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如何影响城市碳排放量?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是中国实现低碳发展的一项重要政策,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抓手,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提供了实践经验。本文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5—2019年中国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碳排放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降低了城市碳排放量,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回归结果依然成立;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具有明显的地区异质性和资源禀赋异质性,其对城市碳排放量的影响在东部地区和非资源型城市更明显;低碳城市试点政策通过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和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降低城市碳排放量。因此,应进一步优化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因地制宜地完善各地区的低碳发展模式,通过发展数字经济更好地实现碳减排效果,构建区域间减碳协作机制,从而为在全国范围内推进低碳城市建设提供经验支持。

中国“减缓气候变化”研究进展——中国《第四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第三部分》解读

2022年10月,中国发布了《第四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其中减缓气候变化部分首先阐述了国际气候治理新机制给中国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中国现阶段碳减排成效以及经济转型对碳减排的影响,然后对能源部门碳减排、能源需求部门(工业、建筑、交通)碳减排、碳汇和非二氧化碳减排、CCUS和地球工程进行了评估,最后分析了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路径和2060年碳中和目标愿景。这些评估分析结论为中国更好地开展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撑。

中国城市碳达峰路径及其驱动因素的结构分解

碳达峰和碳中和是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的重要一环,是实现中国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该研究首先基于校准的夜间灯光数据,运用从上至下估算方法对中国26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碳排放量进行反演模拟测算;然后,综合运用高斯回归、支持向量机、梯度提升等机器学习算法,科学预测各个城市的碳达峰路径;最后,运用拓展的广义迪氏指数方法对2000—2030年地级及以上城市碳排放演变的驱动因素进行分解,结果显示:①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呈持续增长态势,各城市增速不同且差异较大,形成“发达城市高排量,欠发达城市低排量”的态势。②267个样本城市中,仅有苏州市、贵阳市等6个城市可以提前达峰或按期达峰,比重仅占2%;上海市、广州市、杭州市等252个城市将在2031—2034年达峰;北京市、珠海市等9个城市将长时期延期达峰。③运用拓展的广义迪氏指数进行结构分解后发现,能源消费规模、产出规模、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等因素对各城市碳排放基本保持促增作用,而产出碳强度、投资碳强度等则基本保持促降作用。优化绿色低碳发展区域布局,推动低碳产业集群建设,兼顾城市“稳发展”与“促减排”是“双碳”目标有序推进的重要保障。

“双碳”目标下黄河流域城市碳排放配额两阶段分配模型

黄河流域是中国实现碳减排目标的关键战略区域。在2030年碳减排目标要求下科学制定黄河流域城市碳排放配额方案,明晰沿黄地区碳排放限额的目标与责任,是黄河流域顺利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所在。现有研究多要求减排地区缩减碳排放额,忽视了黄河流域在碳达峰目标节点前仍有碳排放新增需求,“激进式”降碳会对沿黄地区的经济安全造成隐患。该研究以2030年碳减排目标任务下的黄河流域碳排放总量为控制目标,基于既保障地区公平发展又促进全局效率优化的视角,以“基础配额+新增配额”的分配思路,构建黄河流域沿线城市碳排放配额两阶段分配模型。第一阶段:根据碳排放现状基数确定基础配额;并综合考虑地区减排能力、潜力、责任以及发展需求方面的差异特征,运用熵权-TOPSIS方法分配碳排放可增长空间,预留新增配额以保障减排地区安全运行发展。第二阶段:为确保配额方案的分配效率,构建前沿技术异质性分组的零和博弈-DDF模型,在控制减排幅度、预留新增配额的同时,获得效率优化分配方案。研究发现:(1)面对2030年减排任务目标,沿黄地区仍有碳排放新增的需求与权利;同时为避免碳排放盲目冲高峰,各地区应承担“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其中高能耗高排放地区承担的减排压力相对较大。(2)碳排放低效地区通过碳减排提升效率时,应把握降碳的幅度力度,确保减排方案有序执行。(3)黄河流域上中下游碳排放配额分配具有空间差异性。上游地区生态保护责任繁重,应承担较高的限额责任;中下游考虑到地区经济发展需求和能源结构短期调整困难,应分配相对较高的碳排放配额确保其平稳转型。

