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环保督察对城市空气质量改善的政策效用评估——基于DID双重差分法分析

使用2012-2022年中国220个地级市的PM2.5、PM10、NO_(2)、SO_(2),的年均浓度值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是否为污染防治重点城市划分试验组与对照组,利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中央环保督察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检验分析结果的稳定性。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可以显著降低污染防治重点城市的PM10、SO_(2)和PM2.5的年均排放浓度,减少各项污染物排放量,改善城市空气质量。建议因地制宜开展环境治理工作,同时根据每个城市的实际情况确定督察工作的重点,对不同地区确定不同的空气环境治理目标。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生成逻辑、运行机理与发展进路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也是贯通党政协同环境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在“常规型—运动型”国家治理整体结构中,基于存量环境监管制度改革的内生动力与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外部回应,国家在顶层设计层面推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以实现环境治理的有效性与持续性。以制度运行过程为逻辑主线,可以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划分为启动、实施、整改、问责四个运行阶段,每个运行阶段的制度设计均兼具常规型治理机制与运动型治理机制的双重特征。随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稳定运行与长效机制建设,其制度定位应实现从“赋能”向“融合”转化,并通过自我设限与政府主导的组织化路径解决与既有制度的衔接问题,通过资源整合与信息互动的法治化路径实现制度自我完善。

中央环保督察、绩效考核压力与企业“漂绿”

本文将2016年首轮施行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DID)考察该制度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中央环保督察显著降低了被督察地区污染企业的“漂绿”水平,但因传统政绩观的惯性影响,经济绩效考核压力会弱化该制度的微观政策效果。进一步分析发现:环保督察期间,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加强环境执法促进企业改善环境信息披露;企业“漂绿”水平的降低仅在法治化水平高、行业竞争度高以及媒体关注度低和非政治关联的样本中显著;兼顾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政绩考核机制有助于克服传统政绩观对该政策的负面影响。本文丰富了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为进一步落实和完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提供了理论启示。

中央环保督察的微观治理效果评估——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随着中国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环境污染问题得以改善,但地方政府以及企业经济利益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并未真正化解,而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为此难题提供了解决思路。为探究中央环保督察能否以及如何影响微观企业的环境行为,基于2011—2019年披露排污费信息的225家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第一,中央环保督察能够在短期内显著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第二,中央环保督察对国有企业、水污染类型企业、环境规制较弱地区的企业以及竞争程度较强行业的企业存在显著环境绩效提升作用;第三,中央环保督察通过增强地方环保压力、促进社会监督影响企业环保行为,却未能显著提升公众环保意识。上述研究为中央环保督察的有效性提供了微观证据,对其制度和治理手段的完善提供了政策启示。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实施成效、问题甄别及对策建议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也是一项重大改革举措。在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实施进展进行回顾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制度实施7年以来,在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增强以及区域产业发展质量提升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剖析了督察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从五个方面提出了完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对策建议,即总结提炼督察实践经验,实现督察标准化;加强督察队伍能力建设,强化执行精准化;建立督察工作长效机制,促进督察规范化;创新生态环保督察方式,提升督察公信力;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推进督察法制化。

基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四川省生态保护政策建议

立足四川重要生态屏障地位,分析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指出的问题和关注趋势,将四川省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指出的问题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公开典型案例进行了对比,发现生态破坏类问题占比最多,总结分析了生态保护与发展、安全边界、自然保护地、监管执法四方面的问题,提出构建“生态安全屏障体系”“生态价值转化体系”“生态保护制度体系”三大生态保护修复政策体系,并进一步给出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加快建立生态价值转化体系、提升生态环境现代化治理能力等具体建议。

环保督察约束力与地方跨层级环境治理逻辑--基于S省P市的案例考察

党的十八大以来,环保督察逐渐成为中央层面环境治理的新手段,对提升跨层级的地方环境治理绩效具有显著作用。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具有任务政治化属性,对各级地方形成督办压力;突出问题与任务导向,对各级地方形成问责压力;突破行政层级和属地限制实现巡察全覆盖,对各级地方形成动员压力。面对环保督察“三重约束压力”,地方政府以跨层级的形式表现出环境治理的快速响应、责任传导和治理效用的治理逻辑,反映了新时代我国环境治理模式的新变化。

