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援助:北京民间筹赈日灾义演

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强烈地震及引发的次生灾害造成日本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援日行动开始后,知名艺人梅兰芳很快倡导全国同人义演筹赈。梅兰芳的号召得到北京各界民众的积极响应,梨园艺人、学界及票友等民间人士纷纷发起义演筹款行动,将募捐款项转交日本灾民、在日留学生和华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日本遭受严重灾害时,中国人民搁置仇恨、施以援手,日本人民应记住这份恩情。中日和平交往,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也是两国人民的努力方向。

中国古代分配制度的建构与发展——基于不同资源配置机制的探讨

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的背后是市场、政府、社会三种资源配置机制发挥作用,分别以市场定价的要素回报、政府财税政策和民间慈善活动形式决定或影响收入分配。对于这三个方面,中国古代在分配制度建构中作了一定探索。首先,政府试图通过田制改革、直接经营资源性行业以及对田地租金、资本利息进行限制来调整要素回报。其次,在田赋改革和商税征收中,政府多次尝试改变收税方式,缓解贫民负担。再次,在荒政和公共福利领域,古代政府建立了较完备的流程、制度,并设立了分门别类的官营机构。最后,在中古佛教慈善与近世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推动下,民间慈善成为政府公共品供给的重要补充。这些做法可为今天构建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提供经验和启示。

上海地区赈灾彩票的发行与运作(1918—1922)

民初上海义赈面临筹款困难,发行上海慈善救济券,后应张敬尧之请发行湘赈彩票,赈灾彩票因具有赈济灾民的慈善性突破了禁赌法律的束缚。但不久上海地区赈灾彩票的发行逐渐失控,不仅导致赈灾彩票赌博的危害扩展到更广的社会面,而且表明救济灾民不过是地方军阀开辟财源的借口,成为时人要求禁绝的要因。同时,上海地区赈灾彩票虽然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运行机制,但其运作过程中存在欺诈性问题和缺少公布善款收入、流向的环节,成为时人将其归为赌博并否定其具有慈善性的重要依据。

侨乡慈善之局限:1946年泰国华侨赈济潮汕粮荒行动探析

华侨是潮汕慈善事业中至关重要的角色。1946年广东暴发严重粮荒,潮汕地区更是首当其冲,地方当局求助于在泰国米业中执牛耳之华侨。随后,泰国华侨积极筹募赈米运往潮汕,潮汕社会各界则合力进行放赈,双方以分工合作的模式共同推进赈济粮荒行动。然而,潮汕地区放赈活动的运行效率与方式,均有违泰国华侨的赈济初心。为纠正偏差,泰国华侨组织“监赈团”亲临潮汕,而其具体实践往往陷于无力。华侨与侨乡社会的互动难题及其本身力量的局限性,导致其善举所能发挥的作用颇为有限,这也反映出其时基层社会的运行弊病给侨乡慈善带来的局限。

近代西方教会在华慈善事业述论

近代以来,西方各国为了在中国传播基督宗教,先后在各地举办教会医疗、育婴、赈济等多项慈善事业,并获得了较大发展。最初的教会慈善机构一般都为便利传教而设,因此带有浓厚的宗教与殖民色彩;进入民国以后,随着基督教在华的生根,教会慈善事业的宗教色彩逐渐淡化而趋向世俗化。客观而论,其对近代中国社会也有较明显的积极影响。

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内容和特征探析

近代慈善事业以博施济众为极功,在社会变迁中获得新发展,慈善组织的救济内容更趋宽泛,总括而言,即有慈善救济和慈善教育两大类。慈善救济包括以济贫助困、赈灾救荒等善举,慈善教育则是开办习艺所、贫儿院、慈幼院等机构,注重教养兼施。与传统善举相比,慈善家群体的形成、多样化的慈善组织、多层化的慈善道德、广阔的救济区域、先进的救济运作手段和广泛的经费来源等成为近代慈善事业十分显著的特征。

从“教养兼施”到“劳动教养”:中国劳动教养制度起源新探

作为源自中国传统社会的救助办法,"教养兼施"原指救助贫民时兼顾生活救助和职业培训。但随着晚清时期的西潮冲击和社会变迁,"教养兼施"的强制、惩戒和改造含义日益浓厚。这对近代中国慈善救助事业产生实际影响,一系列"教养兼施"机构开始出现。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劳动教养"制度,其实便是从"教养兼施"的理念和实践逐步演变而来的。

试论华洋义赈会的工赈赈灾

华洋义赈会, 是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的简称, 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外合办的慈善救灾团体。它以“防灾胜于救灾”为基本理念, 认为工赈是最为科学合理的赈灾方式。在灾时与平时以工代赈赈灾恤贫。其工赈规模大, 成效好, 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论华北灾荒期间天津商会的赈济活动(1903～1936)——兼论近代慈善救济事业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民国前期灾荒期间,天津商会与官方及民间慈善团体通力合作,对灾民施行了一系列赈济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灾民的生存压力,也使商会在社会救助这一公共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在赈济事业中,国家与社会有时合作,有时抗拒,越到后期合作越少,冲突越烈。

论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熊希龄与湖南的慈善救济

熊希龄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慈善家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为湖南的慈善救济作出了重要贡献,无论在筹集赈款还是在查灾放赈采运中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谓灵魂式人物。他主张慈善机构联合办赈、强调救济时分别轻重缓急、突出积极慈善以及在社会大背景下筹划慈善,同时重视灾情的准确掌握、呼吁减轻民众负担以及要求办赈人员操行高尚等,都是他多年办赈的经验结晶。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体育慈善活动述论(1924—1949)

