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八旗生员招考问题探析

清廷为了安顿社会承平时期的八旗子弟,允许他们参加考试获取生员身份,以此鼓励他们学习汉族文化。然而随着满汉关系的变化,八旗生员的名额也屡经增减。为了确保考试的公正性,清廷在考试流程和投考资格等方面出台了多项举措,并针对考试流弊,不断调整政策,完善录考程序。优异的八旗生员,进而成为八旗贡监生,通过在国子监的深造步入仕途,成为清代政权建设的重要力量。

故交、宗盟与外臣:蕃书所见会昌以后唐与黠戛斯关系的演变

会昌年间,灭亡漠北回鹘政权的黠戛斯再次与唐朝取得了联系,希望获得唐朝的册封来强化自身在草原的统治。唐朝对待这位强大新邻的态度最初非常谨慎,表达敬意却不明确承诺;直到确认双方过去交往的历史后,为争取在回鹘问题上的合作,才以所谓“同族”关系为基础,与黠戛斯确立了宗盟关系,最终给予其册封。唐朝末年,随着黠戛斯西归,双方地理距离被拉远,各自诉求发生变化,虽友好依旧,但唐朝对待黠戛斯的礼仪却有所下降。蕃书王言向我们展示了会昌以后唐与黠戛斯关系演变的三个阶段及天下秩序下唐朝与民族政权交往的诸多细节。

家法与国法:清代闲散皇族的板责之例

在清朝前期的国家法律中,受“皇族不加刑责”的法律原则影响,没有对犯罪皇族成员实施板责的相关规定。在部分案件中皇族成员所受到的板责,多出于清帝特旨,带有明显的“家法”色彩。乾隆中叶以降,清廷鉴于闲散皇族犯罪滋事之风愈演愈烈,遂摒弃了“皇族不加刑责”的法律原则,开始逐步将对闲散皇族施行的板责之例制度化。经过乾嘉道三朝的多次修定,清廷最终完成了对闲散皇族施行的板责之例由“家法”到“国法”的转变,进而完善了皇族惩戒体系,节约了治理成本。相关条例的制定和完善,一方面对约束闲散皇族的犯罪行为起到了一定作用,闲散皇族所受到的刑罚实际上已经与民人趋同。另一方面也表明,彼时社会公共道德对闲散皇族身份特权所形成的压力已经愈来愈大。

北魏孝文帝构建门阀制新论

北魏宗室鲜卑勋贵执政力退化,是促使孝文帝迁都构建门阀制的核心因素。定姓族是北魏皇帝和宗王、八姓勋贵主导,以巩固其政治社会地位为核心,以在官僚体系中处于主体地位的八姓和其他鲜卑勋贵、汉人士族为主要实施对象,自上而下对统治集团内各阶层政治等级秩序的再调整。排斥在门阀制外的代人鲜卑军士,是北魏宗室鲜卑勋贵掌权的武力基础。北魏朝廷为安抚其群体,滥授军阶,使其群体侵占了士族门阀拥有的政治身份和官位,造成孝文帝所建官分清浊、士庶有别的门阀制难以维系,引发胡汉门阀与下层军人、代北六镇酋豪之间的政治残杀,导致北魏灭亡。

中国古代“早慧”儿童历史记录及家庭教育思潮的变化

中国古代“早慧”儿童的历史记录经历了周期变化。东汉至宋代的近千年间,面向低龄儿童的人才选拔断续存在,关于“早慧”儿童的记载较为丰富。其中东汉受到儒家思想影响,“早慧”儿童的记录更关注学习能力;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不再是主流,对“早慧”儿童的记录偏重社会能力方面;南宋后期到清代的近千年间,科举考试渐渐取消了专门面向低龄儿童的考试,关于“早慧”儿童的记载较少,“早慧”不再被主流社会提倡。在这个过程中,“聪明伶俐”这一教育目标被“老成持重”取代,“早慧”儿童作为一种教育文化现象逐渐消失。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教育得当的“早慧”儿童有成功的经验,但比例很小,而针对“早慧”儿童的辨别、选拔培养是一个难题,若操作不当,不仅会毁了儿童的童年生活,也是社会发展的重大损失。

风清气正:中国传统优良家风的历史经验——以明清常州庄氏家族为例

家风是一个家庭价值观的体现,是社会美德的一种表现形式。新时代的家风建设起到了塑造人、培养人的重要基础性作用。该文归纳了中国传统社会包含的重视忠诚立家、从严治家、修身齐家、耕读传家、勤俭持家、实干兴家的优良家风;并分析了明清常州庄氏家族的优良家风内涵;最后总结了明清常州庄氏家族,作为文化世家,为今后社会塑造、培养优良的人才提供的借鉴价值,也为新时代家风建设提供丰富的历史经验。