环境执法监督与空气质量——来自中央环保督察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2016年确定的中央环保督察旨在对环境执法监督形式进行创新性改革,是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安排,空气质量被生态环境部纳入督察工作的重点内容。采集全国25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中央环保督察这一准自然实验,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其对空气质量的改善效果。结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对空气质量指数的降低发挥了显著作用,被督察省份的空气质量指数(AQI)平均下降3.184个单位;单项污染物治理效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对PM_(10)、SO_(2)、O_(3)浓度的降低有显著贡献,但对PM_(2.5)、NO_(2)和CO浓度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地,运用平行趋势检验、反事实检验与倾向得分匹配检验证明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动态效应分析发现,中央环保督察的政策效果具有滞后性,并且随着反馈意见的颁布减弱;机制检验与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政策效果呈现东部、西部、中部地区逐渐减弱的现象,且中央环保督察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机制中存在技术创新效应。

海洋生态修复项目监管的现状、问题与建议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投入大量资金开展海洋生态修复项目,但项目监管机制仍不健全,因此研究当下海洋生态修复项目监管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相关政策和实施内容的演变为依据,总结我国海洋生态修复项目的发展阶段;针对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存在的资金来源和使用方式较单一、利益相关者参与度不高、项目管理没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和标准指导、缺乏可参照的工程监管模式以及竣工管理技术要求和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提出对策建议。主要包括探索中央和地方生态修复共同受益的机制,根据区域整体性生态修复规划实施“马赛克拼图”式修复,扩展生态修复项目的资金来源和管理方式,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参考已有的监管要求和标准,细化中央资金支持生态修复项目的调整程序、审批权限和责任,严格项目进度安排,预留充足的时间开展后期评估并建立长期效果评估指标体系,划定项目的“及格线”和“优秀线”,提高利益相关者参与度。

法治视阈下我国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研究

中央环保督察是一项督促地方党委政府履行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全面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重大制度实践。然而,中央环保督察在首轮督察以及"回头看"中所暴露出来的法治困境,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督察结果的实效性与制度运作的持续性。因此,应当在肯定中央环保督察实施意义的基础上,针对其存在的法治困境,从完善法律依据、规范督察问责、健全公众参与机制等方面将中央环保督察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实现"运动型环境督察"向"常态型环境督察"的转变。

中央环保专项资金项目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探讨

本文重点对现有中央环保专项资金项目监管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探讨,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新时代环境治理体制改革的面向:实践逻辑与理论争论

新时代环境治理体制推进职能整合、机构隶属关系和干部人事管理权限调整等多维改革,以破解生态环境领域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在属地层次、次国家层次和国家层次探索了环境大部门制、省以下“垂改”试点、区域和流域环保机构设置以及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环境大部门制和综合执法改革等横向职能整合具有高度的共识;“垂改”试点和生态环保督察等纵向权力结构调整则存在内在机理和有效性争论。这些探索预示着新时代环境治理体制改革既需要秉持制度有效性超越制度理想性的标准,又需要通过更多的效果诊断性评估和深度案例追踪作为循证基础以审视和探索环境治理体制改革的优化路径。

元治理视阈下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省思与完善

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生成逻辑包括“对常规型环保治理机制的矫正纠偏”和“对环境问责制度的弥补与强化”。前者与中央环保督察制运行程序下产生的动员压力一起指向“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特征;后者与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组织架构下产生的问责压力一起指向“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特征。但从长远来看,在法治思维下,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存在“行政权力过度依赖与长效机制缺位”“多元治理乏力”的弊端和困境。元治理通过对自组织的组织和对治理的治理,既倡导多元治理主体的依存与合作,又强调国家在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保留了政府的影响力。这与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所践行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环境治理逻辑具有契合性。其对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中的法治进程推进、政府角色重塑、治理模式协调等方面的优化提供了参考方向。

