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及其预防与惩治

在学理上,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是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相对应的概念,但与作为传统职务犯罪的后者相比它与公共权力的关联度不大,又是我国刑法学上较晚出现的类罪,因此以往人们对其有所忽视。然而,这类犯罪在经济经营领域的危害极大,且常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腐败密切相关。文章阐述了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构成特征,通过对其犯罪危害性的实证分析,强调应重视防范,并提出了具体的防范和惩治措施。

非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共犯若干问题的探讨

非国家工作人员可否构成受贿罪共犯?可否构成共同实行犯?我国刑法缺乏明确规定,学界观点不一。根据我国刑法现行规定以及身份犯和共同犯罪的基本理论,认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构成受贿罪的共犯及共同实行犯,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

贪污贿赂知情不报行为的犯罪化

在近代责任自负的法律理念影响下,我国抛弃了对知情不报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传统。现有的反贪污贿赂机制的缺陷使反贪污贿赂工作耗费巨大却收效甚微。在借鉴古代及域外对知情不报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前提下,提出对国家工作人员知晓他人贪污贿赂行为而不报的行为追究法律责任,以期进一步完善我国职务犯罪立法,进而为惩治贪污受贿犯罪有所裨益。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犯罪主体之界定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新增的一种犯罪,刑法学界对其构成要件中的犯罪主体,诸如近亲属、关系密切的人和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都存在争议,鉴于此,有必要根据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对其进一步界定。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主体的实质解释

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关系密切的人"是指实际上影响并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人,不是指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的实际关系"密切"。"关系密切的人"与受贿罪共犯中的"特定关系人"适用的场合不同,抽象地比较两者之间的关系没有意义。国家工作人员也可成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

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罪与罚问题探究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发生在商品流通和服务行业等的商业贿赂行为非但未得切实有效根治,反其触角逐步伸入社会许多行业和领域,情势严峻、危害严重!为此,"两高院"先后公布、印发《罪名补充规定(三)》及《适用法律问题意见》,以"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替代原来"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工作人员贿赂犯罪",并就当前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提出意见。然而,此举仅是有关罪名改变和部分法律适用,尚未完全彻底有效解决问题。为完善刑事立法,统一罪名应用,规范执法行为,还需进行法条内容调整与犯罪要件修正、入罪门槛降低与法定刑度提高、刑罚幅度协调与刑种机制完善及借鉴英美法系信义义务理论,打造刑民法律之间制度接口,构建我国商业贿赂犯罪体系,健全惩防职(业)务犯罪长效机制,开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局面。

重大旅游商业贿赂行为犯罪化的刑事考量

重大旅游商业贿赂行为从文理的解释考察符合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依照法律应受刑罚处罚性的基本特征,从伦理的解释考究也符合法益侵犯性和非难可能性的犯罪特性,应当按照犯罪予以制裁而不再按行政处罚来惩戒,更符合旅游法治化精神;同时重大旅游商业贿赂行为符合刑法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特征,将其予以犯罪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是遏制零负团费问题的必要手段,是实现旅游刑法建设的有效途径之一,是旅游法治化的必然要求;重大旅游商业贿赂行为入罪应当关注对向犯、共犯问题和考虑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应用。

论非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定罪数额标准的重大修改——新《立案追诉标准(二)》评析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22年4月29日联合发布的新《立案追诉标准(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立案追诉标准作出了重大修改,即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罪的定罪数额采用了相同的标准。立案标准就是定罪标准,立案标准的下调是对“两高”《解释》所规定的过高定罪标准的纠偏,有利于体现立法精神,有助于实现平等保护原则和刑法结构的合理化。新《立案追诉标准(二)》只能适用于《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之后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行为,对于2021年3月1日之前实施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不具有溯及力。对于根据1997年《刑法》构成犯罪,但“两高”《解释》已不认为是犯罪的案件,新《立案追诉标准(二)》实施后不能再追诉。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若干疑难问题的司法认定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集中滋生于商业交易与经济往来环节,行为主体非法利用职务便利是一个复杂的、运动过程。应当结合非国家工作人员收取财物的主观内容与客观基础判断受贿性质。应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与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法条关系的角度进行联动分析,将受贿且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认定为两罪,实行数罪并罚。

