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变迁与概念重塑——从文体角度考察《中庸》升格

《中庸》升格是一场以概念重塑为实质的思想运动。从唐到宋,《中庸》的言说文体依次经历了汉唐注疏体、唐宋论说文、宋人笔记体三种主要类型。汉唐注疏体以"礼"为统,随文释义,不能自由言说概念;唐宋论说文可以自由言说概念,但在经世致用倾向影响下,其话语特征以命题为中心,对概念辨析形成牵制;宋人笔记体为概念重塑提供了最自由且最恰当的话语载体,《中庸》的独特思想价值遂得以凸显。此后,宋代《中庸》言说史呈现出注疏体、论说文、笔记体互补发展的局面,三者的话语特征也在交融中不断变化。从文体角度考察文本、命题、概念,或可成为唐宋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径。

相似文本·思想亲缘·曾思孟关系——《孟子》“思诚”章的三大论域

《孟子》“思诚”章包含三大论域:其一,它与《孔子家语》《中庸》《淮南子》似曾相识的字句同异值得分辨;其二,它与《中庸》环环相扣的思想关联值得分析;其三,它与曾子、子思薪火相传的学脉传承值得分疏。尽管“诚而思诚”的思想义理是《孟子》“思诚”章的重中之重,但如果基于思想义理而统筹兼顾,亦即增加比较研究的文本数量、彰显思想发展的亲缘属性以及理顺曾子、子思、孟子的演变历程,那么,此一单章研究就会达成《孟子》深度解读及其思想研究的学术使命,成为孟子研究与孟学史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

郭店《缁衣》的形式和思维中的子思思想之特质

20世纪末年郭店楚简等新出土文献问世后,新的知识与见解也随之而来。笔者基于此新知见,对孟子性善论的形成过程有一系列论考。本文即其中探讨《子思子》,特别是《中庸》的古层(即被称为"中庸古本"的部分)与《缁衣》部分的内容。相对于《论语》追求"不言实行","中庸古本"与《缁衣》则追求"有言实行",将"言"与"行"对称起来论述。《中庸》的"言顾行,行顾言"和《缁衣》的"可言不可行,君子弗言。可行不可言,君子弗行"就是典型代表,都是以"名"所附随的"合宜性"为行为标准来进行思考的产物。这种思考是子思思想的初期特征,其间对人之内在的关心比较稀薄,显示了与《中庸》新层(即被称为"中庸新本"的部分)所叙述的"诚"的思想之间的差距。

孔子的“中庸”思想对平衡人生的启示

孔子的中庸思想既是一种道德准则又是处理问题的一种方法。中庸思想启示我们:择善固执——安身立命先要求自己;和而不同——不偏不倚的处事理念;过犹不及——凡事要拿捏分寸。这三点为我们平衡人生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从《表记》《坊记》的内容和形式看子思的思想“转换”

20世纪末以来的新出土文献带来了新的知识与见解。笔者基于此新知见,对孟子性善论的形成过程有一系列论考。本文即其中探讨《子思子》的《表记》《坊记》的部分。《中庸》古层和《缁衣》阶段的子思思想对人内在的关心十分稀少,但《表记》中关于“仁”的论述成为了将“行”二分为“形于内”与“不形于内”的《五行》思想之基础。另一方面,《坊记》中一边以“礼”为“民之坊”,一边也意识到了“礼”之功能的限制性,从而显示出往《中庸》新层之“诚”思想迈进的前阶段。后期的子思思想是在对人内在怀有强烈兴趣的基础之上成立的,这种转换的轨迹可见于《表记》《坊记》二篇。

从《中庸章句》引注看朱熹经典诠释的原则

《中庸章句》共引注9家24处,含汉魏古注和宋儒之注。朱熹秉持公正的经学观、正视汉魏经学功绩并予以合理评述;其善集注家之长,引郑玄、王肃注多聚焦章句训诂和简明解语。引程子注最多,但未标明是程颢或程颐,有和会二程之意注经的做法;引注多出自《程氏遗书》《程氏外书》,《二程集·中庸解》撰者实为吕大临,朱引程子注不出于此。朱熹对杨时、游酢、侯仲良学养多有嘉许,但因他们解《中庸》杂糅佛老思想、偏离圣人学说,故引注数量偏少。朱熹熟识张载作品且在心理上钦慕其学说、又高度评价吕大临所解《中庸》,故关学代表引注比例较大,彰显其超越学派之分、褒贬有别的治学精神。朱熹释经理学色彩较浓,但未囿于当时义理解经思潮,呈兼顾文本之义、作者原意和读者所悟之意的多维诠释视野。

阳明《中庸》首章诠释及其意义

学界历来颇重阳明《大学》之学,对其《中庸》学则相对忽略。实则阳明的《中庸》诠释富于创新而含义深刻,它翻转了被朱子判为"多说无形影"的《中庸》的明道特质,将《中庸》与作为"为学纲目"的《大学》等同观之,断《中庸》"为诚之者而作,修道之事也"。并进一步创造性地拈出《中庸》首章与《大学》全书的关系,以为"子思括《大学》一书之义,为《中庸》首章",并将此理念落实于《大学古本旁释》中。阳明又据于其良知学,从本体与工夫的关系出发,重新审视戒慎恐惧与不睹不闻,突出两者在良知中的一体贯通;反对朱子戒惧与慎独的未发已发二分说,主张两者为一,皆是已发工夫;以戒惧为敬畏,提出戒惧与洒落乃工夫与境界关系,两者并非对立。阳明既以良知为人人所同具的未发之中,又以为"不可谓未发之中,常人俱有",此看似矛盾之说,乃是居于本体与工夫不同视角之故,体现了阳明的体用一源论。阳明还讨论了中和与天理及气的关系,强调"天理亦自有个中和"的属性。未发已发之中和问题于阳明具有重要意义,涉及阳明思想中的体用论、心性论、工夫境界论等重要论题,实为阳明《中庸》学的点睛之处。故深入探究阳明《中庸》首章的哲理意涵,必有助于推动阳明学、宋明理学及《中庸》诠释学的发展。

“中庸”与“中道”: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之德性观的差异

孔子持"中庸是德性",而亚里士多德持"德性是中道"。孔子的"中庸"是德性的主词,其德性主要是伦理德性,有着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和天人互动的"天命"观念;而亚氏所论的"中道"则是德性的谓词,其德性观包含着伦理德性和智性德性,侧重于分析的思维方式以及科学的理论思维,其智性德性最终与其宗教观念相通。他们思想的差异对中西文化的不同走向产生了巨大影响。

“分章所以原作者之意”--论黎立武的《中庸分章》研究及其思想意义

黎立武是"兼山学派"的重要人物,他对《中庸》的独特阐发体现了兼山学派中庸学之特色。基于"分章所以原作者之意"的诠释宗旨,提出《中庸》章句应分为五大部分十五章,与朱子之分有重大差异。黎氏认为,对《中庸》重新加以分章的目的是为了对"作者之意"作出新的诠释,因此他对命、性、道、教、中庸、诚等核心概念皆有着独到深刻的阐发,尤善于融合贯通性、命、中、诚、仁、忠恕诸概念,认为彼此具有"互融之妙"。黎氏《中庸》分章之学,是在朱子《中庸章句》已为世"奉持信守"的背景下提出的,它不仅展示了中庸诠释的新路向,而且体现了程门后学存在着学术分歧和不同走向,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全面地思考理学的内在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