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流变·承续:南宋城市人居防御环境的空间体系与营建智慧

两宋时期城防理论与技术的发展臻于极盛,南宋人居环境的防御空间与营建智慧集中体现在历史人物、城守兵书、建设实践三个方面,其中人居防御环境营建为各有识之士相互博弈而形成,城市营建思想在冲突与交融中造就了以守为主的格局,致使文人论兵盛行,促进了城守兵书的流变与发展,指导了南宋城市人居防御空间的规划与设计。通过提炼城守兵书与建设实践的人居防御智慧,分析边防城市背后的选址布局、联防机制和防御空间特征,进一步论证人居防御智慧历史承续与更新的问题,厘清南宋城池防御空间结构与营建智慧,以期对明清城墙军事城防遗产的认识、保护与发展提供参考。

南宋四川山城遗址概说——结构类型、特点价值、保护利用

南宋四川山城遗址是宋廷在宋元战争背景下营建的山城体系的遗存。该山城体系以制司所在的重庆城为中心、以抚司级山城为节点、以府州级山城为基础,构成一个严密的金字塔形结构。所有新建山城都选择险要山地营建,形成以山城为点、江河为线的集建置城市和军事堡垒为一体的军政系统。该山城体系以制司所在的夔州路为根本、以四川腹地的潼川府路为外围、以原制司所在的成都府路为经营重点、以原兴元府路为光复远景、以蒙元南下的主要路线“外水”为主要防御方向。依托这个山城体系,南宋四川当局与强大的蒙元军队进行了长达40余年的拉锯战。这些山城在宋元战争结束后废弃成为遗址,因在险峻山区,城址保存相对完整,成为具有历史价值、纪念价值和旅游价值的重要文化遗产。如何整体保护山城体系的系统性、山城格局的完整性和山城要素的真实性,是今后南宋四川山城遗址保护和利用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南川龙崖城遗址的保护与利用

文章讨论了南川龙崖城名称的由来和发展演变过程,概述了龙崖城的筑城背景和经过,以及南宋龙崖城之战及其以后龙崖城的战事,介绍了龙崖城遗址的整体现状和其主要遗存,分析了龙崖城选址特征及其战略意义,提炼了龙崖城的特点和价值,最后阐述了龙崖城遗址的保护利用策略,并展望了龙崖城遗址公园的未来图景,以提升对龙崖城的全面认知。

“天子贲庸,诸侯疏杼”——试释南宋临安城官式建筑与《营造法式》记载之抵牾

根据南宋临安城官式建筑实例中建筑构件的规格制式与《营造法式》中记载不甚相符且普遍较北宋为小的现象分析,造成抵牾现象的原因包括:南宋营造部门的变化与其权力的下移;江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建筑风格、规格制式相异,匠人不同故营造手法不同;南宋士大夫对江南文化的“入乡随俗”;南宋文官政治的痼疾、基层吏治腐败及行政管理能力下降。具体以近数十年考古发掘的南宋临安城恭圣仁烈皇后宅、府学、府治、御街、太庙、宗学等资料全面丰富的遗址为建筑实例,将所发掘的墁地方砖、柱础、道路用材、房屋上层建筑构件的规格制式与《营造法式》记载进行比对。

宋末重庆府的区域防御体系研究

宋蒙(元)战争时期,四川军民凭借严密的山地城寨堡防御体系成功地抵御了蒙(元)军长达数十年的进攻。为分析、总结这一体系中城池区域防御体系特征,以其中核心城市——重庆府为例,从整体布局、区域体系、城池防御等方面进行分析,并结合相关史书资料和其他城池研究成果,总结出南宋末年重庆府在核心区域的防御体系构架。

南宋寿州古城防御空间形态研究

南宋时期寿州城地处淮河以南、两淮战区之前沿,为抵御金、蒙渡淮的第一道防线,是捍卫两淮防线重要的军事城镇。结合历史文献及地方志,梳理寿州古城的建置沿革,探索古城形态的演变,并分析两淮战区的地理特性和寿州古城的防御空间,揭示寿州古城山、水、城复合防御空间体系特征。

南宋古城防御空间特征对比研究--以静江府城和平江府城为例

城市自择址兴建始,安全防御需求贯穿发展的全过程,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防御空间。该文聚焦于南宋古城防御空间特征对比,在明晰静江府城和平江府城防御背景基础上,借助统计分析和空间句法等手段,对二者的自然、人工等物质防御空间特征进行对比。研究表明:(1)平江府城地理位置较静江府城更重要,静江府城自然环境较平江府城更利于防守,静江府城和平江府城分别呈立体式和平面式防线格局,均利用地势达到防火防洪目的;(2)静江府城的城墙、街巷防御性强于平江府城,防御性建筑分别沿主要道路和轴线布局。对古代山水城市研究、城市遗产保护和当代城市建设的引导有重要意义。

