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武》卒章论——以宋版《春秋经传集解》及王家嘴楚简为线索

《大武》乐章的篇数、篇目、篇序等问题,历来聚讼纷纭。如关于《武》在《大武》中的次序,大抵有首章说、次章说、卒章说三种观点。部分持首章说和次章说的学者认为今本《左传》所记楚子语“其卒章”有误,今本与宋版存在出入。然验之现存宋版《春秋经传集解》,朱熹刊定《诗集传》时,当时所流传的宋版《左传》所记楚子语确作“其卒章”。新出土的王家嘴楚简《诗经》亦进一步证明,《武》当是《大武》卒章。

说安大简《诗》中可能是“■”之字

文章认为安大简《诗·芣苢》末章末句“尃(薄)言”之后一字可能是“■”,读为训“收”的“卷”。简本“卷”与传本“襭”是两个近义的异文。

宋代宫廷藏书续考——专藏皇帝著作的殿阁

宋代皇宫内除了有专门的藏书处所与皇帝个人读书宴息的殿阁外,自真宗朝起,创设了为前朝去世的君主建置专门殿阁,收藏其御书、御制与诗文著作、书法手迹的制度,一直延续到南宋度宗朝。这是中国古代藏书史和档案收藏管理史上前所未有、后世亦无的独创。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宋代最高统治者重视文教,身体力行,加强自身读书学习,勤于撰作,在全社会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出现了君臣上下未尝顷刻不以文学为务,非前代之所及的局面,促进了宋代文化的繁荣发展。

宋代宫廷藏书考

皇室藏书是宋代官方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皇宫内,除有专门的藏书处所外,在皇帝处理朝政、公务的殿阁及日常生活休息的后苑,也贮有丰富的图书、书画,并有一套完善的管理机构与制度,极大地方便了皇帝及皇室成员对图书的阅读、利用,对提高其文化素养,实施重文政策,进而促进宋代社会文化的繁荣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新出史料看先秦“采诗观风”制度

出土简牍《孔子诗论》、《采风曲目》提供了重新审视"采诗观风"制度的新材料,提示这一制度在先秦时期确实存在。对民歌的采集和整理,是官方音乐机构的常规工作,尽管具体程式未必与汉代人描述的完全一样。所"采"所"观",首要的是乐曲,其次才是歌词。乐曲要经过加工,以符合雅乐规范和礼仪,但加工改造在原曲基础上进行,故而音乐的地方风格仍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留。经过贵族的简择和修改,歌词"知得失,自考正"的政治寓意也更加凸显,并在后来的儒家思想发展中得到强化。

“藏书楼”术语宋代文献记载考

"藏书楼"是中国图书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术语。该文通过对曹勋的《松隐文集》、刘学箕的《方是闲居士小稿》、陈耆卿的《赤城志》、李昂英的《文溪集》、真德秀的《铅山县修学记》和应节严的《扬州州学藏书楼记》等宋代文献中有关"藏书楼"一词记载的详细考证,得出"藏书楼"术语起源于南宋的结论。

《韩诗外传》解诗说

以往认为《韩诗外传》引经史、采杂说,不是解《诗》文献。经过仔细梳理分析,认为《外传》是汉初三家解诗文献中一种独特体例。作为一种讲疏体例,在引诗体例,说诗的对象与解说方式的关系,“外传”与“内传”“说”“故”的关系,及解诗的方法和角度等方面的内涵和特点。

上海博物馆楚简《采风曲目》与《诗经》学案

上博楚简《采风曲目》的出土,既说明我国先秦时期音乐发展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又说明我国先秦时期的音乐文学发展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尤其是宫廷音乐文学可谓蔚然成风。重要的是《采风曲目》的出土再次验证了周代采诗制度相当完善,"诗三百"诗乐一体以及南北音乐文学交融之成说,为《诗经》学案中的"采诗"说以及"诗入乐"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采风曲目》与《诗经》之关系有待我们进一步地挖掘与探讨。

宋明以来河南私家藏书考述

宋明以来,河南私人藏书家的藏书活动愈趋成熟,其于当地文化之传承与建构多有助益,然对河南私藏历史的考察,不当仅止于对河南籍私藏家进行标签式的罗列,其中更需厘清河南籍人与非河南籍人在河南的实际藏书事业,亦应区分河南人士在河南与在外地的藏书活动。文章针对河南私家藏书研究中的这一薄弱环节,从北宋宗室藏书群体活动所属地域的复杂性,宋明以来为官河南的外籍藏书家在河南的藏书事业,河南籍藏书家在外地的藏书活动三个角度进行考述,以明其与河南私藏事业发展的关系,为进一步探讨私藏对河南历史文化发展的影响,撰述真实确当的地域藏书史奠定基础。

