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根据地的社会变动与财粮征收工作

在全面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华北根据地发生了包括阶级关系调整、基层治理转型和新旧精英更替等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变动,这些社会变动对于财粮征收工作都产生了积极影响。阶级关系的调整构建了华北根据地财粮征收工作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各地民众交粮纳税的意愿大幅提升。基层治理的转型消除了传统财粮征收过程中固有的贪污中饱、负担不公和偷税漏税等积弊,降低了华北根据地财粮征收工作的中间耗损。新旧精英的更替则进一步增强了华北根据地各级政权的财粮征管能力,保证了财粮征收工作的有效性和持续性。财粮征收是一项系统工程,华北根据地财粮征收工作的锁钥在于中国共产党以“社会”推助“财经”,成功将财粮征收工作纳入社会变动的整体框架之中,不仅顺利完成了财粮征收的各项任务,而且彻底打破了清季民国财政扩张内卷化的制度桎梏。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盐税问题研究

盐税在陕甘宁边区占据着重要地位,随着边区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盐税的地位也有所不同。皖南事变前,盐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外援不足所带来的问题;皖南事变后,边区外援断绝,国民党加紧了对边区政治经济的封锁,边区财政骤然吃紧,盐税地位愈益凸显。为发展经济,缓解财政困难,自1936年9月边区恢复盐税征收至1945年抗战胜利,边区政府逐步建立和完善盐务机关,并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盐税征收管理的法规文件,税率也应时应势不断调整变化。通过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边区盐税征收管理趋于正规化和科学化,盐税收入也大幅增加,为边区度过经济危机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应看到,由于边区所处的特殊战时环境,盐税征收过程中也存在诸多不足。

我国社会保险费改税的争议与改革路径探讨

在我国,随着社会保障事业的推进,如何保障社会保险的资金来源成为迫切需要解决一道难题。对此,学界和实务界关于社会保险是否应当费改税一直存有争议;而2010年10月出台的《社会保险法》采取了保守做法,依然沿用了通过缴费筹集社会保险基金的方式。然而,从长远计,社会保险费改税的制度变迁既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也有坚实的现实需要。因此,应积极面对我国当前社会保险费改税的现实障碍,寻求各方利益的平衡和制度之间的协调,适时地、渐进地推动社会保险费改税,以全面缓解和克服目前因社会保障缴费体制不合理所带来的问题,更好地推动我国"普惠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

互联网金融创新模式背景下的税收立法思考

互联网金融是以互联网作为媒介结合传统金融业而出现的一种全新金融模式,目前发展迅速。我国当前的税收法律制度主要是对实体金融业进行规制的,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税收征管还处于缺失和空白的状态,具体表现在税款征收法律制度的制定和修订落后于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速度,同时税款征收的方式和方法比较陈旧。为了有效规范对互联网金融的税收征管,必须从税收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强化对互联网金融的税款征收与管理,从而引导其健康发展。

规范收费管理的若干思考

近几年，我国行政事业单位不规范收费之严重，令人瞠目结舌，使老百姓不堪负担，民怨沸腾，已危及社会各个方面。不规范收费的泛滥，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体制根源。税费改革，规范收费，是全国人民的心声，是当前财税改革的重点。改革的取向是经过全面清理，坚决取消乱收费项目，一些必要的有“准税”性质的费应改为税，少数必须保留的费经过立法公布于众，使之规范化、法制化、民主化。

经济增长和制度性变革对税收收入影响的分析

利用1978-2006年的年度数据，建立时序模型考察了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均衡关系，并利用结构突变理论对税收数据的生成过程进行了分析。指出，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具有长期均衡关系，但GDP的变动不能显著解释税收收入的短期波动，而制度性因素尤其是税务机关的征管技术变革对税收收入的短期波动具有显著的解释作用。

对我国社会保障“费改税”的理性思考

社会保障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国面临的一个严峻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如何确立合理的社会保障筹资方式是理论界亟需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方式从缴费制改为征收社会保障税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文章从分析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存在的社会保障覆盖面过窄,资金缺口大;社保基金欠缴严重,管理缺乏制约机制;缺乏立法保护,管理不够规范等一系列问题入手,考察了社会保障"费改税"的可行性,提出了"费改税"的基本构想。

咸丰年间的长芦盐政与地方社会——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奏折题本为考察中心

清代盐政,旧制以巡盐御史充任,代表朝廷巡视地方盐务。清前期长芦盐政承担着督催盐课、缉查私盐、纠察盐官的盐务监督职权。在近代社会的转型中,长芦盐政的职权逐渐发生了变化。咸丰年间长芦盐政一方面仍承担着督催盐课的基本职权,另一方面衍生出防守地方的事权。面对长芦盐商引课乏力、灶户灶力拮据,长芦盐政督催引课、额征灶课的应对之策,对地方盐务和民力恢复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天津地方防守事务中,长芦盐政被赋予天津防守事权,其妥筹布置地方防守,激励练勇,督率兵勇截剿贼匪,有力地维护了天津地方社会的秩序。长芦盐政由督催盐课的基本职权衍生至防守地方事权,异化为地方行政权力,偏离了本来的盐务监督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