德寿宫遗址保护性展示工程的实践与思考

本文介绍了南宋临安城内重要的皇家宫苑遗址—德寿宫遗址的保护性展示工程实践。德寿宫遗址是位于城市核心地段的、多期叠压的考古遗址,其保护展示同时面临着来自城市建设、经济发展、文旅开发等方面的外部要求,也面临着遗址自身复杂性的挑战。工程实践中,项目团队基于对遗址的价值评估与现状评估,确立展示主题和对象,筛选展示方式,制定本体修复、模拟标识、博物馆陈列与数字化展示相综合的保护展示方案,最终建构起完整的遗址阐释与展示系统。以上技术路径的探索及相关的经验积累,对于未来南宋皇城大遗址综合保护工程具有先行先试的意义,也对南宋皇家史迹这一潜在的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挖掘具有启发作用。

南宋城市化进程与城市类型分析

两宋城市化进程,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处于一个空前绝后的制高点上,尤以南宋时期表现得最为鲜明。如果说北宋的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城墙之内的"坊市制"被临街设店的"街巷制"所取代,那么南宋的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城区的扩展又突破了城墙的束缚,而使城郊和市区连成一片。南宋市镇数量激增,城市人口比重高达13%—14%,城市化率不仅远超汉唐,且为明清所不及。与此同时,城市的经济意义明显增长,中古时期的政治、军事型城镇开始向近世型经济城市转型,且有一批生产型城市侧身其间。促成南宋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的主要动力是商品经济的繁盛和市场的拓展。这个进程不仅使农民向小商品生产者加速转化,农村人口向城市加速转移,而且带来了国家财政结构的调整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影响深远。

中国古代城镇防卫体系营建空间绩效研究——以南宋巴蜀地区山城防卫体系为例

在前人空间绩效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强调空间视角,提出城市防卫活动空间绩效的粗略估算理论模型E=(1+A)N+1/N,其中A为防卫层次强度系数,N为防卫空间层次数,并运用该模型对中国经典传统城镇南宋巴蜀山城防卫体系的空间绩效进行实证分析,从而验证了模型的合理性.

林希逸的佛教观

南宋末期理学名儒林希逸,在宋代士大夫参禅的背景下,与佛门缘分稠密,他既与多位僧人多层次往来,又热心佛事,大量引佛禅入诗文,思想上有深深的佛禅思想烙印。但是,他坚守艾轩学派第三代传人的身份,明确表示不崇信佛学,他将自己的思想根基明确定位为儒学。这种矛盾既体现了士大夫对平衡心理的诉求,也是对当时政治现实的超越。

南宋时期两浙城市的市政管理

宋时期,两浙城市普遍建立起较完备的市政管理体制。在行政管理方面,主要有厢坊制、隅坊(巷)制、厢界街坊(巷)、坊巷制和界坊(巷)制等不同形式;在治安体制方面,府州城市一般实行军巡制,并驻有一定数量的军队,县级城市则大多沿用由县尉直接管理的传统模式;在赋役征发方面,城市居民主要承担地税、役钱、和买、身丁钱、夫役、差役等;在环境卫生整治方面,不少城市形成了垃圾清理、沟渠整治等一系列相关制度。

南宋时期城市社会救助体系探析

南宋时期,随着城市贫困化现象的不断加剧,各种社会救助日显活跃。其中,官方救助占主导地位,民间救助属于补充。就救助类型而言,官方主要有预防性救助、补救性救助和补偿性救助三种,民间主要有社区救助和行业救助。在救助内容和方式上,官方救助涉及包括赈饥、救寒、防暑、助医、养老、育幼、救灾、助葬等诸多方面,民间救助则集中于饥寒救助,也涉及行业救助、婚丧救助等。与传统荒政相比,南宋城市的社会救助对象广泛,内容多样,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向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的趋势。但就其体制而言还很不成熟,有着诸多历史局限。

