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nging central-local relationin post-reform China: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volution of fisc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central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in China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The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changing arrangement for the central state's collection of taxes and allocation of capital among provinces The central local relation has experienced constant reorganization since 1949, but the tax division scheme introduced in the early 1990s represents the most significant change Prior to the 1990s, the central local fiscal relation was shaped by a highly centralized administrative and economic system without rational and scientific design for revenue collection and expenditure The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system established after the reforms contributed to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during the first decade of reforms, but it was a temporary and transitional arrangement that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rational resources arrangement according to free market forc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ax division scheme has stopped the decline of the ratio of fiscal revenue to gross domestic product, raised the percentage of central revenue in total national income, and strengthened the central function for macro economic control The mechanism for tax refund under the tax division scheme required further improvements Several proposals are made in this study: 1) tax classification should be adjusted according to administration; 2) a scientific and standardized system for regional transfer payment should be developed; and 3) the power for tax legislation should be delineated according to the rational division of administration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纵向监管、地方选择性供地与产业结构绿色转型

地方政府的有效执行是中国式分权下提升中央发展战略实施绩效的关键,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治理行为的有效监督则是其中至关重要的环节。本文基于2007—2019年中国微观工业用地供应以及中央环保督察的通报结果数据,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法实证考察中央环保督察对地方政府选择性供地策略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表明,中央环保督察促使地方政府降低污染密集型工业用地供应,增加清洁型工业用地供应,从而推动地区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型。机制分析发现,中央环保督察通过地方领导人职业发展激励机制以及产业转型能力机制对不同特征的城市工业土地供应结构策略产生异质性影响。本文结论对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央地互动关系与地方利用土地偏向性供给推动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具有政策启示。

论地方性法规的空间效力

地方性法规的空间效力是指地方性法规在什么空间范围内具有法律效力。地方性法规的空间效力可以分为“整体效力”“局部效力”“特定效力”和“区外效力”四种形式,其中“区外效力”是地方性法规的空间效力最鲜明的效力特征。我国现行宪法、立法法和有关法律并没有确立地方性法规的一般性空间效力,只是对“局部效力”和“特定效力”在制度上加以明确,对于地方性法规在“本行政区域”之外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没有作出禁止性规定。从经济特区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立法程序来看,都不能作出否定地方性法规所具有的“区外效力”的结论。地方性法规的“区外效力”在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进行效力延伸,横向空间效力是指地方性法规在其他行政区域的法律效力,纵向空间效力是指地方性法规能否约束中央层面的执法和司法审判机构。根据中国法的“域外适用”理论和政策要求,在确保地方性法规的合宪性、合法性前提下,地方性法规的“区外效力”应当得到制度的肯定和支持。

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困境及对策——以“一带一路”建设为背景

随着我国积极推进对外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涉外法律事务日益复杂化、多样化,对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地方高校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在统筹“两个大局”与统筹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时代背景下,面临着教学资源不足、教师队伍建设不完善、课程设置不科学、培养机制未精细化、协同培养未全面展开的困境。面对此困境,需要夯实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基础,完善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机制,在满足社会对涉外法治人才需求的同时,提高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果。

欧洲难民城市融入政策研究——以华沙、马拉加、塞萨洛尼基和米兰市为例

2015年欧洲爆发难民危机至2022年俄乌冲突再次引发大规模难民浪潮以来,欧洲各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在难民融入政策上展开较长时间的博弈,欧洲难民城市融入政策已成为影响欧洲政治生态的热门话题。接收难民较多的华沙市、马拉加市、塞萨洛尼基市和米兰市在难民城市融入政策实施中成为欧盟难民基层治理的代表,它们基于当地治理结构,以有限资源在政治紧张的空间内运作并解决难民带来的各种问题,其细分难民群体、加强市域协同合作、推行多方利益主体合作战略、合作制定融合服务内容等实践为应对欧洲难民浪潮带来的持续性挑战提供重要启示。

