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名实责:民事检察和解的定位与实施

民事检察和解具有定分止争、维护审判权威和协助审判权实现、适度纠错与及时结案的功能。对于完全正确的生效判决和调解书、存在非重大性错误的生效判决及部分符合抗诉条件时的生效判决均可适用于民事检察和解。民事检察和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不得损害原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时也不得作为另诉的依据。欲赋予民事检察和解协议强制执行力,则应将其纳入司法确认程序,通过人民法院以审判权加以确认。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两个和解”的时代化意蕴

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所造成的严重的生态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对立和紧张,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人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的思想。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引发的一系列生态问题,我们党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提高至重要战略地位。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两个和解”思想在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践行。实现“两个和解”须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独特优势建设生态文明、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关于民事执行调解的理论省思

作为执行实务中普遍存在的试行(促进)和解行为,民事强制执行中的调解迄今没有在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中予以明确认可和规定,只能若隐若现地躲在执行和解的制度框架背后。在当下调解优先甚至调解普适化的环境下,有学者提出,不如明确赋予执行调解的法律地位,摆脱其“做得说不得”“说得写不得”“写得规定不得”的尴尬处境。然而,从执行中并无“纠纷”以及“审执分离”的基点来看,法院在民事执行中并无调解权或进行调解的基础,执行调解不宜在法律规定中或者法律文书中予以明确,并且始终应是民事强制执行立法与法律适用必须坚守的底线。

论民事检察和解的适用边界

民事检察和解是检察机关承担社会治理任务时所做的创新,在矛盾积压于检察环节无法疏导的当下,其适用确有必要。实践中民事检察和解存在扩张适用之嫌,适用方式偏于实质化和职权化,适用范围延伸至其他不必要的案件类型,适用条件没有与适用契机相区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本位要求民事检察和解的适用必须是有限的。应当明晰民事检察和解的适用边界,于规范化中衡平社会治理任务和法律监督本位之间的张力:在引导方式上,保持谦抑适度,尊重当事人的和解意愿;在案件范围上,限于生效裁判监督案件和民事支持起诉案件;在适用条件上,明确特定事由,与适用契机相区分。唯此,方能防止行政权能与司法权能的界限混淆,以保证民事检察和解的精准适用。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诉前和解机制的构筑

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与侵权人在诉前达成和解的现象较为普遍,这对节约诉讼资源、促进纠纷多元化解决、及时保护公共利益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也面临理论依据不足、启动程序缺失及和解协议缺乏监督等问题,制约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发展。构筑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诉前和解机制,不仅要完善案件审查、听证程序及司法确认程序,也要明确其适用范围、启动方式及鉴定方法,从而提高环境侵权纠纷解决的整体效率,进一步健全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

论民事检察和解的理性与完善

当前,司法系统正在倡导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民事检察和解就是其中的一种创新形式。考察其发展历程和实际运行情况,充满着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从民事检察和解的运作基础来看,其立足于检察权和审判权的相互制约和相互配合,效力应得到肯认。但民事检察和解尚未有立法规范,所以应该在制度和实施上对其予以完善。

论执行和解的法理基础

我国现行执行和解制度的特点是混乱、矛盾以及不合理。执行和解承载的是私权自治的价值理念,呈现的是诉讼外和解的表现形式,透视出的则是民事契约的实质。只有在确认了前述的基础法理之后,执行和解制度的重构才可能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和解”的生态思想与习近平的生态文明观

在人类尚未处于技术对自然狂热征服的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前瞻性地看到了人类的生态问题。实现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和解的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核心。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人与自然矛盾的根源在于人与人的矛盾,指出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实现人与自身的和解。人本性、辩证性和科学性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和解"生态思想的显著特征。习近平生态文明观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和解"生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文明学论纲——全球化时代文明反思的学理呼唤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文明的冲突与和解、转型与重建,已成为当代人类社会发展深层次的无法回避的时代课题。因此,更需要建立综合性、反思性、前瞻性的文明学来审视文明的内在本质,统观文明的历史演进,评判文明的人性价值,引导文明的发展方向。文明学正是全球化时代人类把握文明命运的学理呼唤。

《民事诉讼法》修订:战略规划与制度设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次修订工作正在进行,改什么、怎么改,需要科学谋划和积极推进。此次修法宜以真正确立当事人主体地位为出发点,明晰民事诉讼制度完善路径;以实质化解矛盾纠纷和将矛盾尽可能解决在基层为功能定位,创新民事诉讼体制;以便民利民、降低诉讼成本、提升诉讼效率为依归,优化民事诉讼程序;以建立公正、权威、高效的民事诉讼制度为目标,科学配置民事审判权。

论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立法定位

我国民事诉讼立法缺乏关于诉讼和解程序规则的规定;在民事司法实务中,诉讼和解很多时候被处于"边缘化"地位。这与新形势下要求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顶层设计不相吻合。对民事诉讼和解进行以建立程序规则为中心的制度化处理有利于激活其解纷功能。具体地,通过加强法官对诉讼和解程序的管理、尊重当事人在诉讼和解过程中的自愿性、完善律师参与诉讼和解的制度措施、坚持诉讼和解的双重性质、改进诉讼和解法律效力的程序规则来增强诉讼和解程序的驱动力,藉此达到切实发挥诉讼和解解纷功能的目的。