嵌入与重构:中央环保督察对中国环境治理体系的溢出性影响--基于央地关系与政社关系的整体性视角分析

作为中央政府矫正地方政府"偏离失控"行为的控制手段,中央环保督察在调适央地关系,压实地方环境责任的同时,还嵌入政府、企业和公众互动形成的关系网络,对整个环境治理体系发挥调适作用。这一现象很难单纯从央地关系这一视角给予完整解释,为此,本文引入解读国家治理模式的另一条主要线索,基于央地关系和政社关系的整体性视角对相关问题加以考察。研究发现,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控制不足"以及地方政府对社会主体"控制过度"是导致早期环境治理模式陷入困境以及多元共治难以实现的关键因素。中央环保督察嵌入中国环境治理体系,将原来的四元治理结构重构为"中央政府-督察组-地方政府-企业-公众"五元治理结构,进而通过纵向干预、横向吸纳及其间接渗透作用调试了失衡的互动关系,整合了分散的治理行为,对推动中国环境治理模式从"政府管理"向"多元共治"变革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

中央环保督察的发展历程、运行机制与路径优化

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有效促进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创新发展。总结中央环保督察的发展历程、运行机制和优化路径对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从历史视角来看,我国环境保护督察主要可分为督企为主的环境监察阶段以及党政同责的环境督察阶段。从运行机制来看,纵向上中央环保督察主要通过强化党的领导以提高地方政府对生态政策的执行效力;横向上则通过全面覆盖党委、政府和市场主体等以强化监督和促进整改。为保证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有效落实,应继续积极调动群众力量以激活监督力、坚持党的领导以坚定价值取向、完善制度构建以确保长效性。

长江经济带涉矿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对策

矿产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是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区域/流域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面向长江保护修复的环境管理需求,梳理了第一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长江经济带涉矿问题,探讨了矿产资源开发生态环境问题,提出了协同治理对策。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有8个省份发现涉矿生态环境问题,涉及石英砂矿、稀土矿、磷矿、锡矿、石灰石矿和石煤矿;有3个省份出现保护地采矿生态破坏严重问题,涉及自然保护区内违规设置的采矿权、探矿权和违法生产,以及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以治理地质灾害之名开采磷矿。(2)11个省市中均发现了涉保护地违规管理问题,包括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湖滨湿地、长江岸线和重要湿地、海洋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矿山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对策包括:(1)科学制定矿山生态修复目标;(2)定期开展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3)提高矿山生态环境监管执行力。

从几则案例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倡导、亲自推动建立实施的重大制度安排和改革举措,也是推动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本文通过几则典型案例,探讨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实效,总结了可借鉴的典型做法和实践经验。研究展示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以点带面、传导压力,推动问题整改,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山东省平度市活禽市场防疫管理分析

为了解活禽市场防疫管理现状,通过对平度市现有4处活禽经营市场防疫情况进行调查分析,肯定了其在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宣传告知、健全标准制度、建立活禽经营监管机制等方面的积极成效,也指出其存在市场开办主体履职不到位,场址设计规划不合理,市场管理职责有待加强,从业人员安全防护意识低等难题。建议采取实行活禽经营定点规划,规范活禽市场设置标准,逐步推行"活禽集中屠宰、冷链配送、冰鲜上市"等措施,进一步规范活禽经营市场的防疫管理工作。

环保基金持股、中央环保督察与企业绿色创新

绿色金融是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重要推动力。本文以环保基金为研究视角,选取了中国2010—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环保基金持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中央环保督察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环保基金持股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2)中央环保督察强化了环保基金持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3)环保基金持股可以增强高管环保意识、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4)环保基金持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大规模企业、非污染企业和高经营性现金流的企业中更显著。本文从环保基金投资者的视角丰富了绿色创新研究的相关文献,拓展了企业参与绿色治理的相关研究,同时对我国经济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等提供了经验证据。

中央环保督察能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吗——来自上市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中央环保督察作为中央督促地方履行环保职责和执行环境政策的重要手段,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产生重大的影响。以2012—2019年A股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运用多期DID模型考察实施中央环保督察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央环保督察政策的实施显著提高了企业环境绩效。(2)中央环保督察主要通过强化地方政府环境监管力度和高管团队环境注意力来提升企业环境绩效。(3)良好的外部环境——城市绿色金融水平、地域经济发展水平、分析师关注度和完善的公司内部治理能强化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4)中央环保督察环境治理效应因企业产权性质、污染程度不同而存在差异。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对中央环保督察政策的实施反应更为敏感,企业环境绩效提升更显著;而在国有企业内部,地方国企对中央环保督察政策的反应比中央国企更为敏感;相比于非重污染企业,中央环保督察对重污染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程度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