百年来伦敦大都市政府职责体系的演化

19世纪末至今,伦敦大都市政府职责体系经历了多轮调整。回顾百余年来大伦敦市的改革历程可以发现,其职责体系演化总体上呈现出“权责趋于上收、两级松散分工”的特点,都市政府职能集中于战略层面,地方政府承担具体事务治理职能。在此发展过程中,有多重因素对伦敦大都市政府职责体系的演化产生影响,但不同时期的主要影响因素并不相同。分析和总结伦敦大都市政府职责体系调整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探索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发展规律具有特定借鉴意义。

自然资源资产收益中央-地方分配机制的规范建构

自然资源资产收益中央-地方(以下简称央地)分配机制的合理建构对于理顺央地自然资源收益主体关系、落实自然资源国家所有者权益、提升自然资源开发区域生态补偿能力、促成自然资源资产收益在央地两级层面的规模增长和科学利用具有积极意义。在现行制度表征上,自然资源资产收益央地分配机制的实施依托于央地分权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框架,并呈现出地方收益为主的规制结构。在这一规制结构下,一方面,央地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事权、自然资源资产管护职责无法与收益分配结果相衔接,造成央地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权责利的失衡;另一方面,制约了自然资源资产收益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导致国家所有权收益缺失,增加了地方“资源诅咒”经济增长和资源收益区域间配置不均衡的风险。收益央地分配机制需要规范建构,旨在通过收益分配实现央地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权责对等和利益均衡。在路径上,以优化调整央地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事权关系为起手,以确立中央主导支配的自然资源资产收益机制为过程,以建立基于事权划分的央地收益弹性管理机制为结果,通过央地权责一体连结机制、权责弹性划分机制、收益地方弹性留存机制、收益央地横纵向流动机制和地方留存收益科学管理机制的实施,确保自然资源资产收益在央地分配层面的秩序和效益。

人口变化趋势下县域教育资源配置问题及调适方向

当前,我国教育领域面临人口向城流动和出生人口减少两个层面带来的对教育资源配置的挑战。从我国县域教育资源配置实践来看,存在城乡学校建设投入错位、师资力量配置多头匮乏、生活服务设施跟进缓慢等问题。从央地关系的视角分析发现,在县域教育资源配置上,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和县级政府之间存在目标张力和权力约束,导致资源分配弥散,无法回应人口变化带来的教育资源配置挑战。因此,需要对教育资源配置权进行细致界定和重新划分,建议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联合掌握资源调配权和资源监督权,省级政府和县级政府分级掌握资源统筹权,县级政府具体掌握资源分配权。这一权力分配格局既能够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也能够规避中央和地方在资源配置中面临的权力约束和策略局限,从而实现人口变化趋势下优化县域教育资源配置的目标。

财政职能与当代中国经济制度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财政职能经历了从财政政治化向财政经济化的转型,这在宏观上表现为由计划经济时期“统收统支”的国家主导型财政管理体制向市场化改革后“放权让利”的财政管理体制模式的转变,贯穿其中的两条线索是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税利分配关系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分权关系。第一,就国有企业改革而言,在推动企业由“国营”向“国有”转变的过程中,国有企业不仅是国有资产财政的实现形式,而且也是全民所有制生产关系的内在环节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国有资本实际上是全民所有制生产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转化形式。第二,在中央向地方的放权实践中,行政性分权、分税制等改革措施不仅直接塑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新的经济行为主体,即竞争性地方政府,而且形成了一种中央财政容忍和地方财政自主的隐性分权模式,即“包容性财政体制”。国家与企业、中央和地方之间财政关系的动态调整,属于一种生产关系变革意义上的制度变迁,是我国国家经济治理的重要制度架构,在这一过程中财政起到了关键性的中介作用并作为国家经济治理的基础发挥着重要的物质力量。

金代便宜权探赜

金代,朝廷自上而下授予官员或者行省等地方机构便宜权。便宜权授予多集中在军事领域,此外在行政、经济、司法、交聘等方面也有便宜权。便宜权授予群体主要是女真人和汉人。金代便宜权的变化与政局演变紧密相关。金前期,金中央有效掌控便宜权,便利官员和地方及时处理军政事务,在控制地方权势的同时维护中央权威;金后期,地方便宜权滥授,权势膨胀,威胁中央权威,金朝国势走向衰微。便宜权的演变揭示出金朝中央权威与地方权势此消彼长的变化关系。