“双碳”目标下辽宁省农业低碳发展对策研究

在国家“双碳”目标背景下,农业绿色低碳正处于新发展阶段,是实施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领域之一,对进一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辽宁省农业低碳发展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了当前辽宁省农业生态环境整体现状、种植业碳排放现状、政府低碳政策等,并对辽宁省农业绿色低碳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剖析,其中技术储备不足、农业低碳发展制度体系不健全、小农户难以独立承担碳减排的责任、绿色低碳农业金融服务不完善等问题制约了农业低碳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强科技创新与推广应用、健全农业低碳发展相关制度体系、加强服务主体作用以及完善绿色低碳农业金融服务制度等措施的建议。本研究可为辽宁省及其它地区农业绿色低碳行动方案及农业减碳政策提供借鉴。

CO_(2)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及CO_(2)管道研究现状与发展

CO_(2)捕集、利用与封存(CO_(2)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 CCUS)技术是减少碳排放的有效手段之一,是实现中国“双碳”目标的重要技术保障,其中CO_(2)管道输送是最重要的一环。从CCUS技术和CO_(2)管道设计两个维度综述了国内外CO_(2)捕集、CO_(2)运输、CO_(2)封存和CO_(2)利用的研究进展,针对运输过程,着重从工艺设计、杂质、含水量、止裂控制和风险评估等方面梳理了CO_(2)管道设计的研究成果。中国目前正在大力推进CCUS技术,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和中国海洋石油等机构分别成立了相关的研究机构,聚焦CCUS发展的各个环节。虽然中国尚处于技术发展的初级阶段,但相信随着科研人员的努力会很快赶超发达国家,跻身第一方阵。研究结果旨在为中国的CCUS技术发展提供参考,促进中国CCUS技术的推广实施和CO_(2)管道的合理设计。

黄河下游4种典型草本植物与土壤碳、氮含量的关系研究

【目的】研究黄河下游河岸带典型草本植物地上部分、根系和土壤碳、氮含量,并分析其相关关系,旨在为黄河河岸带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和恢复重建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通过比较黄河河岸带芦苇(Phragmites australis)、拂子茅(Calamagrostis epigeios)、地肤(Kochia scoparia)和莎草(Cyperus rotundus)4种典型草本植物地上部分、根系和土壤的碳、氮含量及化学计量比,探讨河岸带草本植物地上部分、根系与土壤碳氮化学计量比的关系。【结果】(1)莎草地上部分N含量显著高于其他3种草本植物(P<0.05),芦苇地上部分碳氮比显著高于拂子茅和莎草(P<0.05);4种植物的根系C、N含量及碳氮比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2)芦苇土壤C、N含量均显著高于其他3种植物;而芦苇草地土壤碳氮比显著低于其他3种植物。(3)4种植物地上部分和根系C、N含量无显著相关性(P>0.05);根系C含量与土壤C、N含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P<0.05、P<0.01),而植物地上部分C、N含量和根系N含量与土壤C、N含量均无显著相关性(P>0.05)。【结论】4种典型草本植物显著影响了土壤的C、N含量,芦苇和拂子茅具有相对较高的固碳和固氮潜力。研究区土壤C含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C/N均值表明N是研究区的限制性营养元素,植被恢复易受到土壤N含量的限制。

中国省域碳达峰与基本现代化“双目标”何以协同实现?

中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关于碳达峰与基本现代化“双目标”协同实现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文章基于1997—2019年中国省域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特征统计数据,采用改进的Kaya⁃GDIM分解模型与拓展三要素经济增长核算模型,以能源消费总量为传导变量,构建“碳排放-能源消费-经济增长”系统分析实证模型。进而借助Mann⁃Kendall趋势检验、Tapio碳脱钩指数等方法对省域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状态进行研判。据此,文章进一步将相似特征省份进行分组,并在综合考察各省份组合碳排放与经济增长驱动因素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与之相匹配的“双目标”协同实现方案。研究发现:①依据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综合特征多指标研判,可将中国30个省份(未包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分为引领示范组、质量改善组、数量增长组、结构转型组。②各类型省域组合应依据其碳排放与经济发展驱动机制特征,制定碳达峰与基本现代化“双目标”协同实现方案。引领示范组省域应着力高效节能技术研发推广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质量改善组省域应着力推动生产要素由数量规模向质量改善的转变。数量增长组省域应着力改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数量不足的窘迫局面。结构转型组省域需要坚持能源转型定力并确保公正转型。③近些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社会逐渐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虽然经济增长速度阶段性放缓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缓解碳排放持续快速攀升的趋势,但相关工作仍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未来中国只有通过完善碳排放强约束强激励制度设计,才能增强低碳调节能力,提升适配低碳调节能力改善的经济增速阈值,促使经济增长对碳排放脱钩,从而推动碳达峰与现代化“双目标”协同实现。

