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考察了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的效应。研究发现,不管是长期效应还是短期效应,改革都有利于改善劳动力市场的表现。

垂直结构、产业政策与社会福利

经过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逐步形成了一种上游国有企业占主导,下游民营企业为主的"垂直结构"。文章借鉴Melitz(2003),将异质性企业模型引入下游民营企业,建立了一个上游国有企业垄断、下游异质性民营企业垄断竞争的理论模型,并将上游"竞争自由化"和"上游征税、下游补贴"政策分别嵌入模型,利用中国数据进行参数校准,定量研究了不同产业政策的影响。结果发现,上游"竞争自由化"政策能使下游民营企业数量和社会福利分别增加188.70%和120.71%,而少量征税率和补贴率组合下的"上游征税、下游补贴"政策不仅能使下游民营企业数量和社会福利分别增加4.93%-332.90%和3.43%-162.28%,而且上游国企的利润也会因为下游企业数量和中间品需求的增加而提高,实现了上下游企业的"双赢"。因此,两种产业政策都具备有效性,但"上游征税、下游补贴"政策更具有现实可行性,政府应当优先考虑采用"上游征税、下游补贴"的产业政策,同时逐渐放开非战略性上游产业的市场准入,以促进合理生产结构的形成,提升总体社会福利。

日本政府福祉政策的历史演变

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存在贫困、歧视、排斥、虐待、高龄、障碍等需要社会福祉的状况,也存在对应这些状况的特有的制度。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福祉是具有普遍性的施策。但另一方面,对于不同时代以及不同国家,社会福祉也有不同情况,社会福祉亦具有特殊性。本文通过日本福祉政策的历史演变,考察了日本社会福祉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形成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