公务员行政责任的实现路径分析

公务员在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往往会面临着多重困境,这些困境主要来自于权力、角色与利益方面的冲突。当公务员无法正确解决这些冲突或没有能力解决这些冲突时,就容易出现行政行为失范现象。本文在分析我国公务员责任冲突产生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责任的实现路径:制定公务员伦理法规;培育公务员的伦理自主性;完善公务员绩效考评系统,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

台湾民间的“省籍—族群”和解运动——以《面对族群与未来——来自民间的对话》为例

台湾的“省籍—族群”矛盾和冲突,在一般的社会生活中,并不显著,其脉络是在政治本土化过程中显示与发展的,特别是在选举时刻,为政治所利用。愈演愈烈的“省籍—族群”矛盾和冲突撕裂了台湾社会,民众对此已有不满。台湾民间的一些公民社会团体和学者,开始尝试开展民间的渠道,以相互了解、沟通与理解的方式去推动和解之路,治疗台湾社会为“省籍—族群”政治动员所撕裂的伤痛。这对于两岸交流中所发生的一些问题也不无启示意义。

纠纷自行和解的权理基础——意思互动与利益衡平

私权自治理论是纠纷和解的理论基础。按照私权自治理论,民事主体可以自己的意志判断设定自己的权利义务,主体的意志不仅是权利义务的渊源,而且是其发生的根据。纠纷的私权性内在地要求纠纷的解决应建立在私权自治的基础上,通过纠纷当事人的意思互动达成和解协议,实现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衡平。纠纷的社会性则外在地要求当事人的和解协议亦应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当事人的利益衡平。纠纷自行和解是以当事人意思为核心的法律行为在私法领域内的平等交涉以及当事人基于对收益、成本、效率、机制等诸多要素比较衡量的理性选择。以私权自治与利益衡平为内容的纠纷和解,彰显了私权自治的私法精神,同时兼顾了社会、纠纷当事人的利益衡平。

对《证券法》先行赔付制度改良进路的解析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实施后,第九十三条面临的根本挑战和先行赔付的制度困境在于能否在实践中得到落实,即如何以构建激励机制为手段,令相关责任主体有足够的动力先行赔付受损投资者,确保制度可以持续发挥优势作用。为了使先行赔付制度真正“落地”,充分彰显投资者保护的制度优势,通过优化现有的概括性规则,合理平衡先行赔付主体、其他连带责任人和受损投资者之间的关系,保障赔付主体追偿权的实现,增强市场主体对制度实施效果的预期,可以产生积极的助推效果。同时立足长远,在第九十三条之外探索可以与之形成协同功能的正向与反向激励机制。

论民事执行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及立法完善

执行和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特殊制度,但其制度存在的理论基础和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执行都存在着诸多争议。梳理了不同学者在该制度上的若干观点,并在总结、评论的基础上,提出执行和解协议不构成对既有法律文书的违背,但不能具有执行力和可诉性;认为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应适当介入执行和解程序,而不应只做个简单的记录者。

自由与权威的和解——认真对待霍布斯

在政治哲学史上,霍布斯是位颇具争议的政治思想家,其主权权威与公民自由的思想主张被认为是充满理论张力的,实际上,霍布斯主张主权权威和公民自由是相容的。霍布斯企图从基于人的自保本性和恐惧心理出发,设计出利维坦式的主权权威来赢得社会秩序,实现现代政治秩序的再生产;用全新的自由内涵置换古典共和主义的自由之义,迎来了近代自由主义自由的诞生;公民自由和政治秩序的融合与两者的兼得,是霍布斯设计利维坦式国家的真正鹄的,开启了近代政治哲学的新局面。

调解语境下的民事诉讼和解

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和解与法院调解及诉讼上和解均属于合意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在形式上或名称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容易混淆视听,应予以辨析区别。尽管民事诉讼和解属私法行为,并且在当前强调调解的司法语境下,和解存在的制度空间被极度挤压,但民事诉讼法还应对其加以规定。因为从保障当事人权利角度出发,应赋予当事人更多的程序选择权,现代民事诉讼程序也应保障当事人更多没有被纳入法律保护体系的利益需求的实现。

知识产权刑事诉讼中权利人参与的制度检视及完善

作为知识产权强保护的重要抓手,刑事保护的质量直接关涉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成效。司法机关基于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侦查、审理的特殊性,不断增进知识产权权利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参与程度。就理论维度而言,加强权利人参与契合恢复性的司法理念,符合法秩序的统一性要求,有助于落实权利人的诉讼参与权。但在制度设置层面,现有制度设计在提高知识产权权利人诉讼地位的同时,却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对于权利人刑事诉讼中权利恢复的关注,忽视了知识产权权利人在刑事诉讼中经济补偿的诉求,不利于提高知识产权权利人参与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基于妥适、高效处置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需要,可以在现有的刑事诉讼法框架下,允许知识产权权利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并在部分知识产权案件中引入刑事和解制度。

公诉案件和解正当性探讨

破解公诉案件和解现实困境的前提是,要理性阐释公诉案件中和解的正当性内涵,并以此作为制度构建的价值基础。将和解引入刑事领域,国家将一部分追诉权让渡给被害人,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对国家垄断公诉权的质疑;刑事和解蕴涵着主体间性程序价值;和谐社会中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是刑事和解超越刑事领域的价值指向。