“双碳”战略下煤炭及选煤行业的应对建议

为明确“双碳”战略下煤炭行业形势及发展方向,探索煤炭企业尤其是选煤企业的应对方法,从我国的能源资源禀赋、能源安全及绿色能源的现状等方面进行了相应分析和论述。分析认为:煤炭在全球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相对稳定;我国“富煤、缺油、少气”,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高,安全风险高,而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地热能等绿色能源则受自然灾害的影响严重,且目前储能技术发展程度不足;此外,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需要煤炭作保障。因此,煤炭仍将是我国能源的“稳定器”和“压舱石”,而煤炭清洁、低碳的发展路径可概括为绿色智能开采—智能清洁加工—清洁高效利用。从企业层面讲,煤炭企业要增强危机意识,积极谋划企业战略定位、产业结构以及经营模式,如使产品向化工、碳基新材料等方向转变,形成专业优势和产业互补优势,同时也应认真对待碳治理工作,重视并开展碳交易,以对冲排放成本。从行业层面讲,选煤为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提供了保障,可助力企业减少政策风险和环保成本,提高企业产品质量及市场竞争力,仍将大有可为,同时,选煤行业应重视企业的转型发展,如由生产型向经营型转变,也要增强技术创新、大力发展第三方服务等等,以更好地应对“双碳”战略下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煤炭消费产生的CO_(2)占我国总碳排放量的70%左右,要实现“3060”目标,减煤减碳是大趋势,文章对煤炭行业形势的分析以及对煤炭及选煤行业的应对建议将有助于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

桂西北峰丛洼地农区耕作模式对土壤团聚体及其固碳效应的影响

桂西北峰丛洼地农区由于耕作干扰成为了潜在的石漠化风险区与碳源区,为评估不同耕作模式的石漠化风险与固碳效应,服务新时期石漠化治理与岩溶区碳汇评价工作。该研究以桂西北典型峰丛洼地农区——广西平果喀斯特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为研究区,以反映土壤稳定性与固碳效应的土壤团聚体及其固碳效率为指标,以退耕恢复灌草地(TGD)为对照,评价了当地主要耕作模式翻耕(玉米地,YMD)、少耕(甘蔗地,GZD)、免耕(火龙果地,HLG)的土壤团聚体稳定性及固碳效应。结果表明:(1)耕作模式深刻影响土壤团聚体组成及稳定性,随着耕作强度的增加,大粒级团聚体衰减明显,>10mm、>0.25mm粒级团聚体含量、平均重量直径(MWD)、几何平均直径(GMD)均呈TGD>HLG>GZD>YMD的分布趋势;同时,该趋势在时间稳定性方面同样存在。(2)土壤有机碳含量大小顺序为TGD>HLG>YMD>GZD,表明耕作会导致土壤有机碳的损失。(3)土壤大团聚体是土壤有机碳的主要固持者,土壤有机碳主要分布于>0.25mm的大团聚体中,其中>10mm团聚体含量与土壤有机碳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综上,免耕模式更利于保持土壤大粒级团聚体的数量、稳定性与有机碳含量,具有较低的石漠化风险和更好的固碳效应。

