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表见证明的性质定位及其构造

如何认定事实并适用法律,是诉讼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从强化法官心证、缓解当事人证明负担以及保障当事人双方武器平等等因素考量,表见证明作为一种特殊的事实认定方式,在审判实践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对于如何界定表见证明,理论研究与判例在经历了长时间的争论后依然莫衷一是,导致我国《民事诉讼法》在考虑是否引进该制度时显得顾虑重重。文章认为,为使表见证明发挥应有的功能价值,应当在明晰其性质的基础上,通过域外相关理论的借鉴,分析和梳理其基本构造,从而对我国民事立法提供有效经验。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特性与适用

证明标准是用以衡量通过证据和事实实现心证的程度,或曰用以认定待证事实的证明尺度。由于证明标准表述具有模糊性以及使用证明标准进行事实判断是法官自由心证的结果,所以证明标准具有主观性。证明标准既是认定待证事实存在与否的标准、尺度,也是行为意义上举证证明责任转移与否的标准、尺度。

论事案解明义务的规制模式与路径展开

我国的事案解明义务呈现出程序规范上的分散性、实体规范上的个别性、理论解释的分歧性,严重影响到事案解明的模式转型、实体与程序的路径选择、程序内容的合理展开。事案解明义务比主观证明责任动态配置论、初步证明责任论更具解释力的整合优势,能够充分解释本证标准的降低、反证动机的产生、消极后果的认定,有必要从隐性法理迈向明文规范。实体法初成的赋权型与义务型规范远未形成健全周延的体系,而诉讼法上事案解明义务具有填补救济范围和简化实现方式的功能,应当由请求权的分散建构转向程序聚焦模式。事案解明的构成要件包括申请与抗辩要件,法律效果更适宜采用推定真实说而非自由心证说,效果性评价规范更利于限定义务的边界。

民间借贷纠纷要件事实证明责任论

《民间借贷规定》第16、17条规定的证明责任分配与《民诉法解释》第90条的规定相左,混淆了主观证明责任与客观证明责任、抗辩与否认、本证与反证,证明责任分配不当。应在要件事实证明责任论框架下,厘清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和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的民间借贷诉讼中存在的事实认定问题,明确原告对借贷关系的证明责任,以发挥民法作为行为规范的指导作用,提高原告保留证据的自我责任意识。另外,借贷关系的事实认定往往需要借助鉴定,而仅依据证明责任分配并不能明晰债权凭证申请鉴定的责任,应结合证明标准和法官心证程度,根据主观证明责任的转移来确定由谁申请鉴定。

我国当事人陈述制度之检讨与重构——兼评民诉法《修改建议稿(第三稿)及立法理由》第十七章

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当事人本人陈述具有阐明案情和证明事实的功能。我国当事人陈述制度根植于客观真实证明标准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缺失阐明案情的功能并且证明事实的功能极弱。随着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转换,重构当事人陈述制度势在必行。《第三稿》第十七章以价值分析方法构建的当事人陈述制度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缺陷。重构当事人陈述制度必须采取功能分析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建立听取当事人本人意见制度和当事人本人证言制度。

证明责任视角下的抗辩与否认界别

抗辩与否认的根本差异在于对请求原因事实的攻击路径:抗辩排斥请求原因事实发生的法律效果,承认请求原因事实的客观存在;否认直接排斥请求原因事实本身。在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层面,以上本质差异填补了"抗辩者承担证明责任,否认者不承担"的论证缺口。进而可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中的"被告辩称"的性质是积极否认,被告不对该事实主张负担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在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层面,结合规范意旨以及民间借贷案件事实认定具有相当难度的客观现实,应遵从被告举证在先、原告举证在后的顺位,施以被告事案解明义务,以促进确定争点、发现事实、克服真伪不明。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一方对待证事实进行证明所要达到的真实程度,它有客观层面和主观层面之分。与英美法中的"排除合理怀疑"和大陆法中的"内心确信无疑"不同,中国法确立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我国刑事诉讼法近年来对这一证明标准作出了较为精细的解释,并将英美法中的"排除合理怀疑"引入到这一证明标准中来。对普通案件以及死刑案件中所要适用的证明标准作出适当的解读,是证据法学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

论消极事实的证明规则

积极事实和消极事实都是客观事实。积极事实是一个包含事实构成要素的集合,在四维时空坐标中对应的是一个确切的点;而消极事实是一个不包含任何元素的空集,是任何一个积极事实的补集。每一积极事实都对应着无数消极事实。消极事实不能直接证明,而只能通过一个积极事实得到间接地证明。消极事实的证明是诉讼证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诉讼当事人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途径。

事实推定与证明责任——从“彭宇案”切入

适用证明责任裁判案件是法官面对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的普遍性选择,适用事实推定追求案件事实是法官避免适用证明责任裁判案件的能动性努力;事实推定适用的条件是适用事实推定抑或适用证明责任裁判案件的界限;适用事实推定后,诉讼前分配好的证明责任不会发生转移,但提供证据责任将发生转移。

再论环境侵权行为的举证责任

环境侵权行为区别于一般侵权行为的特点,使环境受害人受损的权益按照传统举证责任制度将因取证困难而难以获得有效救济。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合理分配环境侵权案件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出发,探讨环境侵权行为"事实自证原则"和"因果关系推定规则",分析环境侵权行为举证责任倒置体现的公平正义价值。

