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时期新疆、中亚驿道新论

蒙元时期,新疆、中亚驿道的兴衰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和军事活动密切相关。帝国早期,漠北通往中亚的驿道经过阿尔泰山。失里吉叛乱后,此道受阻,忽必烈开始在畏兀儿地区修筑驿站。后来,该地驿道安全受到海都叛军集团的严重威胁,忽必烈转而扩建塔里木盆地南缘驿道。蒙古诸汗国约和后,新疆、中亚各驿道相继复兴,直到1347年开始走向衰落。新疆、中亚道路的畅通几乎贯穿整个蒙元时期。诸汗国不和时,欧亚大陆物质文化交流的发展并没有受到阻碍。

略论《元史》在朝鲜王朝的影响

明官修《元史》东传至朝鲜王朝,不仅成为明、鲜两国“宗藩体系”正式确立的重要象征,且朝鲜君臣大多自觉从中获取资治之道和理政经验。《元史》客观上对朝鲜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科技、文化等方面均产生了一定影响。通过反观朝鲜王朝对《元史》“受容”和“回应”的“过程”,有助于对中国典籍在朝鲜半岛传播的方式获得相对深入的理解。

论元代乡村治理的举措与策略

元代在乡村治理方面创造了一些新的举措。元代利用民间“社日”祭祀习俗和结社互助传统,把村社制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组织形式,既对稳定统治秩序、恢复农业生产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也表现出因俗而治的政治智慧。从元代乡村治理的全局性举措、元代立社蕴含的治理之策和元代村社制的治理效能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阐述。

《大金德运图说》所见金朝后期日常中枢政务运作

《大金德运图说》所录“省判”应为尚书都省誊写的礼部呈录文。其所录省劄的正文并无“奉圣旨”或与之类似的文字,这是金朝后期尚书都省肆意以省劄指挥政务的表现。这反映了宣宗初年宰执施政空间的扩大和对皇权行使的牵制。《大金德运图说》所载尚书省“议”的性质类似于尚书都省的存档备查文书。从《大金德运图说》所录诸文来看,金朝后期中枢政令的下达渠道有皇帝颁发圣旨和尚书都省下发省劄,以及执行政务的主管机构发送相应的政令文书、官员通过所属或主管机构的公开榜文接到政令等多种途径。皇权对政务的最终决策通过行文格式得到认可,同时金朝后期宰执独立处理政务的空间仍然存在。这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和架空皇权,但是的确限制了皇权的向下延伸。

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利用文献综述——基于CNKI检索出的相关文献的分析与反思

通过对与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利用相关关键词的检索,在中国知网(CNKI)上共检索出171篇相关期刊文献并对其进行甄别与归纳工作。对文献所涉及到的不同学科进行分类归纳,并从文献的作者、来源以及相关机构等方面对文献前期的写作方向以及写作背景进行分析整理。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关键词出现频率的统计,以及相关文献中共词的提取分析,分别从价值阐释、传承体系、更新利用等方面分析“中轴线遗产保护”及“利用”的研究现状。并从历史文化发展、学科交叉研究、政策完善体系、人居环境改善等方面进行反思总结,以便为北京中轴线相关领域的后续发展提供更为详尽的资料总结。

从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看元朝对畏兀儿地区的治理

本文利用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和汉文史籍的记载,剖析了元朝对畏兀儿地区的治理模式及其变化。大蒙古汗国初期实行蒙古诸王与中央机构并存的管理体系。畏兀儿地区作为绿洲城镇之地,由中央政府委派地方官员来监督,亦都护政权保留着一定的政治权利。忽必烈即位之后,西北局势发生剧烈变化,中央政府为抵御诸王的叛乱,不断加强对畏兀儿地区的管辖,并派兵屯垦,增设驿站,发行交钞,促进经济的发展。然而,火州之战及洪水山之战给西域形势造成重大转折,元廷从积极开拓转变为消极防御的策略。元成宗即位后,采取积极进剿和分化瓦解的策略,最终彻底平定了叛乱。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元代国家语言治理