碳达峰约束下减污降碳的协同增效及其路径

2030年高质量碳达峰是如期实现2060年碳中和的根本基础。该研究以中国280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样本截取时间为2006—2019年。以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为刚性约束,提出“共生-共治-共享”的分析逻辑,聚焦碳排放与大气污染共生排放特征,在碳达峰年度目标量化分解、碳排放与大气污染双重损益偏离识别的基础上,考察了碳达峰目标对碳排放损益偏离、大气污染损益偏离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共治效应及共享路径。研究发现:①碳达峰目标发挥了显著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用,能够促进城市发展由损益偏离-损益均衡-精益降损的方向优化,发挥推动城市“劣者趋良、良者趋优、优者更优”的作用。②碳达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用呈明显的异质性选择效应,在西部城市、资源型城市、环保重点城市、先发城市中能够发挥更高作用与更强影响。③碳达峰目标发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共享路径在于双视角下“调内”“匹外”式源头治理-过程控制-末端阻断的全流程发力与外部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的动态匹配。需在“双碳”目标持续推进中紧抓“降碳”,优化设计多措并举、全程发力的多重共享路径,增强碳达峰减污降碳增效的多赢共治效果。具体包括:①强化源头治理,在源头上控制化石能源消费总量,调整产业结构,节能降耗。②严控过程管理,破解环境规制级差引致的污染转移现象及损益偏离后果,推动绿色交通体系建设,多轮驱动。③突出末端阻断,采取全过程治理、监控、减排措施,提升绿色创新水平,减碳增汇。④动态调整实现内外匹配,环境政策要因时施策、因境而异、因地制宜,做到因事适时调整、因效精准调控。

“双碳”目标的国土空间规划法制响应

国土空间是碳源碳汇的载体、土地利用变化是第二大碳排放源等因素意味着,国土空间规划法制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过程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实现“双碳”目标应当充分发挥国土空间规划政策及其立法的保障作用。尽管国家在实现“双碳”目标的顶层设计中对发挥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的作用已经提出相应要求,但是现行国土空间规划政策却尚未建立相应保障制度体系。国土空间规划法制也因其主干法缺位而无法发挥该法在实现“双碳”目标方面对其他国土空间规划相关立法的统领作用,现行国土空间规划相关专项立法也既未将“双碳”目标纳入其立法目的,亦缺乏与之直接相关的法律制度设计。为此,应抓住国家正在推进国土空间规划立法的有利契机,在确立以法典化思维推动国土空间规划立法的基础上,将“应对气候变化”写入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的立法目的条款之中,以充分发挥该法作为国土空间规划法制体系之主干法的作用,并借此将“双碳”要求传导至其他国土空间规划相关立法中。在此基础上,应当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和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两个方面构建实现“双碳”目标的国土空间规划制度保障体系。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方面,应重点从强化温室气体清单编制的空间思维、构建国土空间规划的双重碳评制度、建立面向“双碳”目标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等方面健全完善相应制度。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方面,应重点建立禁止生态系统固碳增汇能力退化制度、建立建设用地减源控碳多维管控制度和构建能体现碳汇价值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等。

“绿色悖论”内涵、产生机制与对策:一个文献综述

“绿色悖论”(Green Paradox)自2008年被德国依佛经济研究所(Ifo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主席汉斯-沃尔纳·辛恩(Hans-Werner Sinn)提出以来,在欧洲环境经济学界掀起了一阵研究风潮。“绿色悖论”假说指出以减排为目的的环境政策可能反而导致污染排放的增加,从而对环境政策的有效性提出质疑。这对于当前环境压力巨大、致力于改善环境和保持可持续发展的中国而言,既是警钟,又意义重大。本文全面梳理了近年来相关研究的已有文献(包括已发表的文献和未发表的“灰色”文献),从“绿色悖论”的内涵、产生机制和应对政策等方面对现有研究取得的成果、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的方向进行了介绍和评述,并探讨了“绿色悖论”对中国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政策实施的借鉴意义。

基于工业试验结果对天然气总硫限制的技术经济分析

2020年,中国宣布力争二氧化碳排放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由于中国约80%大气污染物源于化石能源,故节能是减排二氧化碳最有效的技术措施。GB 17820—2018《天然气》发布以来,中国石油所属有关单位为达到一类气总硫限值20 mg/m 3这个气质指标,系统开展了天然气脱有机硫工艺技术的室内实验和/或工业试验,并获得了比较完整而丰富的数据。这些数据表明:20 mg/m 3这个总硫限值并不符合中国国情,对目前已经投入工业运行的3套装置进行技术经济初步分析可知,为实现此限值指标而需消耗的能量极高,与中国其它高能耗行业为实现“双碳”目标而努力开拓的技术发展方向背道而驰。鉴于以上认识,建议修订GB 17820—2018《天然气》,将一类气的总硫限值规定为50 mg/m 3,二类气总硫限值规定为150 mg/m 3。