对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体育慈善活动、特点及影响进行了梳理与总结。民国时期,作为民间体育组织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开展同业救济的同时,亦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积极主办或协办自然灾害救济,抗战募捐,赞助卫生、教育、体育事业等社会公益活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以体育为载体,通过举办体育慈善比赛、体育慈善拍卖等方式来开展公益活动。这些公益活动不仅有助于扩大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社会影响力,增强体育界的凝聚力,而且还进一步丰富了体育的内涵,推动了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

关于网络募捐的监管问题

作为新生事物的网络募捐,虽然有着独特的社会救助效应,但也暴露出其在法律依据、主体确认、可信度、救助效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要从分析网络募捐的定位和存在问题入手,探讨网络募捐的监管问题。要明确如何通过加快立法进程、加强审批和管理、加强网络监管、建立监督与评估机制等方面加强对网络募捐的监管,从而引导和规范网络募捐健康发展。

地方社会与国家的跨地方互补——光绪十三年黄河郑州决口与晚清义赈的新发展

光绪十三年(1887年)黄河在郑州决口,是铜瓦厢改道后最大的一次黄河水灾。对于此次水灾期间的赈灾事务,学界以往甚少注意。实际上,此时以江南绅商为主体的民间力量自发组织动员的义赈活动,不仅承担了此次赈务中的很大一部分工作,而且是整个晚清义赈机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其实践逻辑甚至还可以帮助我们推进此前关于地方史研究取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反思。

从互惠到利他——宗教改革时期基督教济贫观念的变化

宗教改革时期的济贫改革是近代欧洲社会福利制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基督教的济贫观念在这个时期发生了显著变化,从传统的以互惠为主要特征的功利性救济观转为以强调爱,即上帝之爱和基督徒之爱为主要特征的利他性救济观。救济不再是为救赎准备条件的手段,而成为责任和义务,是基督徒身份的主要标志。宗教改革与这种观念的形成关系密切。

李金镛与晚清义赈

光绪初年",丁戊奇荒"发生。江南绅士募集巨款,跨境赴华北赈灾,是为晚清义赈。李金镛是这批绅士中的代表性人物。他先后在苏北、山东和直隶主持赈务,对晚清义赈的兴起与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论政府在社会救助中的责任限度

社会救助是政府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而不仅仅是道义责任。政府在社会救助中起主导作用,负主要责任,需承担立法责任、宣传责任等宏观责任,同时也要承担提供社会救助资金,管理社会事务等微观责任。社会互助则是政府救助的必要补充。各级政府要按照社会救助制度的不同特性和发挥所长,优势互补的原则,确定应承担责任的种类。政府责任水平也要进行合理的界定,要与国情相适应,既要防止社会救助水平过低,也要防止救助水平超度,纠正政府在社会救助中的越位、缺位和错位行为。

中国慈善税收减免制度的评估与展望--以慈善立法为背景的研究

对慈善给予相应的税收减免是各国通行做法,也是中国慈善实践中已经采取的举措。然而,由于相关法制的欠缺,慈善税制并不完善,中国现行慈善税制尚未充分发挥出应有的促进作用。基于对与中国慈善有关的现行税制规范进行全面梳理,客观评估现状,立足于兼顾慈善与税收间的平衡,回应慈善立法宜解决的税制问题,建议明确慈善监管部门与财税主管部门的监管职责与权力划分,并提出在慈善立法中如何规范税收优惠的立法建议。

我国慈善超市的发展瓶颈与生存智慧

慈善超市是社会救助的一种创新模式,政府的强势推动使之迅速普及,并兴盛一时。但普通民众对慈善超市运作的知晓程度较低,对公益慈善行动的实际参与不足,导致慈善超市"高调开业、惨淡经营、悄然关闭"。研究表明,只有立足于慈善超市的发展现状,以政策解读为逻辑起点,通过勾勒政策文本中慈善超市的发展蓝图,深入剖析阻碍慈善超市发展的现实阻力,才能寻找到激发慈善超市活力的现实路径。

论李提摩太的宗教慈善活动及其理念——以《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讨论了晚清以来最具影响力的传教士李提摩太的慈善救助活动和思想。研究发现,基于社会实践者的切身体验及感悟,加上作为传教士的宗教动因,推动了其慈善理念的出现和发展。李提摩太的宗教慈善理念是,从救助灾民开始,考虑社会成员的长期发展,提出预防为主的观念;灾后,他的救助思想从社会底层转向社会知识分子和官员等社会精英人群,试图从社会改良的角度推进中国教育发展和社会变革。这一转折,不仅救助了社会底层的群众,也传播了西方的科学知识,大大推动了近代学校教育的发展和西方社会科技的传播。

1927—1937年京津地区国家政权与民间慈善组织的互动关系

近代以来,民间慈善组织在社会慈善与救助事业的建立与发展方面,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国家权力对民间慈善组织在人事任免、日常事务管理、资产支配等方面都表现出日益强烈的干预态势,使民间慈善组织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受到了极大压抑,出现了所谓的"国进民退"局面。在此过程中,国家通过对社会慈善救助资源的整合,也加速了社会保障法制化的建设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