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改土归流对土家族地区经济开发的影响

改土归流在土家族历史上是一次划时代的政治经济变革。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客观上促进了土家族与汉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对土家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及商业的繁荣发展。当然,该政策本身的局限性也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其历史经验和教训可为当今土家族的经济开发提供某些方面的借鉴。

清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原因、策略与效用

清雍正朝的改土归流是一次重要的社会变革,也是明代以来诸多改土归流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本文根据新近披露的边疆大吏奏疏和其他史料,探讨此次改流的原因、实现改流的策略以及改流产生的效用,对以往的一些观点亦提出商榷,同时总结清雍正朝施政的若干特点。

雍正“改土归流”辩

大规模"改土归流"是发生于清雍正朝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如何认识和评价"改土归流",学界尚有不同看法。雍正改流,并非个人随心所欲,而是以"大一统"理论为依据,顺应历史发展趋势而采取的一项重大决策。不能因为在改流中引发武装对抗,造成血流伤亡,就将其全盘否定,而应该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一问题,既要看到清廷以武力强制改流,甚至在某些地方有扩大化的倾向,这是由封建王朝历史局限性所决定的,更应强调"改土归流"的实质是完成国家的真正统一,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一场社会变革。

试论民国前期康区“土流并置”的成效

辛亥革命后,康区土司大部复辟,因土司扎根于川边地方社会,部分土司后裔在当地继续被委以职务。民国前期"土流并置"通过委以土司职权,缓和了土流关系,土司帮助政府征收赋税和催派乌拉,加强了地方政府对社会的管理职能。但是,康区百姓给政府和土司均需缴纳粮税和徭役,这无疑又增加了百姓的负担。1918年绒坝岔和议签订后,川边失地过多,康北土司基本听从政府,而康南数县经常处于无政府状态,"土流并置"的整体成效不显著。本文试通过对民国前期康区"土流并置"的梳理和分析,以加强对民国康区土司和流官共同治理状况、成效的认识,为当今治边治藏政策提供现实参考。

清末民初川边改土归流与经略刍议

清季随着边境危机的日渐加深,清政府决心改革藏政,经营川边,以挽救"藏危边乱"。川滇边务大臣兼署理驻藏大臣赵尔丰在巴塘展开改土归流,之后逐渐推行于康区各地,且命令边军分驻康区各地,讨伐以土司、寺庙为首的反抗力量,以武力推动改土归流。尹昌衡善用兵,其西征一反赵尔丰严刑酷威之道,重攻心,既捍卫了国家主权,又遏制了西藏分裂势力。尹昌衡进军川边的同时还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安抚民众,化解了川藏矛盾。

丽江改土归流后纳西族的社会变迁

雍正元年(1723年)丽江土府改土归流后,木氏土司400余年的政治、经济、文化统治被打破,内地流官统治体系进入丽江,农业和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汉文化教育兴起,各民族间交流进一步深入,有力地推动了纳西社会的转型,为纳西族成为多元文化综合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清代土司区变动的过程、特点及原因——以土家族区域为例证

文章以土家族区域为例证讨论了清代土司区变动的过程、特点及原因,认为清代土司区变动过程反映了清朝在"家/国"认识问题上的转化过程,国家权力与秩序调整的核心是土司区的自治必须绝对服从王朝国家的根本利益,王朝国家的政治需要和内忧外患决定了我国土司区的变动乃至是否消失。

相伴相生:青岩历史流变与班氏土司

青岩兴起的600余年,其中最关键的两百多年(1572年-1824年)与班氏土司相伴相生。班麟贵对青岩城的修筑,奠定了青岩发展的物质基础;由土司衙门改建的青岩书院,使青岩文化发生了质的变革,青岩书院出来的赵以炯等名人,成为青岩"历史文化古镇"的重要标志。

明清时期社会变迁背景下滇西地方治理——以邓川州傣族阿氏土司为中心

明清数百年间,滇西地区因国家制度和地方基层治理而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位于洱海北部的邓川州极具代表性。明初,威远州傣族土酋阿氏因立功而授邓川土知府职,作为非本地人,阿氏首先通过扩大联姻网络,不仅得到故地土司的援助,还获得了周边各族土司和当地豪强的支持,稳固了在邓川的政治统治基础。此外,滇西地区开发较早,加之明朝大量汉族的进入,以儒学为基础塑造文化身份变得异常活跃,阿氏通过建构历史记忆,实现了文化身份的转变,加强了在当地的文化统治基础。邓川州境农业发达,又形成了以土司为总理,各阶层和各民族相互协作的高效运作体系,强化了土司在当地的经济核心地位。这种治理方式既有西南民族地区的共性,也形成了滇西地方治理的特色。

试论雍正朝广西改土归流

雍正朝广西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采取审时度势、区别对待的灵活策略,给广西土司以莫大的冲击,实现了对土司区的直接管理。重视善后工作的开展,推动了广西社会的稳定。"以汉化夷"思想的指导,有利于中央集权"大一统"目标的实现,促进了广西社会的发展与文化的进步。