变革视域下碳达峰碳中和发展图景--基于媒体报道的量化分析

[研究目的]我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该文拟从媒体报道数据入手,探究政府驱动的这场系统性变革如何开启,目前发展状况如何,为探索碳达峰碳中和发展图景、总结政府驱动社会系统性变革的规律及经验提供借鉴。[研究方法]选取带有新闻聚合功能的网站,批量获取网站汇聚的“碳达峰、碳中和”相关新闻数据,并进行主题抽取、主题分析与内容分析。[研究结论]相关新闻报道近一年来呈现爆发式增长,碳排放、碳交易、低碳、碳汇等几大主题备受关注。政府主要通过顶层设计与制度创新、组织机构变化、重要学术会议与成果发布、组织开展试点工作等方式,推动包括思想观念、制度体系、金融市场、技术平台、产业、社会等多方面变革。

数字经济是否有效促进了节能和碳减排?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国,节能减排形势十分严峻。然而,数字经济发展方兴未艾。为探析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能源消费和CO_(2)排放,该研究以中国2011—2019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熵值法测析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构建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和数字经济与碳排放间存在的正“U”型或倒“U”型关系。结果表明:①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省际和区域差距,广东和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高,青海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低;②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规模和数字经济与碳排放规模均存在显著正“U”型关系,而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结构、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效率和数字经济与碳排放效率均显著存在倒“U”型关系,数字经济发展的节能效应大于碳减排效应;③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的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规模、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消费效率和数字经济与碳排放规模、碳排放效率间的非线性关系存在异质性;④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创新环境、数字用户规模及数字产业规模对能源消费规模、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消费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存在差异,对碳排放规模、碳排放效率的非线性影响亦存在差异。据此,从缩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政策、改善数字创新环境,增加数字用户规模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兼顾节能减排效应提供实证支撑和理论依据,助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重工业城市建筑业碳排放核算与预测研究

以中国重工业城市包头的建筑碳排放核算和预测为研究对象。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工业、交通和建筑,采用能源平衡表的区域宏观建筑能耗计算方法,对内蒙古包头市2002—2020年城区三种建筑类型能源消耗量进行核算,以循环神经网络模型为基础构建LSTM预测模型,并对2021—2030年的包头市建筑碳排放量进行预测。结果表明:2002—2020年间包头市建筑直接碳排放量呈现上升趋势,其中2014年1996.74万吨为最高值,最高值与最低值相差约7.7倍。通过LSTM预测模型可知,居住建筑能耗预测在2021—2030年中,包头市三种建筑的碳排放量总体呈现先高后低的趋势,碳排放总量大小依次为公共建筑>居住建筑>工业建筑。包头市2020年建筑直接碳排放量达到1966.52万吨,同比2005年涨幅约124%。与政府的预期减排目标相悖。LSTM预测2021年建筑直接碳排放为1964.21万吨,符合碳排放反弹的预期。2022年为建筑碳排放峰值,之后逐年下降。因此,包头市积极提出建筑节能减排的策略建议,“十四五”规划中强调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建筑发展思路,积极完成“碳达峰、碳中和”的宏伟目标。

岷江上游高山森林溪流非木质残体现存量与碳储量及其分配特征

森林溪流非木质残体的特征直接关系到流域源头水质环境以及森林生态系统碳及养分等物质的输出格局。为了解岷江上游水源源头高山森林生态系统溪流非木质残体的储量特征,于2013年8月高山森林溪流水量最大的季节,在研究区域海拔3 600 m典型高山森林范围内,沿主河道两岸调查每条森林溪流的非木质残体储量,共找到18条森林溪流汇入主河道,根据实地采样的可操作性和典型性,选择其中12条溪流详细调查非木质残体储量,每条森林溪流从尽头到源头每隔10 m设置一个长度为1 m,溪流实际宽度的样方(源头作为最后一个样方)。将样方内所有非木质残体全部采集,低温保存,迅速带回实验室,分别按照树皮、树叶和直径小于1 cm树枝分离,65℃烘干至恒重,测定各组分现存量。然后,将样品粉碎过筛,采用重铬酸钾氧化法测定凋落物有机碳含量,以不同组分现存量与其碳含量计算各组分的碳储量。结果表明:(1)该区域森林溪流非木质残体总现存量和总碳储量分别为657.25 kg和262.96 kg,单位面积现存量和碳储量为439.70 g·m-2和175.92g·m-2;(2)各溪流中直径小于1 cm树枝占非木质残体总现存量和总碳储量的69.76%和73.41%,其次为树叶,树皮比例最小且不足10%;(3)尽管溪流长度、面积和流量与非木质残体各组分单位面积现存量和碳储量均无显著相关关系,但显著影响溪流非木质残体总现存量和总碳储量及其在各组分的分配比例;(4)相对于树皮,凋落树叶现存量和碳储量所占比例在流量较小溪流中相对较大。这些结果为深入认识高山森林流域水环境及其在森林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作用提供新的思路和一定的科学依据。

