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体育仲裁院(CAS)庭审证据规则

仲裁是否也必须遵循严格的证据规则,或者是否必须适用和尊重诉讼证据规则,仲裁理论、立法和实践并未作出明确的回答。国际体育仲裁院作为体育世界的最高法庭,其仲裁规则和庭审实践所展现出来的相对完整和稳定的证据规则成为国际体育仲裁立法和实践的最高尺度。国际体育仲裁院庭审证据规则可概括为:举证重心倒置下的共同举证规则、交叉质询下的查证规则、仲裁庭自由裁量主导下的采证规则。

知识产权侵权赔偿数额“自由裁量”规则实证研究

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数额"自由裁量"规则不同于我国现有法定的四种损害赔偿计算方式,在司法实践中属于"缺乏合法性之客观存在",其有别于"法定赔偿"的羁束属性,具有基于证据自由裁量之特点。德国和日本有关损害数额的认定制度为我国知识产权侵权赔偿数额"自由裁量"规则的构建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架构参照,通过对该种制度的比较研究,可以为我国知识产权侵权赔偿数额"自由裁量"规则找寻改革进路。

证明责任自由裁量权研究

在民事诉讼中,如果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法官要根据证明责任规则处理案件。在我国,法官拥有证明责任自由裁量权,当依据法律与司法解释无法确定证明责任分配时,法官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这项权力存在很大问题,公平不宜作为证明责任的分配依据,会削弱司法的独立性。同时,这项权力的规定不符合立法法的宗旨,也不存在适用的现实性。

再论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转移

古罗马法以来,证明责任被称为民事诉讼理论的脊梁。客观证明责任强调案件真伪不明时的败诉风险,在审理过程中始终固定于一方当事人。负担客观证明责任的当事人由此需率先举证,从而为主观证明责任的转移确立了逻辑起点。此后,当事人各方的证据数量交替上升、证明力此消彼长,法官心证亦随之在"为真"、"为假"、"真伪不明"间波动,案件事实基于证明责任的反复转移得以逐步明晰,证明责任的转移机制得以完整。

浅议精神损害赔偿举证责任制度的完善

作者分析了精神损害赔偿举证责任问题的现状,认为精神损害赔偿案件的受害者在事实上存在着举证困难的问题,如果局限于传统的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原则,作为受害方可能无法进行有效的举证。因此,应当对精神损害赔偿举证责任问题作出特别规定,以切实维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为了提高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中的司法裁判的统一性,有效的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精神损害赔偿案件中,应该从三个方面完善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举证责任制度:首先,慎重对待精神损害赔偿案件中的事实推定;其次,细化精神损害赔偿案件中的举证责任;第三,确立精神损害标准化的制度。

略论举证责任分配的司法裁量

我国已经以民事司法解释的形式确定了举证责任分配的司法裁量制度,这个制度对于及时有效地弥补单一通过制定法进行举证责任分配的缺陷,确保法院及时审判案件和充分实现个案的妥当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应当在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无明确规定和规定的适用将会导致不合理的分配结果两种情形下适用,应当由各级法院依据一定的准则进行,并且应当遵守严格的程序规范。

举证责任分配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以大规模侵权案件为视角

司法实践中,对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7条关于举证责任的裁量争议很大,近年来发生的很多案件由于涉及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之间的衡量,而使得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分配举证责任的过程中,遇到很大的障碍。"依据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的举证能力"的概括性规定如何具体运用在个案中,是值得探讨的。本文从大规模侵权案件入手,通过几个具体的案例,分析了法官自由裁量权在举证责任分配中的范围,并对大规模侵权案件的举证责任的裁量问题提出了建议。

证明责任的程序法理

最高法院新《证据规定》没有如很多人期待的那样,对不同类型民事诉讼案件具体证明责任分配规则进行明细化规定。表面上"消失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实则隐含了深刻的程序法理。证明责任的形式依据与实质原则具有一致性。证明责任的形式论与实质论对峙,源于缺乏程序思维。程序视角下,证明责任无论在价值目标还是规范意义上,都是典型的程序规则。把证明责任当作解决证明难问题的工具是对其制度价值的误解。证明责任的实质性依据并非实体法的立法目的,而是程序公平原则。正确适用实体法本身不足以保证公平分配证明责任。实践证明,证明责任法定化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立足程序"制约权力(利)—沟通合意"的价值机理,运用程序思维与程序方法,是实现证明责任形式与实质整合可能的路径。应当承认法官在证明责任分配上的自由裁量权,并通过程序限制其恣意。