不负举证责任当事人的事案解明义务初探

事案解明义务,是指在民事诉讼中,不负举证责任一方当事人对于事实厘清负有对于相关有利及不利事实之陈述或说明义务,及为厘清事实而提出的相关证据资料或忍受勘验的义务。它具有修正传统辩论主义、削弱证明责任在裁判案件中的作用和实现当事人程序上平等之功能。事案解明义务的适用应采例外化的观点,界定其适用条件和适用对象。若违反该义务,拟制对方当事人所提出的主张或依据该证据证明的事实为真实。我国应研究立法上引入事案解明义务。

我国行政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分配问题探讨

对于行政公益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学界有不同的观点,《行政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也未专门规定。通过对普通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的分析,发现普通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仅是表象,其在本质上仍遵循"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学理上来看,行政公益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也不例外。据此,行政公益诉讼起诉人应对诉讼主张直接产生的待证事实,以及诉前检察建议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被告主张其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检察建议具有合法性,则该主张的举证责任由被告承担。

涉案财物认定证明标准的确立路径及校验

我国刑事诉讼普通程序涉案财物认定的证明标准不明,是涉案财物处置不规范的症结之一,证明标准应当尽早确立。证明标准的确立不能偏离证明过程本身,涉案财物认定的待证事实或与定罪量刑事实无法割裂,涉案财物认定亦应适用与定罪量刑同一的"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涉案财物认定举证责任只由公诉机关担负,适用优势证明标准不会带来诉讼资源的节约,相反存在动摇刑事诉讼严格证明根基的风险。

正当防卫的证明难题及其破解——激活正当防卫制度适用的程序向度

正当防卫之司法冷遇,在一系列典型案例的影响下似乎逐步走向缓解,为了避免激活正当防卫制度适用成为“昙花一现”的实践风潮,需要在正当防卫理论上实现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积极对话。近期认定正当防卫的典型案例中,控方均主动承担了正当防卫的证明责任,就我国刑事诉讼的实际样态而言,这的确是更加合理的选择。囿于犯罪论体系的先天不足、主观性事实的证明难度以及对书面证言的依赖,正当防卫之证明绝非易事,需要探索足以长期、有效助力于激活正当防卫制度适用的证明模式。有效兼顾经验法则与证据规则、指引实体要件之程序推进的“整体主义”证明模式即是可能之选择,在正当防卫的证明过程中,需要注重经验法则与“概括”的合理运用,形成“环环相扣”的证明而非强求“印证”,并容纳产生合理怀疑的多元化形式。

论不负举证责任一方当事人的事案解明义务

事案解明义务是当事人在诉讼中负有的对案件事实进行陈述、提出证据材料及忍受勘验等义务,其在弥补证明责任分配法则的弊端、解决当事人诉讼武器不平等、促进诉讼以及协助法官发现案件事实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辩论主义的限制和修正,事案解明义务在我国已初步确立,但尚欠缺可供其良性开展的逻辑前提和规则体系。确立约束性辩论主义,构建事案解明义务规则体系,完善相关配套制度,从而发挥其实效性,殊为必要。

证明责任分配与要件事实理论——兼议我国传统民法规范的转换

要件事实理论为民事实体法与民事程序法搭建了一条沟通的桥,从证明责任分配的立场来解读传统民法制定规范的局限性,重新反省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相互关系,以要件事实理论为基点,用条文的载体形式将作为行为规范的民法转换为真正的裁判规范的民法。在当前我国民事司法改革的背景下,试图为民法典的订立提供有所助益的规范转换径路。

公诉案件举证责任分配的误区与对策——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之评析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首次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我国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就公诉案件而言,如果片面地将该条文理解为人民检察院承担所有案件事实的举证责任将陷入认识误区。应该从举证责任性质以及待证事实分类两个方面去重新解读新刑诉法第四十九条的规范内容,并借助于适当配套机制去缓解实践中因举证责任分配所带来的证明困境。

侵权法上动物致害责任之证明责任分配——以要件事实论为方法

在实体法规范的表达未合理考虑证明责任分配的背景下,借鉴日本法上的要件事实论成为一种合适的选择。将该学说应用于我国侵权法上的动物致害责任的分析,通过重新解读法条之间的意义脉络,不仅可以避免规范说在解释方法上的缺陷所带来的不当分配的后果,而且也可以发现和反思法律规范在立法技术上所存在的不足。

新证据规则下法官查明事实职权活动研究

长期以来,我们的民事诉讼理论强调"当事人主义",希冀通过法律来约束法官自由裁量权,对法官职权活动设置了过多的约束,以至于"程序自缚"演变为"法官自缚",造成诉讼中法官职权的失位。2019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总结了过去诉讼实践中法官履职不规范和当事人诉讼不诚信的现象,进一步调适了审判主体和诉讼当事人在举证、查证和认定证据方面的职能分工,在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之间进行了重新调适。一方面强化当事人诉讼诚信义务,另一方面加强法院诉讼指挥权的行使。我国诉讼法学界很少将法官查明事实的职权活动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相关的理论较为薄弱。完善法官查明事实职权活动的理论构建,既是因应新证据规则相关制度修改的需求,也是解决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官裁量权失位与失范的正确路径。

量刑事实证明问题研究

2012年《刑事诉讼法》将量刑事实和量刑证据纳入法庭审理程序,量刑事实的证明成为量刑程序的核心问题,确立量刑事实的证明规则才能适应量刑程序改革的需要。量刑证据的可采性规则与定罪证据有所不同,具有盖然性的关联性的材料即可成为量刑证据。对量刑事实中的非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应进行严格证明,而非犯罪事实则适用自由证明法则。非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的举证责任由控方承担,并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非犯罪事实由主张者承担举证责任,只需达到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