全球价值链风险、能源安全与“双碳”目标

该研究以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的全球蔓延引发的全球价值链(GVC)危机和俄乌冲突为背景,利用投入产出表的风险分析和地缘政治推演方法,基于最新的碳排放和能源贸易数据,从气候治理困境、全球价值链危机、能源安全与能源转型三个维度来分析全球价值链风险和能源安全问题,推演世界能源贸易走向变化和地缘政治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该研究的主要发现和观点是。①全球价值链的断链、碎片化、断供乃至停产,已经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亟须重建疫情后的安全、稳定、有韧性、绿色和持续的全球价值链体系。②俄乌冲突以来世界能源贸易走向和流量出现很大变化,能源供应链逐渐形成“欧美供应链”“欧亚供应链”“日澳印美供应链”“OPEC供应链”和“欧洲供应链”五条供应链,其中以美国加大向欧洲出口液化天然气最为突显,而俄罗斯大幅增加对亚洲国家的能源出口形成了新的“欧亚能源供应链”。③世界能源地缘政治正在向美国强化对欧洲的控制来共同抑制俄罗斯、打造亚太“四边机制”以对抗中国的方向发展,能源安全已经和地缘政治捆绑。④中国应当起到地缘政治“平衡器”的作用,避免冷战和“准冷战”局面的出现,保障自身的能源安全,积极稳妥地推进“双碳”目标,稳定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该研究的结论认为:“双碳”目标给中国设定了一个能源转型、经济转型、发展方式转型的时限,而近年来欧美等国的“去中国化”措施和全球价值链危机等,倒逼中国加快产业转型、贸易升级和经济结构合理化,打造升级版的“世界工厂”,全面实现高质量的、绿色的进而净零碳排放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的政策路径——基于扎根理论和制度语法学的双重分析

全球气候变暖正逐渐演变为影响人类未来发展的严重危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提出将在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并陆续出台“1+N”“双碳”政策体系。该研究通过两种典型的质性研究方法——扎根理论和制度语法学,对23份共计16万余字,来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和省份颁布的“双碳”政策文本进行解码与分析,廓析中国“双碳”政策路径的要素结构和功能轮廓,厘定不同政策路径下的组态结构和规制强度。通过扎根理论研究发现中国“双碳”政策路径已然十分全面完整,其中:行政机制下的政策路径包括高能耗高排放产业管控、法规与标准体系、重点行业降碳治理、能耗总量与强度控制(双控)、生态碳汇;市场机制下的政策路径包括循环经济发展、能源转型发展、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绿色金融发展、绿色转型发展。制度语法学分析结果表明:“双碳”政策路径以ADIC规范性陈述为主(177个,占比52%),其次是AIC策略性陈述(130个,占比38%),而ADICO规则性陈述最少,仅33个,占比10%。实现“双碳”目标面临时间紧、任务重的双重压力,ADICO的制度语法结构是最理想的政策陈述范式,因为该结构的政策规制强度更大,也更容易实现其治理效能。毫无疑问,政策规制是有效缓解“双碳”治理压力的重要抓手,更是确保实现“双碳”治理效能的确证性手段。政策规制主要面向高耗能高排放为代表的工业领域,依托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组织,以政治动员和行政法令为手段,推进高碳领域的“双碳”治理。通过进一步构建“双碳”政策规制机制的理论框架,按照规制强度将“双碳”治理分为“强制性治理”和“柔性治理”,提出两种“双碳”治理范式背后的底层逻辑正是行政机制下的科层动员和市场机制下的资源配置。同时,随着未来“双碳”目标的逐步实现及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逐渐脱钩,治理逻辑需要从“强制性治理”逐步转向“柔性治理”,从“行政科层制动员”转为“市场资源均衡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