明清西南民族政策比较研究——以贵州改土归流为中心

改土归流是历史上贵州地区一个重大事件,贯穿明清两代。这实际上也是汉文明与少数民族文明互动融合,逐渐奠定贵州省版图的建省过程。明清两朝以政治军事为干预先导,以经济商业为渗透手段,以文教融合为辅助策略,以中原先进的封建地主制经济生产关系渐次代替贵州境内其它不同社会形态下的经济形式。由于明清两朝面对的主客观条件不同,尤其是在执政者民族心态上有显著的差异,因而改流的主动性、采取的具体手段、改流后的善后事宜也有所不同。

论土司制度终结的历史必然性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一种过渡性地方管理制度,有着先天的不足和弊端,改土归流是历史的必然,随着清朝"大一统"思想的强化以及边疆与内地一体化步伐加快,土司制度走向衰落,1911年3月,民政部《各省土司一律改设流官》的发布标志着土司制度终结。

东兰—凤山韦氏土司州署变迁考略

从东兰土司州署四迁,到凤山土分州衙署设置,韦氏土司州署几经变迁。东兰—凤山韦氏土司始建土司州署于坡豪,扼守红水河,牵掣侬智高残部;从坡豪到兰阳,兼得天时地利,稳居红水河中游;从兰阳到旧州,开启祖孙四代抗倭传奇;从旧州到东兰城,适应时势,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从东兰到凤山,从土知州到土州同,韦氏土司失去半壁江山;从九响定乾坤,到凤山土分州衙署确定,韦氏土司在凤山走向没落。

试论雍正朝广西土司与中央王朝关系的转变

雍正朝,在政治、经济、军事条件成熟的基础上,改变以往对待广西土司以抚为主的被动之态,主动出击,以改土归流为契机,解决了广西土属区的权力分配问题,将广西土司纳入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内,由此也改变了广西土司与中央王朝时好时坏、若即若离的疏远关系,确立了两者之间一种新关系。

论明代初年明王朝对乌蒙山彝族土司地区的治策变化

洪武十四年,明太祖命傅友德、蓝玉等人率军南下平定云南。川滇黔三省毗邻之处的彝族土司本受任于元朝,随着明军的到来,他们在短暂的抵抗后一一归附。但由于明朝在土司统治地区直接设立卫所派驻军队,激化了明廷与土司的关系,当地少数民族再次反抗明朝的统治。军事行动失败、粮饷馈运不足、民族关系紧张等多重因素使得明廷最终放弃了军事进驻的计划,转而将军队沿道路分守,在土司地区设置流官,传播儒学,使得该地区免于遭受长期战火波及,从长远来说有利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民族融合。

论平定“二田战乱”及其影响

明永乐十一年(1413),明王朝平定"二田战乱",实行改土归流,结束了田氏土司对黔东北的统治。同时,在贵州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加快了贵州建省步伐,为思南、思州改土归流创造了契机,贵州文化教育获得了长足发展,促进了贵州交通运输的改善,使贵州地区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

孟连宣抚司礼仪乐舞地方性音乐认同变迁研究

宣抚司礼仪乐舞地方性音乐认同是孟连傣族地方文化认同中重要的一个部分,文章通过对孟连县芒沙小组中宣抚司礼仪乐舞传承发展现状的解读,认为宣抚司礼仪乐舞在地方性文化中的社会作用,经历了从以维护土司统治、文化教育为主到逐渐向审美娱乐、文化符号和商品性消费的转变。宣抚司礼仪乐舞作为一种地方音乐符号深深根植于地方文化之中,其在地方性主体音乐认同中的转变与价值体现才是当地音乐文化保护与传承最坚实的力量和源泉。

南明政权的势力依赖关系变化——以土司和农民军为例

南明政权无法继续依靠勋将时,对土司和农民军的依赖性开始显露。福王政权时,对土司的依赖关系开始产生,而农民军始终是明朝的宿敌,明朝对外方针是“联清抗贼”。从唐王政权到桂王政权前期,南明政权对土司的依赖性受地方督抚的影响呈现出先降后增的趋势,而对农民军呈现相反的变化。桂王后期,大西军利用军政合一的组织结构控制南明君臣,并最终融合了土司和大顺军余部。南明政权对土司、农民军的依赖性变化也伴随着南明政权内部矛盾和领导结构的变化。

清代碑刻所见滇南社会文化变迁与交融

清代在今景东、镇沅、景谷、思茅等滇南腹地的治理活动对该区域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促使其社会文化产生了巨大变迁。文教的兴办、移民的涌入,推动了汉文化在滇南不断延伸,并在传播过程中与各少数民族文化产生了深度交融。传统史料对滇南社会的记述多以政区为单位展开,对基层社会的描述较为笼统,而同时期遍布滇南的各类碑刻则为探讨该区域社会文化变迁提供了新颖的认知视角。各类碑刻细致呈现了改流后内地文化在地域空间的恢拓,以及各族文化的多元交融等社会变迁历程。

鄂西土司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唐宋时期的中央政府在鄂西土家族地区推行羁縻政策,后在元代形成初步完备的土司制度,于明代最为鼎盛,最终在清代被废除。土司制度自诞生之日起便对实行该政策的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我国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进程中,有关鄂西土司制度的研究取得了一些丰硕的成果。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从鄂西土司制度形成的历史背景、土司制度的主要内容以及鄂西土司制度的历史变迁三个方面对这一制度进行基本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