语言治理是与政治治理、经济治理、社会治理等并行的治国方略,是解决稳定和发展的国家手段。元代的国家语言治理采取“内蒙外汉”的“双语文”制度,该制度型塑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繁盛的语言融合景观。元代国家语言治理是“大一统”政治实践的结果,“因俗而治”“分而治之”“宜施于用”等治理方式,其核心是奉行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多元文化政策,这客观上推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与发展。

元明清时期土司制度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初探

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本质上是国家对各地土司和土司地区民众进行治理的制度,土司制度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诠释。在“制度治理”语境下,元明清土司制度遵循制度建构———制度改革———制度运行———制度效益等一整套制度逻辑,并始终遵循这个制度逻辑和理路渐次展开,为王朝国家治理体系的丰富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奠定坚实基础。元明清中央政府土司制度治理主要是从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文教等五个方面着力,以此充分显现国家治理能力。从土司制度治理的实际情况看,渐次从元明两朝的“因俗而治”逐递向清代“依法而治”的转变,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和王朝国家制度治理的必然。元明清时期土司制度虽然在不断丰富完善、充实优化,对土司及土司地区的治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尚未达到土司制度治理的预期效果。由此可见,土司制度并不是什么先进制度,最终不得不改土归流,由中央政府流官治理土司地区。

孔克齐《至正直记》的修身齐家思想论析

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孔克齐编撰的《至正直记》是元代具有代表性的一部笔记小说,记事与说理并重,目的在于“观省”。《至正直记》内容丰富繁芜,将元代社会历史细节化、多元化、立体化、基层化,具有证史、佐史、补史的文献价值。在书中,孔克齐提出的崇俭朴、尚勤奋、重信义、劝读书、不贪财、禁奢靡、抑游惰、慎嫁娶、厚亲戚、睦宗族、恤孤寡等修身齐家主张和理念,既是对个人品德、性情、修养的内省,也将其视为齐家原则和传家法宝,期望以此训诫规劝子孙后代。当前,孔克齐修身齐家的观念和主张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镜鉴意义。

元初滇池流域水利建设与边疆治理

滇池流域是长江上游水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西南地区一个重要的国家战略地理节点,自古以来是中国西南边疆的重要门户。元初首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的赛典赤·瞻思丁在主政云南的6年中,主持修建了滇池流域系统性水利工程,这不仅是滇池流域系统性水利工程的肇始,也是当时中国西南边疆地区水利之首,奠定了滇池流域随后600余年的水利格局,对边疆治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形成了兴修水利——治理环境——发展农业——稳定社会——支撑驻军——稳固疆域,最终实现边疆安定发展的事实上的逻辑。传统史学往往将水利作为屯田和农业发展的一种辅助手段,忽略了水利肇始的社会背景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实际上水利在历史上是一种主导因素,通过水利来实现边疆治理也是一种重要的逻辑。本研究对边疆治理与水利建设的历史互动进行梳理,同时考察滇池流域水利建设的逻辑关系以及水利建设的政治与社会经济影响,从边疆治理的角度来认识元朝初年滇池流域的水利建设。

元代州县财政困局与基层社会治理

元代国家行政建制止于州县,然州县政府却时常面临着无法取得与其事权及支出责任相匹配之财权的财政困局。元代州县政府在这一财政困境之下,为节约行政运行成本不得不下放部分事权,社会力量则顺势协理地方事务,成为州县政府治理基层社会的合作者与依托群体。元代州县财政困境造成基层治理中政府的介入能力降低,乃至引发国家基层行政缺失问题。而元代社会力量则通过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建设、积极上陈弊政以及主持仲裁民间纠纷等途径,协助州县政府维持基层社会正常运转,并借机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此局面的形成既反映了州县政府治理基层社会的内在要求,亦体现了元代行政体制对财政需求的一种妥协。