宋代家训与启蒙

具备启蒙功能的家训,主要有涉蒙家训和启蒙家训两类。在儒学复兴运动的大背景下,宋代涉蒙家训获得了长足进展,背后主要是家礼、义庄等新生宗族要素的推动。而宋代启蒙家训更是实现了质的飞跃,背后推动者主要是理学家群体,主要有践礼和训理两条变化脉络。两类家训的迅猛进展,共同将宋代童蒙文化水平推向了新的高度。

明代秦藩与朝廷官员的社会交往——以墓志撰书人为中心

由朝廷官员参与撰书的墓志,是探究明代秦藩与朝廷官员社交状况的重要文献。从墓志中可以看出,秦藩与部分撰书官员存在着长期的请托关系,撰书官员内部也互有分工与合作,形成了固定的“撰书圈”。秦藩墓志的撰书官员多为异地任职的西安府籍人士,且多为离任还乡之人,这表明藩禁政策在明中后期仍旧是限制秦藩与官员交往的重要因素。但值得注意的是,秦藩与撰书官员之间的交往,也同时呈现出对藩禁的有限突破以及关系多重交错的特征。这意味着明中后期朝廷对宗藩的管控力实际上趋于式微,秦藩已经在封地构建起更为深入而多元的社会关系。

乾嘉时期宗学招生制度探析

清朝廷为教育宗室子弟设立了宗学,有关宗学招生人数、学生来源的规定在乾嘉时期逐步得到完善并成为定制。此前的雍正朝在招生时原则上对王公、将军和闲散宗室子弟是一视同仁的。但随着朝廷开始对学额有所限制,乾隆朝招生逐渐向上层王公子弟倾斜,旨在通过宗学提升王公子弟的清语骑射水平。嘉庆朝招生则向下层闲散宗室倾斜,更侧重借儒家伦理道德教化下层宗室子弟。乾嘉两朝宗学招生制度的变化实际上是统治者调和满汉文化的过程,其结果是满洲文化逐渐式微,“崇儒重道”理念更加深入地在统治阶层中渗透。

王朝国家的模仿与隐喻——人类学视阈下的土司社会与国家关系研究

国家——社会二元对立框架是一种极具张力性的关系范畴。在土司宗族文化、宗教信仰及其他生活实践中,土司社会通过隐喻的途径模仿王朝礼仪及其行政体系,借助王权进入、学习儒家思想、模仿王朝礼仪等方式,不断被整合到王朝国家内。模仿与隐喻构成了地方土司社会与中央王朝国家沟通的重要路径,通过这种模仿实践,帝国的运作逻辑得到土司社会认可,而土司政权与中央王朝之间的沟通也由此变得更为畅通。土司政权与王朝国家的这种互动深刻影响着地方社会的发展,使之形成一股强大的向心力,对边疆地区较长时期的和平、稳定,以及对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金代皇室教育

金代作为十二世纪初女真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其教育吸收汉民族教育模式,同时又极具民族特色。除了建有正规的汉、女真两大学校教育系统外,还有非正规的皇室教育形式,即对皇太子、皇子及皇室宗亲子弟的教育。其目的是通过教育将皇族宗室子弟培养成为德才兼备之人,以巩固女真政权。本文从金代太子师保傅教育,皇室教育方式、教育目的和教育内容等方面对金代皇室教育进行较为全面的论述。

“以诗为性命”——塞尔赫诗歌刍论

塞尔赫,是清前期满族宗室中享有盛誉的一位诗人,他在满族文学史中地位较高,影响较大。其诗集《晓亭诗钞》为后世所推崇,成为一代宗室诗人之代表作。他从崇唐尊宋的窠臼中解脱出来,独树一帜,以其独特风格成为清前期满族文学史的代表诗人。重点从塞尔赫诗歌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两个方面对其进行较为全面、客观、准确的考察。

制度设计与多维互动:清道光年间徽州振兴科考的一次尝试——以《绩溪捐助宾兴盘费规条》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时期徽州府属各县的教育发展水平及发展程度呈现出不均衡的现象。由于商业势力及经济实力的相对滞后,绩溪的教育发展水平一直居于徽州府较次的位置。清道光年间,随着商业实力的相对增强以及休宁县成功事例的示范效应,绩溪县地方官府、社会精英、宗族、文会以及宗族成员开始日益重视并致力于振兴科考的努力,各行为主体相互之间围绕着筹集乡试盘费资金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制度设计等主题,展开了积极有效的良性互动。绩溪县地方官府、社会精英、宗族、典商等围绕科举这一主题所进行的制度设计与多维互动,是清代道光年间徽州地域社会内振兴科考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宋代南外宗正司入闽及其影响