“新体制”下金融科技风险央地协同监管机制研究

随着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逐渐形成了以中央为主、地方为辅的央地双层金融监管“新体制”。这种“新体制”在不断深化拓展。在央地双层金融监管体制下,央地在金融科技风险监管中存在目标差异、权责划分模糊化等潜在缺漏。对此,加强央地协同监管机制建设是有效治理金融科技风险系统性、复杂性表现的现实选择,以此增强央地监管的协同效力。“新体制”下金融科技风险央地协同监管机制建设的关键在于加强对其核心构成要素的法律保障,因此,应注重央地监管权配置的法治化,以保障法权要素的实现;应规范构造央地监管部门的关系,以保障结构要素的实现;应加强监管知识交互共享机制建设,以保障知识要素的实现。

经济特区涉台事务立法变通:逻辑证成、功能定位与应然路径

经济特区立法变通权的合理行使将有效提升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法治保障水平。经济特区立法变通权应用于涉台事务,是因应对台开放的特定时代背景、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制度落实的切入点以及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需要。从立法变通的授权范围、技术支持维度以及社会基础层面考察均具有充分可行性。经济特区立法变通权将发挥制度示范、规范对接以及风险规制的独特作用,为妥善解决涉台问题提供法理支持。为有效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及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适当拓展立法变通权的被授权主体、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监督、确立变通性立法审查标准、借鉴粤港澳区域法治经验,是经济特区涉台事务立法变通的应然路径。

新治理观下央地关系动态调整的基本逻辑与优化路径

理顺央地关系是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内外部环境的日趋复杂和治理观念的不断变化,理顺央地关系不仅需要明确央地之间的职责关系,还需要预留一些弹性空间,从而让央地关系可以根据形势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现有研究重在以委托代理关系、利益博弈关系、合作治理关系等静态体制分析为研究主线,而疏于考察央地关系动态调整的基本逻辑和把握央地关系的优化方向。明确中央政府的主导地位、平衡目标任务的确定性与模糊性、限制地方政府的自利性是厘清现阶段央地关系动态调整的基本逻辑。央地关系应对未来复杂形势动态调整的优化路径是:有限度地强化垂直管理制度,设计有弹性的政府职责体系,构建伙伴型政府间关系。这可以为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帮助。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规范体系及其构造探析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采取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和制度创新,具有显著中国特色,并在实践中取得明显成效。以2019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的发布为标志,目前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已经形成相应长效机制,同时还需要在法治轨道上加以持续推进,从制度化进一步走向法治化、体系化,构建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规范体系与法治体系,保障其不断向纵深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具有政治与法律双重属性,在生态文明建设及环境治理现代化中具有复合型功能,促进了生态环境法治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的充分融合。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规范体系的具体构造,包括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两个层面:前者包括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主体、督察对象、督察内容等核心要素,需立足于宪法上央地事权划分的基本原理,形成完善的“中央—省”两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立法;后者包括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一般程序、简易程序、特殊程序等不同层面的程序性规则,通过全覆盖形成完备的程序指引和程序规制。

环评体制改革的央地逻辑——基于合法性与效率的二元视角

早期环评改革中,以实现法制统一和矫正地方执行偏差为目标的央地逻辑无法解释“放管服”背景下环评改革的效率转向,基于政策实验的渐进式改革路径使得央地互动在传统“集权-分权”路径之外呈现差异化和选择性特征。理论上须寻求综合性框架以解释央地逻辑的转换,规范上须寻求央地关系的稳态结构,纾解改革与法治的内在张力。研究构建了“合法性-效率”二元维度的分析框架,着眼于环评“放管服”改革尤其是环评豁免制度的个案观察,引入政策创新的合法性依赖程度变量,对政策创新工具中的央地互动方式进行类型化。研究发现,合法性与效率维度在环评改革中呈现出制度上的共生叠加,环评改革演化为渐进交互的制度谱系。合法性依赖程度的差异是影响政策实验中央地互动的因素,也是中央对地方的政策试验进行选择性控制的重要工具,地方与中央博弈能力的差异影响到政策创新的认可和复制推广。效率导向的环评改革无论是在政策试验的改革路径抑或是具体的政策工具层面,均面临合法性约束困境,应从政策试验的准入评估、启动授权的制度化、全流程监督、央地权限划分稳态化、重申环评功能定位与价值位阶等方面予以纾解。