精神病辩护在美国刑事司法中的应用

在美国,被告人提起精神病辩护需要履行必要的告知义务,并承担最初的举证责任,但对于说服责任的承担美国联邦及各州做法不一。因专家证言在本质上是一种意见证据,所以该证言应仅限于事实问题,与此相关的法律问题须留给陪审团判断。为了限制专家证言给陪审团带来的混乱,一些学者主张把精神病辩护案件分阶段审理。目前,美国几乎所有的州都将因精神病而被判无罪的被告人关进了精神病院或其他精神病治疗机构。但对于精神已健全,对自己或他人没有危险性的被告人,各州往往无条件或附条件释放。

论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以真实案例为样本

我国民事诉讼中以"谁主张,谁举证"为一般规则,以此奠定了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制度。基于公平原则,又设置了举证责任倒置和司法裁量的规定。举证责任倒置是针对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而言,是法律规定的倒置。司法裁量权是举证责任规定的有力补充,但常被滥用,限制人身自由权的民事案件应明确规定属于举证责任倒置范围内。

论医疗侵权诉讼证明责任分配

医疗侵权证明责任分配,面临着立法分配上的左右摇摆、理论上分歧突出、实践中分配两难等诸多困境。从诉讼主体结构、程序与实体价值等理论角度以及社会因素等方面考量,应当由患者一方承担证明责任。这样既符合证明责任一般的分配原则,在遵循现行立法的基础上,又能够恰当衡量诉讼主体利益,实现诉讼程序与实体的双重价值,达到良好的社会与司法效果。

我国民事案件证明责任分配规则解读

我国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一词与举证责任相当,具有主观证明责任与客观证明责任双重含义。证明责任制度的核心问题是证明责任分配。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至第七条规定了我国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3项分配原则。对相关规则只有正确理解才能正确适用,公平、公正地处理民事案件。

无罪推定原则的内涵分析

无罪推定原则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和刑事诉讼法原则,已经被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所采用。它旨在确立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诉讼主体的法律地位,并给予其相应的程序保障,充分体现了公平正义、尊重人权的进步理念,是人类法制史上的重大进步,对于实现刑事诉讼实体公正和程序正义、保障受刑事追诉者人权,实现诉讼民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的确立标志着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程序活动民主化和文明化的价值取向。

劳动案件举证责任制度的缺陷及对策

劳动争议案件中,一般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特殊情况下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很多情况下根本无法证明主张的事实,人民法院常以举证不能为由判决劳动者败诉。因而如何公平合理地分配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实现举证责任制度应有的价值,是当今应当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非法占有目的之刑事诉讼证明与死刑慎用

非法占有目的是一种主观要素,是诉讼证明的对象。其证明方式主要有间接证据证明和刑事推定。无论何种证明方法,都应由控方承担证明责任。但间接证据证明应坚持"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刑事推定应坚持高度盖然性标准。非法占有目的是决定死刑裁量的关键性定罪事实之一,即使存在非法占有目的也不宜适用死刑,从限制和减少死刑的立场出发,一般最终不宜考虑死刑。

论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

民事庭审方式的改革 ,强化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举证责任不同于证明责任。充分认识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存在的联系与区别 ,对于提高民事诉讼的效率 ,推进庭审改革无疑有很大的帮助。

试论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

民事庭审方式的改革,强化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举证责任不同于证明责任。充分认识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的联系与区别,对于提高民事诉讼的效率,推进庭审改革无疑有很大的帮助。

我国产品责任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的完善

证明责任的分配决定了诉讼的成败,由于我国目前产品责任法还不完善,在产品责任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的规定还很落后,导致处于弱势群体的消费者利益得不到有效地保护。文章分别从理论上、立法上和司法上三个方面就产品责任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的完善提出了建议。

浅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论述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入罪的进步意义;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他罪的界限;并提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立法完善建议。

论经营判断规则在我国的引入及相关问题——以德国的立法和实践经验为参考

完善企业管理者问责机制,关键在于为判断决策行为是否符合勤勉要求确立可操作的细则。经营判断规则最大的意义正在于,其从尊重公司管理者的经营决策出发,提出了认定勤勉义务的标准。然而,经营判断规则能否实现这一功能,而不会沦为对企业管理者不当的责任优待,取决于该规则要件的具体设计。本文将我国有关勤勉义务和经营判断规则的学说讨论与德国公司法中的谨慎义务和经营判断规则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着重讨论我国引入经营判断规则适宜采取的规则模式以及在我国公司中运用经营判断规则的几个重要问题,包括可主张经营判断规则的人员范围和经营判断规则的规则层面及公司管理者责任案件中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