论《诗经》范式对唐代别集义例的影响

杜甫《戏为六绝句》"别裁伪体亲风雅"之句逗露出了唐诗绍续《诗经》的意识。从载籍史料来看,《诗经》对唐诗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内在精神上,中唐以后部分文士的诗文集义例实际也自觉规仿《诗经》。《诗经》别称"诗三百",而中晚唐人编订的诗文集以及用于行卷的小集之篇目也往往以三百篇为限。此外,唐人集名如《唐风集》仿十五国风、唐诗诗题摘取全诗首二字、诗集中雅诗独立分卷、联章及篇题小序模仿《毛诗序》的文本结构,从中皆能看到《诗经》范式在唐人别集义例中的影响。

《四库全书总目》中的《诗经》批评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诗类”与“诗类存目”共收《诗经》研究著作 1 47部 ,对于从两汉至清乾隆时期《诗经》研究的特征进行了总结 ,尤其对宋、明两代的研究进行了批评。在批评思想上 ,《总目》坚持汉学正统观念 ,坚持“发乎情 ,止乎礼义”的批评原则 ,反对明代竟陵派诗学理论对《诗经》研究的影响 ,推崇以意逆志的批评方法。

从《四库全书总目》看清初《诗经》研究之状况——兼谈《总目》治《诗》思想对清中后期《诗经》研究的影响

《四库全书总目》每类皆为之序,每书皆著之提要,剖析条流,辨章学术,以精锐的眼光把握了中国学术的发展演变,其精神不可避免地对清代中后期的学术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考察其中的《诗》类部分,既能理清清初百余年《诗经》研究的发展脉络,又能捕捉到其《诗经》研究思想对清中后期《诗经》研究产生的影响。

南宋《扬州州学藏书楼记》解读

以相关史料记载为依据,对《扬州州学藏书楼记》进行了详细解读,着重分析了文章中所涉及的有关人物及其与扬州州学藏书楼之间的关系,考察了扬州州学藏书楼修建的原因、结局与战后的重建,探讨了该文撰写的缘由及其流传情况。认为"藏书楼"一词并非近代术语,早在南宋就已出现。图1。参考文献18。

清代普及类医著写作特点探析

清代普及类医著是中医药类书籍之大宗,可划分为歌诀类、辞赋类、图注类、其他类四种。歌诀类书籍有简便易明、返璞归真、互相渗透的特点;辞赋类博采众长,观之遂解,便于指导临证,词句韵律严格、灵动独特;图注类面面俱到,直观生动又韵味深长;其他类包含广泛,形式多样,或规律整齐、浅显易懂,或内容繁多、细腻创新,或抽丝剥茧、引人入胜。

百年《诗经》研究献疑

胡适等近代学者勇于打破传统的禁锢,为近百年来的《诗经》研究做出许多了开创性贡献,其影响至今犹存。自新文化运动到现在,人们对相关《诗经》的基本问题也达成一些共识:如《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皆为"乐歌"、《诗经》分"风""雅""颂"三类等。然而相关《诗经》这些基本问题,或者还需要我们重新面对和思考,有些学术共识也可能存在严重的误解。今人理解《诗经》当然离不开前人的启发和引导,但我们也可能不自觉地被一些前人所误导,这些"前人"既包括汉唐人或宋元人、明清人,也包括胡适之、顾颉刚等近代人。只有不断拨开重重迷障,才能不断接近历史真相,《诗经》真相的研究可能永远是在路上。

清儒三家《诗》辑佚成就述略

清代三家《诗》辑佚工作分为三期:范家相《三家诗拾遗》、陈氏父子《三家诗遗说考》分别代表了清初及中叶的研究成果,清末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则为历来搜集、研究三家《诗》的集大成之作。研究这三家的辑轶工作应尽可能联系当时的学术背景,考论诸家著述的成因、得失和承传关系,为清代三家《诗》集佚史理清脉络,并为后世的研究提供参考。

海源阁藏书楼形成因素探析

藏书达二十多万卷的海源阁藏书楼是我国清末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对我国历史文化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从京杭运河兴盛的润育、杨家几代人执着的藏书嗜好、收藏过程中的历史机遇和对藏书的精心管护等几个方面,全面分析了海源阁藏书形成的多种因素,揭示了杨氏几代人搜集、保管、整理藏书的心态和辛苦,展示了海源阁藏书由于社会动乱而聚而散的史实。

唐传奇和宋元话本中女性形象的差异性研究

唐传奇和宋元话本中塑造了一批形象丰满、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但唐传奇和宋元话本的女性形象有着整体性的差异。本文试从唐传奇和宋元话本中女性交往对象的身份地位、在爱情中不同的地位、追求倾向以及遭到抛弃背叛后不同的态度这四个方面分析其差异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宋代道教传奇刍议

宋代道教兴盛,关涉道教的传奇数量众多,描写逼真,简洁生动。这些传奇或直接宣讲道教经义和思想,或记述道士们祛妖降魔、预知吉凶、使物治病的事迹,展示道法功能的神异,还有一些是自传性作品,但也不乏对道士负面行为的秉笔直书。这与传奇作者直笔无隐、崇实尚理的创作心态直接相关。

宋代私家藏书的管理与利用

宋代私人藏书家的图书事业 ,主要表现在藏书的来源、藏书的整理和编纂、藏书的流通和利用等方面 ,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