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善喻”三维在创新性人才培养中的当代意义

怀特海的观点和《学记》的“善喻”思想形塑了作者的博士生指导风格。咬定启发式、放飞想象力、追求创造性,是作者指导博士生的基本理念。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三维”,构建起指导博士生活动的主体框架,它们在不同的时段分别承担起了各自的“承重墙”作用:题目选择时段,注重道而弗牵;论文撰写时段,遵循强而弗抑;论点凝练时段,提倡开而弗达。咬定启发式、放飞想象力、追求创造性,集中地体现在论点凝练阶段,但又有机地“嵌入”在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之中。

跨越解读《以赛亚书》与《礼记》中的理想社会——以《礼记·礼运篇》和《以赛亚书》65章为例

"跨文本阅读"古代儒家经典《礼记》中《礼运篇》所描述的"大同社会"与圣经《以赛亚书》六十五章所描述的理想社会"新天新地",可以发现,《礼运》"大同"理想中对"矜寡孤独废疾者"的社会关怀,与《以赛亚书》中关心穷人、孤儿、寡妇等弱势群体的思想旨趣完全一致,它们共同指向一个仁爱、关心弱者、人际和谐的道德社会。这个道德社会在《以赛亚书》中表现为"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与哀号的声音",在《礼运篇》中则表现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如果我们不为两个文本表面形式的不同所局限和受困,一定会发现二者共通的博爱、仁爱精神实质。这样的跨越解读,可以提供给我们构想理想社会的多元视角。

中华“天下政制”及其当代价值

"天下主义"是中华各家之基本价值观,追求超乎国家观念、超越国家疆界、构建世界制度,"以天下观天下",而非"以国家观天下"。《周礼·天官冢宰》之"政制架构"不只是"治国之道",更是"平天下之道"。《礼记·王制》之"政制架构"既有封建制度、寓郡县于封建制度,又有国家制度,明显是超乎国家观念的。《荀子·王制》所谓"王者之人""王者之制""王者之论""王者之法"及其化外制度、君子制度、群分制度、有余制度等等之构想,亦均是超乎国家观念的。费孝通先生"双轨"或"一国两制"之观察局限性很大,实际上中华"天下政制"乃是"郡县制""封建制""宗藩制"混合而成之"一国三制"。贤能主义与精英主义、可持续主义与长久主义、混和主义与三极思维、文化主义与柔弱主义、天下主义与世界主义、天-君-民循环生克主义等等,乃是中华"天下政制"之价值观基础。当今世界"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已趋极端,将来之发展,若不参鉴中华"天下政制"及其价值观,恐无前途。

先代帝王祭礼的理据、功能和发展线索

根据设计理据和礼仪功能的不同,先代帝王祭礼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出现在北魏、隋唐与宋金时期,按照《礼记·祭法》的报功要求祭祀功德显赫的先代帝王,彰显当政朝廷遵循儒经的态度。第二类出现在新莽、唐宋时期,梳理正统王朝的更迭脉络,用以说明当政朝廷正统地位的来历。其理据渊源是董仲舒的“王、帝、皇、民”古史观念,在实践中转变为排列五德历运的转移线索。第三类是明清时期的历代帝王庙,同样用于说明正统地位的来历,但设计理据由五德终始说转变为功德评论。当政者在功德评论中的主观作用促成了康乾时期帝王庙祀谱的大幅扩展。总之,先代帝王祭礼的功能不完全是彰显统治地位的传承,也不能因为当政者主观作用的存在而忽视礼制发展中的内在连续性。

《礼记·王制》的地位升降与晚清今古文之争

《礼记·王制》和《周礼》都是记载上古制度的儒家经典。在晚清今文经学运动中,《礼记·王制》的地位突然上升,被视为孔子为后世立法的素王所定之制,而《周礼》的地位相对下降,从而引起很多争论。在晚清今古文论争之前,清代学者已经对《王制》的作者和成书问题进行了许多考辨,为今文学家的"义理"发明奠定了基础。晚清今文学家以《王制》统率今文经学,定其为"素王之制",则受到俞樾的很大启发。"《王制》为素王之制"说本身尽管未被接受,而清末民初其他学者对今文学家"《王制》说"的批评,则反映出将六经历史文献化的倾向。晚清今古文之争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近代经学的边缘化和史学走向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