南外宗正司是宋代管理外居宗室的机构。宋金交战 ,为躲避战乱 ,它辗转迁入福建泉州。南外宗正司的机构非常健全 ,宗室在闽蓬勃发展。南外宗正司的入闽 。

清代徽州文会运作及其科举功能

清代徽州文会是专为读书人而设的文人组织,数量众多。就其类型而言,以血缘性的宗族文会为主体,地缘性的社区文会、合都文会也为数可观。清代徽州文会的资产主要分为田和钱两种形态,其来源有集资入股、乐输捐助及付喜庆银等其他出银形式。为保证会产增殖,文会购置并出租田地屋店,还以"打会"形式将银钱借给会员收取利息。围绕会产的管理与使用,文会制定了严格的措施并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加以调整。清代徽州文会的功能集中在科举方面,日常活动以会课为主,训练士人参加科举考试的技巧,帮助他们熟悉科举考试的环节。文会资产则主要用来奖助科考,为士人提供盘费。文会的正常运转有力地推动了清代徽州科举的兴盛。

秦汉户籍中的“宗室属籍”

秦汉户籍中身份等级最高的是皇族成员的宗室属籍。无论是居于京师的皇族,还是散居各郡国的宗室成员的户籍都归宗正掌管,各地要按时上报宗室户籍,是为上计制度的重要内容。并非所有皇族及后裔都具有宗室属籍,谋反者及其家属、毋节行者、五服之外者不具备宗室属籍。不仅有皇族血统者有宗室属籍,与皇室有姻亲关系者也可有宗室属籍,或称之"准宗室属籍"。宗室也不单纯是个自然的血缘或姻缘概念,还可以是人为刻意制造而成,即宣布没有皇族血统的人为宗室。秦汉宗室有属籍者数量相对有限,没像宋明那样出现宗室泛滥为患的局面,因而被后世称道。

“小地方”的科举社会史:明代祁门科举盛衰考论

宋元时期科举欠发达的徽州祁门地区,至明初,凭借着《春秋》专经的优势,一跃成为区域科举的中心地,并获得了“祁门《春秋》天下闻”的赞誉。但从正德、嘉靖年间开始,该地区科举优势逐渐消失,重返科举“小地方”的局面。究其原因,正、嘉之际祁门地区连续发生的学变,士群对科举的背离,导致地方科举由盛转衰。而在此过程中,又可见官方、道巫、士群各方围绕学校改造而产生的利益冲突,以及地方宗族势力升降背景下,下层士人对宗统与道统建构的努力,从而为理解科举、理学、宗族三者的内在关联,提供了一个较为翔实的案例。“小地方”的科举史,亦有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

关于明代宗室的违制婚娶问题

宗室的违制婚娶,是明代藩府婚姻行为中的普遍现象,突出地表现为宗室的擅婚、私婚和滥婚。宗室的违制婚娶,根源于明王朝的婚禁限令,但也与宗藩地位的变化、选婚手续的繁琐密切相关。明代王府的违制婚娶带来了相当严重的后果:各藩府为了滥邀名封,造假成风,从而造成紊乱宗支,玷辱名器。

宋儒的族学思想探析

中唐以来,官学衰微,私学兴盛,庶族兴起强化了家族教育需要,促进了私学的家族化。族学是儒者家族兴办的学校,是家族化私学,是家族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基于宋儒的思想特征与时代需要,宋代族学形式有义学、书院、义塾、家塾等,以跻身科举为主要目的,兼顾天下关怀,以经典与宋学著作为主要教材,强调教师的家族化与名士化,并吸取佛老建构族学祭祀。不论族学的形式、目的、教材、教师以及祭祀,都凸显出鲜明的家族特色,宋学学术特征以及家族重建的时代特点。

质疑“皇权不下县”:基于宏观的长时段的动态历史考证

自秦汉至明清之际的1800余年,中国历代王朝的“编户齐民”一直在2000万人至6000万人之间徘徊,全国的耕地面积基本维持在8亿亩左右,县的数量大体保持在1500个上下,总体上并没有达到“地方百里、人口万户”的标准建制,因而属于一种“小县制”。同时,县以下还有乡里制度和以什伍编制为基本组织原则的保甲体系,皇权专制集权统治以“县政”为依托,其政治影响可谓无所不在、无事不管。因此,由当代西方学者提出的所谓“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纯属于一种毫无历史根据和主观臆断的无稽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