我国《宪法》第三条第四款的程序意蕴

我国《宪法》第3条第4款规定了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职权划分的原则,即“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以程序的视角观察可见:一方面,地方的国家机构有权提出中央需要研究、回应的议程;另一方面,中央国家机构在最后环节保有对地方动议的否决权。“主动性、积极性”区别于“灵活性”。“灵活性”与“原则性”相对,意味着制定特殊规则、采取变通措施。国家机构所实行的民主集中制和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仍可一致地解释。两种民主集中制都允许从属方提出意见,而主导方仍可拍板定案。

政府间规范秩序:一个扩展的政策过程理论

论文通过分析碳排放权交易计划政策过程中的国际、国内和地方政府互动,提出了政府间规范秩序(Trans-governmental Normative Orders,TNO)理论和共识治理模型。TNO理论揭示了全球治理背景下中国政策过程的新特征,即将政策目标背后的价值理念和规范作为共识目标,将复合治理机制作为共识机制,将多重规范性秩序作为共识体系。基于对地方和全国两级碳市场试点计划的详细考察,论文总结了共识治理模型三个层面的演进与发展:(1)共识目标从国内改革攻坚演进为统筹全球治理和本国治理秩序;(2)在共识机制层面发展出动员-赋权、试验-反馈、推广-扩散等多类型的政策创新机制;(3)在共识体系层面,以制度建设规范来兼容政策方案多样性、以国家治理规范来调适政策目标多元性、以社会治理规范来消纳政策风险不确定性,最终推动形成国际国内间、央地政府间以及政府与市场间的规范性秩序体系。

试论19世纪中后期英国公共卫生管理中的政府权力扩展及影响

通过颁布1848年《公共卫生法》,英国政府扩展权限,全面介入公共卫生管理。在政府权力扩展过程中,英国政府能够顺应时势,改变权力拓展的方式与方法,不再追求使用卫生工程学或医学知识进行集权化管制,而是创建地方政府事务部,以地方为中心,构筑良性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不仅提升了人们对于政府执政能力的认可,也有利于呵护整个社会的环境卫生安全,推动当时医疗服务机制的发展完善。

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演进机理与扩散逻辑研究——以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为例

政策属性对政策扩散速度和扩散规模具有显著影响。作为发展型社会政策,易地扶贫搬迁从试点到推广都是在中央政府主导下完成的。通过观察2001—2020年间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扩散过程,可以探寻该类型政策的演进机理与扩散逻辑。与传统以S型曲线为代表的“渐进主义”演进机理不同,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扩散呈现“断点式”非渐进增长形态。从政策目标、指导原则、执行机制三个维度审视中央政府干预程度的变化可以发现,面对中央更高的政治势能,地方政府会衍生出政治、治理、社会三重行动逻辑。对比不同阶段中央与地方政府政策发布时间节点可以看出,“政治逻辑”在其中居于统领地位。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研究:历史、文本与未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嵌入立法是推动我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要手段。通过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嵌入立法的历史和文本的实证分析,我国基本形成了党内法规体系、中央法规体系与地方性法规体系“三轨并行、功能互补”的法规体系,但仍存在中央法规建设顶层设计不足、地方性法规建设形式化问题突出以及各地方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嵌入立法的认识不统一等问题。未来法制建设发展方向将主要集中在:如何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如何充分发挥地方性法规的具体措施规范功能以及如何加强各民族共同性建设,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法》单行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