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问题研究

为适应打击复杂多变的腐败犯罪的客观需要,切实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确立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九》)增加了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该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以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等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的行为,侵犯的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公正性和公众对职务行为公正性的信赖。认定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应当注意从相互之间的关系、社会地位、社会价值、社会公众对物品价值的一般观念等为标准来区分行贿犯罪与馈赠的界限,从是否具有利益要求等区分行贿犯罪与感情投资的界限。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与行贿罪的界限主要在于犯罪对象不同,二者形成的对向性犯罪不同。

新罪名司法解释中“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评析

我国《刑法》新罪名司法解释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罪名存在不符合构成要件、不当扩大犯罪主体外延、没有体现犯罪本质和与刑法罪名体系不协调的问题,值得商榷。我国《刑法》应当建立公务受贿罪、业务受贿罪和商业受贿罪的贿赂犯罪体系,并且重定贿赂犯罪的罪名,分别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和商业受贿罪。

增设操纵体育比赛罪的质疑

面对体育比赛过程中频繁出现的黑哨、假球、赌球等操纵比赛的行为,有观点认为传统贿赂犯罪和赌博罪不足以完全评价操纵行为,建议增设操纵体育比赛罪。但从刑法教义学视角来看,无论是黑哨还是假球都不具有外在举止性且无法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刑事证据证明标准,“操纵”行为不具有明确性。行为的不明确导致了无法采取例示法对操纵行为进行类型性表达。纯粹操纵型、贿赂操纵型和赌博操纵型三类操纵比赛行为中可以被刑法评价的仅剩贿赂行为和赌博行为。因此,增设操纵体育比赛罪不符合刑事立法增设新罪所要求的明确性、类型性和必要性原则,适用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赌博罪规制即可。

浅析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受贿罪的基本特征之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可分为利用本人职务上的便利和利用他人职务上的便利;利用现在职务上的便利、利用过去职务上的便利和利用将来职务上的便利。具体认定时应严格把握法律标准。

混合主体共同受贿犯罪相关问题探索

文章对于共同受贿行为的基本特征进行概述,在分析各种学说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主张,研究共同受贿行为中的混合主体,即非国家工作人员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问题,以期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参与受贿案件的处理提供抛砖引玉之见,从而更好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浅析受贿罪共同犯罪的认定

权力滥用,滋生了贪腐犯罪。共同受贿是受贿罪的一种主要形式。无论是国家、非国家工作人员,还是第三方行为均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贿赂行为,危害结果不可小觑,并且在司法实务中受贿共犯与介绍贿赂罪的认定具有一定的重合,对此有必要加以辩证分析。另外,就受贿罪而言,其共犯人应当就其共同受贿数额这一部分担负刑事责任,秉承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则处理案件。

村基层组织人员贪污贿赂罪主体研究——基于规范刑法学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解释,规定了村基层组织人员拟制为国家工作人员,进而将其作为构成贪污贿赂罪的要件,但却没有明确村基层组织人员的具体范围。从“村基层组织”和“人员”两个概念入手,作为贪污贿赂罪主体的村基层组织人员应当是指在农村基层组织、村民委员会、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下属委员会中具有一定职务,履行管理职能的人员以及大学生村官。

略论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刑事法制之完善

"两高院"、公安部先后公布、发布、印发《罪名补充规定(三)》、《适用法律问题意见》及《立案追诉标准规定(二)》等,以"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替代原来"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工作人员贿赂犯罪",明确规定了此类案件立案追诉数额。然而,此举仅是有关罪名改变、部分法律适用以及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尚未彻底、有效地解决问题。为完善刑事立法,规范执法行为,还需进行法条内容调整与犯罪要件修正、入罪门槛降低与法定刑度提高、刑罚幅度协调与刑种机制完善以及借鉴英美法系信义义务理论,打造刑民法律之间制度接口,从而构建我国打击商业贿赂犯罪体系,健全惩防职务犯罪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