唐宋泉州城空间格局下的泉州南外宗正司、泉州市舶司遗址的考古发掘研究

唐宋泉州城的空间格局、城池营建和重要建筑的坐向和形制布局是中国古代堪舆学、易学、天文学及定向、定方位、测绘等科学技术的完美结合。唐宋泉州城空间格局,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三衡和七衡六间的缩影。唐宋泉州城及其外围山水可分为“寺”“城”“山水”三部分,泉州开元寺、清源山、六胜塔分别位于以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中心为圆心的三个同心圆周上而构成泉州城的“三衡”,城池主体包含“内衡”而未至“中衡”,城池外围的“山水”在“中衡”“外衡”之间,并有更细分为“七衡六间”的意向。泉州罗城七座城门逐步完善而形成的“释六俗一”格局,与中国古代历法中的夏历相关。与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取正”和泉州开元寺殿塔天盘缝针测绘系统、罗城门“释六俗一”相关的使用极星定向、通过日影观测来测定方向或测算时间等科学技术以及泉州府文庙、清源山巅三清之源、泉州天后宫等重要建筑使用以天盘缝针为基础的正针测向、二十四山定方位等方法,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及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脉络。在上述相关框架理论的支撑下,文章结合文献记载,就泉州南外宗正司和泉州市舶司的选址、既有考古发掘揭露出来的建筑遗存的等级、坐向、沿革及出土遗物等与相关遗址的关联性略作探讨,认为与水陆院、“取正”和天盘缝针方向相关的建筑遗存与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相关,而以天盘缝针为基础的地盘壬子正针乾亥缝线为坐向的相关建筑遗存与泉州市舶司遗址相关。

南宋文人的文化生活——以林希逸与文人雅士的交游为中心

南宋时,福建路基本上处在比较稳定的政治环境中,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生活于此的晚宋福建名儒林希逸,晚年时官至中书舍人,与之来往之文人雅士众多,交游内容十分丰富,从以文会友、一起出游到应朋友要求撰写各类序跋题记及对朋友的逝后缅怀,各种活动都体现出南宋时期典型的文人文化生活的特点。

王十朋的夔州心结与诗城情怀

南宋乾道元年(1165)王十朋知夔州,勤政爱民,兴利除弊,深受民众爱戴。在夔期间作诗315首,表现了他对夔州的深厚情感,讴歌了夔州的山川人文,反映了他治理夔州的一系列德政;表达了对诸葛亮、杜甫等历史文化名人的仰慕之情,以及通过歌咏夔州"十贤"以建构本土诗教文化体系的愿景。王十朋不仅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丰富了夔州诗的内涵,还充分调动地方行政资源,弘扬夔州诗传统,巩固夔州诗城地位,并将其官方意识形态化。可以说,夔州诗城的基础是由杜甫奠定的,而夔州诗城的传统文化建构和维护,王十朋则无愧第一功。

南宋临安城太庙建筑遗址复原探讨

1995年—1998年,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杭州市太庙巷一带的南宋临安城太庙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总面积近1100m2,发掘出的建筑遗址包括东围墙、东门址、砖铺道路、房屋基址、散水、排水沟等,可知南宋临安城太庙是一个功能布局完善、规模宏大、建造做法考究的建筑组群。结合相关历史文献的梳理分析,对南宋临安城太庙的建制始末、范围与布局、主殿建筑形制等进行全面的研究与探讨。

南朝城市发展与文学新变

东晋南渡,促进了江南经济发展,江汉流域兴起的城市群落,商业文化气息和消费享乐风气浓厚。城市及商业发展为诗歌提供了新内容,如商人、市民的生活与情感进入了吴歌西曲,恋情及声色成为诗歌的常见题材,文学风气相应趋向绮艳靡丽,为宫体诗的繁荣提供了环境与土壤。声色之美成为诗歌的普遍追求,表现了价值的多元化追求,并开唐五代以后词学兴盛之先河,有其积极的历史意义。

临安都市旅游繁盛原因探析

南宋偏安江南,却造极中华文化。其都市旅游也是中国古代旅游的典范。通过分析宋人笔记,认为:都市旅游的兴盛是以政局稳定、经济发展为前提,帝王贵胄"与民同乐"的思想为都市旅游提供了保证,而宋人本身的娱乐精神则是都市旅游繁盛的根本。对其繁盛原因进行探讨,有利于认识中国古代的旅游文化和传统,为当今的旅游研究提供一点现实性的借鉴。

南宋吴家将弓弩战术再探

弓弩,曾是宋朝与北方草原游牧骑兵交战中的主要兵器。南宋吴家将在宋夏及宋金战役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对灵活使用“弓”“弩”作战有过较为深刻的认识和体验,遂对以往弓弩战术进行了改良和提升。吴玠组建“驻队矢”使用弓弩“番休迭射”,个体操作弓弩,梯队轮番交换射击,主动出击作战。吴璘发明“叠阵法”组合使用长枪和弓弩,缩短弓弩有效射程,将弓弩战术发挥到淋漓尽致;并且以拒马设障、两翼骑兵护卫,完成阵型灵活变换。吴家将这种以运动战及动静变形阻击战为指导思想的弓弩战术,不仅取得和尚原之战、仙人关之战的胜利,阻断金人入川的计划,有效确保了南宋偏安东南政权的安全,并且为后世弓弩战术的开发和利用提供了借鉴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