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结构研究

自加入WTO以来,我国在GVC分工的上游参与度(增加值供给者)和下游参与度(增加值使用者)均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但在2009年后出现大幅下降。从分工地位看,我国的GVC下游参与度始终低于同期的上游参与度。同时,参与简单GVC分工(中间品跨境一次)程度高于参与复杂GVC分工(中间品跨境多次)程度,我国在GVC分工中的地位偏低。从参与GVC分工的国别结构来看,不管是从增加值供给者还是从增加值使用者的角度,我国与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地区)的依存关系均显著高于与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的依存关系。但是,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依存关系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我国应妥善处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依存关系,避免过分依赖一个或少数几个国家从而产生不利影响。

“后危机时代”康菲公司战略调整的原因、重点及产生效果研究

康菲公司自2010年起进行了为期3年的战略调整,重点包括上下游业务拆分,成立两家分别关注上游和下游业务的强大而独立的分公司;剥离非核心资产,2010年至今已完成超过320亿美元的非核心资产剥离;将通过资产剥离获取的巨额资金用于偿债、回购公司普通股及增派股利等;同时自2010年起逐年加大勘探开发投入。康菲公司通过"后危机时代"的战略调整,优化了经营结构,上下游结构的变化使公司通过专注上游业务以获得高额增长成为可能;资产结构的变化使公司逐渐退出了与核心资产协同较差的区块以及处于开发中后期的油田,并逐步从风险较高的地区撤离;利润分配结构的变化稳定了公司的财务水平,短期内保障了公司的信用等级和融资能力。而加强勘探开发投资,获取更多有价值的常规和非常规油气资产,并由此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则是康菲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当然,短期内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公司油气资源可采储量由2007年的106×108bbl油当量降至2011年的84×108bbl油当量,产量由232×104bbl油当量/d降至162×104bbl油当量/d,储量替代率由2007年的159%降至2011年的120%。对康菲公司的战略调整进行分析,有助于我国石油公司加强对海外经营和公司管理的认识。

一种基于双向带宽和最大的相位差计算方法

根据已确定的各绿波交叉口配时方案,以双向绿波带宽和最大化为目标,给出了一种相位差计算方法.以绿波起始交叉口为标准交叉口,依次计算下游交叉口相位差.当上游相邻绿波交叉口相位差确定后,计算当前交叉口的上下行调节量以及确定上下行最佳位置,其次由上下行最佳位置确定相位差并根据带宽约束和需求比更新相位差,最后根据具体需求优化相位差可减少车辆延误或停车次数.理论和算例分析表明:该算法不限制交叉口协调相位的放行方式,适用于含多周期交叉口且可满足各种带宽需求下的相位差计算,具有良好的通用性.

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及其结构变化

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关系到企业的治理能力和绩效,进而影响一国的经济发展质量乃至国际地位。本文从增加值视角重新阐述了全球价值链位置测度和结构分解方法,并改进了Chor et al.(2014)的企业位置测度方法,进而实证测算分析了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及其结构变化。研究发现:(1)2000—2014年中国整体上游度和生产复杂度显著提高,产业链向上游延伸。(2)一般贸易企业的综合进出口位置、出口上游度高于加工贸易企业,但进口下游度低于加工贸易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出口产品更多地用于中间投入品,离最终需求的距离相对较远,进口相对上游产品进行生产,而加工贸易一般进口相对下游的产品进行简单组装加工形成最终消费品再出口。(3)东部地区企业的综合进出口位置、出口上游度相对较低,偏向于最终消费品出口,而进口下游度较大,偏向于进口基本成型的中间品,体现了东部地区的加工组装特点。(4)相对于其他所有制类型企业,国有企业各类出口上游度相对较高但进口下游度相对较低,进而导致国有企业的综合进出口位置最高。此外,企业全要素生产、人均工资水平和资本密集度对企业出口上游度具有正向影响,而企业规模的影响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