政治困境与文治思想:论金末元初文学“宗唐”观

“宗唐”是元代重要的文学观念,其背后有着复杂的话语机制。北方士人“宗唐”各有目的。金末士人渴望复兴金朝,希冀通过“宗唐”复古的途径,吸收唐宋文脉所重视的“风雅”“仁义”的儒家思想,达到风上化下的文治目的,重建“小尧舜”之荣光。元好问作为金元之际的重要士人,前承其师赵秉文,后启元初士人。元氏为了延续中原文化,他围绕儒家之“诚”建构文学“宗唐”观,认为“唐”文学是儒家六经思想的后继者,唐以后之士人可通过文学“宗唐”往古追寻圣人精神思想。元初士人希冀于蒙元朝中建立起以传统儒家为主导思想的国家,推动蒙元文治建设,把“王道”等儒家思想作为“宗唐”观之内核,视文学为实现其政治理想的重要一环。

宋金元时期汾州洁惠侯庙修缮与基层社会治理

宋代将介子推封为洁惠侯并将其纳入正祀后,洁惠侯庙也成为了官方与基层社会互动的平台。从现存碑刻记载的信息可以看出,宋金元时期汾州一地基层官员与民众共同完成了庙宇的修建工作。“修庙”这一活动已成为基层社会中官民共治的典范,既减少了政府行政成本,也有效维护了基层社会的生活秩序,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侧面。

南宋泉州海外贸易崛起中的中央地方互动关系

南宋时期,泉州海外贸易处于繁荣发展的阶段,中央与泉州地方的互动关系也显得尤为密切。中央为地方提供政治支持,地方积极调整政策,推动外贸发展;南外宗正司积极参与泉州海外贸易,成为推动其中的中坚力量;泉州政府与泉州市舶司相互支持,为泉州海外贸易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在中央朝廷的统筹下,泉州政府、泉州市舶司、南外宗正司相互协调配合,形成了中央与地方、皇族与官僚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政治上为泉州港的崛起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唐代学士修书考论

学士修书是唐代官修书活动中的常见组织形态之一。它源于南朝中期,历经百年发展,至唐代发扬光大。唐代学士修书主要有两种类型:文馆学士修书和非文馆学士修书。由文馆学士主导的官修书活动并不多见。相对来说,非文馆学士的修书成果更大,遍及多个领域,取得了较为耀眼的学术成就。二者皆为唐朝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学士修书也具有政治意涵,可视为政治权力在官修书领域的延伸或政治诉求在该领域的表达。

元代的军器生产

军工生产是元代官手工业的主要部门之一,从事兵器制造的官府局院及工匠占有相当比例。中央武备寺所属军工局院主要集中在腹里一带,地方则设杂造局,因地制宜生产各种军事物资。除了系官工匠和军匠外,军户也有生产军需品的义务,但严禁民间私造兵器。元代的武器种类不如宋代那么繁多,但吸取了中西兵器之长,多有发明,质量上乘且实用,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

“粗放型”的辽金元廉政建设

采用政治学的结构分析方法和历史学的文献分析方法,探究辽金元廉政制度的特殊性因素,分析这一时期吏治腐败和政治动荡的深层原因,研究表明,辽金元廉政建设属于"粗放型",并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在于辽金元政权在军事获胜后没有完成向"文治"的转变,但在客观上清理了中原政权长期积累的繁文缛节弊端。

清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财政支出与财务监管

清代中央政府在对西藏地方的财政投入和财务监管方面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构成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又一方面重要内容,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历史经验。本文以档案资料为据,就清廷对西藏的财政支出政策、项目、数量和特点,以及驻藏大臣对西藏地方的财务核查管理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和介绍。

元明两朝治藏政策及其特点

元朝和明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元明两代中央政府的治理下,当时的西藏社会取得了重大发展,可以说两朝对西藏都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元朝和明朝的治藏政策既有共同的一面又各具特色,文章仅从"独尊一派"和"多封众建"来分析元明两朝治藏政策的特点。

论中国古代的治边方略

中国古代的治边方略,包括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边疆王朝与边疆政权的治边方略,是历代王朝及政权在边疆治理方面,经过长期的实践而形成的基本谋略与传统。古代治边方略是历史经验的结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影响十分深远。在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中,较为重要的是经营边疆与应对外邦的方略、地缘政治方略、博弈谋胜方略。论内容充实及完善的程度,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领先于边疆王朝与边疆政权。另一方面,中原王朝与后者的治边方略,又存在相互影响、彼此借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